華新街，位在臺北捷運南勢角站步行不到十分鐘的這條街道，有著不少臺灣社會尋常風景中難以看見的元素—香料奶茶、烤餅、米線與彎彎圓圓的文字，那些屬於南國緬甸的日常記憶。異國風情，大概是每個走進這裡的外來者會在腦海出現的第一印象。

為什麼這裡會有那麼多的「緬甸」，又為什麼臺北近郊這條小小的街道，會與位處大陸東南亞最西側的國家有那麼密切的連結？這些人究竟是臺灣人，還是緬甸人呢？

華新街之名

被叫做華新街的這條街道，所在行政區華新里是在一九八六年才由中和市頂南里分出，且名稱的來由據說是「取雅正語，命名華新」。然而，對於這個名字，當地人似乎有著全然不同的看法。

顯然這個稱呼，或許與它的別名「緬甸街」有著更為密切的關係。據當地居民所說，「華新」隱含著「華僑新遷居於此」的暗示—這也意味著，在這裡的「緬甸」其實不完全是東南亞的緬甸，更是屬於移居南洋的華僑，以及國共內戰軍人的那個緬甸。

他們經歷了哪些流離歲月，又是怎麼移動到臺灣的呢？為什麼這些緬甸華僑會選擇來到臺北周緣的這個角落？

那個陰鬱的午後，我彎進了這條灰灰舊舊的街道上一間小吃店，點了份緬甸奶茶與米線，並在那香料氣息充盈的空間裡，與老闆娘閒聊了起來。她忙進忙出招呼著客人、端出最道地氣味的美食，我們的談話就這麼斷斷續續地進行。在這短暫的談話中，我終於得以稍微了解他們移動的經緯，甚至是專屬她個人與家族的經驗。

問及老闆娘來臺的原因，她看著我以及那碗還冒著蒸氣的粑粑絲，悠悠說道：「當時大陸內戰，賺不到錢，聽說緬甸比較容易做生意，只好到緬甸來，那時我們生活在緬甸北方的蜜支那。後來到臺灣的其實只有生活在那裡的一小部分人，我是因為親戚是國民黨軍官，才有機會來臺灣，算是比較幸運的。」

一場戰爭、兩個中國

一切的一切，要從蔣介石與他的同志來到臺灣說起。推究老闆娘來臺灣的原因，大抵也與內戰後一分為二的兩個中國有關。那時敗給共產黨、逃到臺灣來的國民黨，試圖在這個剛經歷了五十年日本統治的殖民地重建、移植已不復存在的「那個中國」，進而讓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權稍顯合理、合法。

對內，積極透過「再中國化」的文化運動來形塑人民的認同，蔣介石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公開發言中，強調臺灣是中華民國理所當然的基地：「我們這一代既為中華民國而生，亦當為中華民國而死，凡我全體愛國同胞，只有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共同一致，擔起救國家、爭自由、維護歷史文化的使命。自由中國的同胞們。」

對外，他則打著「自由中國」的名號，不斷以「華人世界最後的反共堡壘」的旗幟招搖撞騙，啊不是，是尋求海外華人以及西方諸國的認可與奧援。

一九五○年，蔣介石對南洋華僑發表廣播談話時提出：「海外僑胞、臺灣六十萬國軍及中國大陸內部反共抗暴的力量，乃為反共三大支柱。」拉攏海外華僑的支持，因此成為此時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透過僑生政策，以及對華僑進行文化、經濟上的援助，國民黨政府試圖至少在海外戰場上贏過大敵。

國民黨中常會隨即依此通過了「以外交鞏固僑務，以僑務發展黨務，並以黨務為僑務核心，以僑務做外交後盾」的方針，僑務成了當時政府的首要之務。

透過這些宣傳與招募，在臺灣的中國政府進而將自身形塑為廣大海外華僑法統上的代理「祖國」，部分華僑趨之若鶩，儘管他們根本不是從臺灣前往南洋的。華僑於是成為中華民國的政治籌碼、認同符號。

相對於老闆娘以軍眷身分來臺，在小吃店遇到的另一位客人，同樣也居住在當地的王阿姨則表示自己與家人之所以會來臺灣，是因為：「那時，臺灣在招生。我大姊先來，再來是哥哥姊姊，然後是我。華僑可以回祖國（指中華民國）念書，政府說回這邊念書可以給你身分證。」相較於在緬甸只能領「華僑證」，不能買房置產，國民身分還不被政府承認，中華民國的條件相對十分誘人。

像王阿姨這樣的僑生，只要是自願來臺灣就學、升學，不只中等以上學校均可申請保送、免試分發，並且從寬甄試。這些從北越、印尼、緬甸等「災區」回來的僑胞子弟，更有著比照師範生的公費補助。同時為了增加各大學招收僑生的意願，僑委會在與教育部商量之後，決定大學凡招收一名僑生便可補助新臺幣一萬元。早期臺大、師大、政大和國防醫學院等校為了興建新校舍，都十分仰賴這筆款項的補助。

然而，當時戰後百廢待舉的中華民國政府顯然沒有這樣的財力，還是得靠著美援的協助。這些在臺灣為數龐大的海外留學生，成為美國總統艾森豪在反共防線的東亞布局上，一個明顯可見的政績。一九五八年，他在致國會咨文中表示：「現有八千名華僑學生在臺灣讀書，等於海外華僑對中華民國的公民投票。」

來臺灣的緬甸華僑

不過，對於這些不被緬甸政府接納成國民的華僑來說，選擇移居臺灣，或許不完全是自由中國與共產中國的抉擇，另一方面也是生計與生存上的考量。老闆娘感慨地表示：「像在臺灣就好很多，雖然我們一樣是華僑的身分，可是就自由很多。」

一九八九年來到臺灣的老闆娘，碰巧在來臺灣的前一年，見證了緬甸史上最大、遭軍政府血腥鎮壓的學運。這場被清洗的社會運動，一如二十餘年前的那場排華運動，使得不少還留在緬甸的華僑選擇離鄉，尋覓其他美好生活的可能性。這群人，成為僑生、軍眷之外的另一群為數不少的來臺緬僑。

那些在中日戰爭從事敵後工作的情報人員，後來搬到了臺北士林一帶定居，一九五○年代繼續在中緬邊界的「異域」與共產黨作戰的孤軍，則落腳在中壢龍岡、南投清境、高雄吉洋等地。

而像老闆娘這群在一九八○年代後來臺的移民，則多半選定臺北周緣地帶的中永和（如華新街）、新店、板橋、土城等地。由於當時緬甸情勢緊繃，這些人多半只能靠著親友協助，依附在舊有的緬華聚落或新興的市鎮。

小吃店的熟客王阿姨跟老闆娘一樣是在一九八○年代來到臺灣。以學生身分來到臺灣的她，畢業後想留在臺北卻負擔不起高昂的房租。

中和作為一個緊鄰臺北的新興市鎮，不只交通便利，地價也極為低廉，對她們來說是極具吸引力的選擇。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發展，許多代工、零件工廠為了減低成本，也紛紛選擇在這裡設廠。工廠帶來的大量就業機會，更進一步促使這些緬甸華僑們將這裡選為他們的新故鄉。

終究只能是華僑

然而，儘管不再需要時時憂心軍政府的迫害，但內心深處卻始終難以真正成為「當地人」，難以對任何一個地方有著如故鄉般強烈的羈絆或認同。在幾次聊天過程中，她們從不曾說自己是「臺灣人」，取而代之反覆出現的卻是「僑」、「中國」人。

談話中時時出現的中國，顯然不完全意指著此刻置身的臺灣。來到臺灣定居之後才終於發現，這塊土地根本就不是預想的那個國度。心目中一直期待著的那群「祖國同胞」，竟然是他者。從她們踏上桃園機場的那刻，這個「祖國」早已成了個概念性質的虛體，不復存在。地理上也已全然不同。

歷經一再的遷移失所，從中國到緬甸，再從緬甸到臺灣，如此強烈的離散移動經驗，使得他們於心態上始終難以真正地成為「在地人」，內心最深處的認同終究只是「華僑」，而無法是其他人。

*本文摘自《不能只有我看到！臺灣史上的小人物大有事》，圓神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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