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許多歷經過日治時期的臺灣人而言，「被徵調到南洋當軍夫」是相當重要且無法忘懷的生命記憶。生活在太平盛世的我們可能很難想像，在戰爭期間，二十到四十歲不等的青壯年接續踏上生死未卜的征途，這些青年可能你是家族成員、街坊鄰居踏上征途的別離之苦，甚至，自己就是那個與親友訣別、未來生死未卜的「榮耀の帝國軍夫」。

什麼是「軍夫」和「軍屬」？

最初，在日本軍部的規範中，只有軍人和軍屬的差別。從階級來看，由上而下分別是軍人〈軍馬〉軍犬〈軍鴿〉軍屬〈軍夫〉。換句話說，「軍屬」是以非正規軍人的身分受僱於軍方，再細分為「文官」、「僱員」、「傭人」三種階級，專門處理軍中的大小勤務事宜。「軍夫」則是完全被排除於正規的軍方體系之外，任務是運輸戰場的糧食、彈藥等戰備物資。

若要用更白話一點的方式來解釋「軍夫」和「軍屬」的相同之處，大概就是兩者的身分位階連日本帝國的軍馬、軍犬、軍鴿還不如，且不被認為是正規軍人。

不過，在薪水方面，軍夫和軍屬的俸餉卻算是相當優渥，軍夫的月薪約三十圓，軍屬的月薪則是三十到一百五十圓不等。當時的警察月薪僅有三十圓、海陸軍二等兵月薪僅有六圓，可以看得出來就連地位最低的軍夫待遇都比正規軍人來得高，這也提供了殖民政府「強徵」軍夫、軍屬觀點的另一種思考方向—確實有許多人是因為經濟因素而「自願」去當軍夫或軍屬的。

大抵而言，作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臺灣的軍夫和軍屬都是在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開打後大量被動員，以搬運糧食、砲彈等軍用物資為主要任務。

隨著日本帝國對外戰線擴張，臺灣總督府開始有系統地組織各種具備特殊技能的團體，例如以農業為主的「農業義勇團」、「農業指導挺身團」、「臺灣特設農業團」，技術為主的「臺灣特設勞務奉公團」、「臺灣特設勤勞團」、「臺灣特設建設團」等等。這類軍夫的服勤時限以一年為期，但若遇到傷、殘等狀況，部分軍夫、軍屬可以提早回家鄉養病。當然，也有因為交通被戰事封鎖，長時間留於國外的紀錄。

到了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的戰線也逐漸轉往南洋地區。由於軍需人數越來越多，現今深埋在許多臺灣人心中的「南洋軍夫」，大致就是在這段期間出去的。同時期派出的，還有同樣深植於臺灣人歷史記憶中的「高砂義勇軍」。最有名的案例，大概就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在印尼叢林中被發現的史尼育唔。

史尼育唔出生於臺東縣成功都歷部落，少年時就讀都歷公學校，由於擅長棒球運動，曾經代表臺東廳到臺北進行棒球比賽。一九四三年十月，史尼育唔被編入高砂義勇軍時，名字為「中村輝夫」，經過短期訓練，隨即被派往印尼作戰。由於作戰過程中與同行隊友散失，自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開始，便獨自一人在印尼摩洛泰島生活。與世隔絕近三十年的史尼育唔並不知道二次大戰早在一九四五年結束，依然堅守崗位，直到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才被發現，並於一九七五年一月八日搭機回到臺灣，受到當時臺灣省主席謝東閔高規格接待，最終改為漢名「李光輝」。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所謂的「南洋」並不全然是我們現在所認為的東南亞地區，因為在二次大戰期間，廣義的南洋也包含西南太平洋與南太平洋的區塊，例如臺灣軍夫最遠的足跡，就曾被派到今日南太平洋的索羅門群島一帶。

十二軍夫墓與一個矛盾的世代

第一批被臺灣總督府「徵傭」的軍夫，是發生在蘆溝橋事變後的一個月（約在一九三七年九月），據說是因為上海戰線的臺灣軍沒有配備後勤、補給部隊的緣故。面對戰事吃緊的中國戰區，臺灣總督府接獲調派人力的命令，就這樣，一共有八百五十名軍夫被「徵傭」，其中又有超過一半（約四百五十名）軍夫來自臺南安平。

根據耆老的回憶，一九三七年八月，安平區區長島津秀太郎為了證明安平地區實施皇民化運動教育的成功，曾向臺南市役所建議徵調安平地區人力。適逢中日戰爭開打，於是就以「日本軍部急需勞務工人」、「錄取者每日可獲得一塊半報酬」的名義向民眾宣傳。由於薪資高於平常一倍之多，體檢當天一早，抵達臺南市第二聯隊（今日的成功大學）報到者盛況空前。

吃完晚餐後，軍部要求所有人換上軍服，並說明：「隔日一早將搭乘火車到基隆車站，為了避免消息走漏，不可向家人辭別，軍部會另行通知家屬。」直到此時，眾人才發覺此趟旅程的主要目的並不是單純的勞務工作，你看我、我看你，卻也無法改變即將踏上中國戰場的命運。

安平軍夫一路隨著日軍戰線的推進，從上海羅店鎮→上海市→嘉定→鎮江→無錫→江陰→安慶→九江，最後抵達武昌。此批軍夫、軍屬便是以日本帝國從軍人員的身分，參與了著名的「武昌會戰」。

從歷史的後見之明來看，安平十二軍夫墓的墓誌銘中，至少就有五名軍夫死於此場戰役。慘烈之況，令人不勝唏噓。

從最年輕的洪清山（十七歲）到最年長的陳養（五十歲），年齡差距高達三十三歲，這或許也反映出殖民政府在一九三七年徵調安平軍夫時的匆促。而仔細比對安平軍夫的死亡地點和死亡原因，也不難推測中日戰爭初期日本軍隊的移動路線和死傷狀況。

延續這樣的思考邏輯，儘管徵調的過程較為匆促，作為第一批來自殖民地的軍夫，四百五十名安平軍夫當中有許多父子、叔姪、兄弟一同被徵調的紀錄，如何描繪出戰場上軍夫、軍屬盡忠職守、光榮犧牲的「愛國形象」，就是當時最重要的事。

我們可以從一九三七年以後的報紙看到越來越多類似的「愛國の軍夫」報導。例如，《朝日新聞》就曾經以〈夕日に哀し一條子が親を焼く煙親子出征、臺灣出身軍夫の死〉一文，來形容安平軍夫陳養及其子陳阿雲的忠誠之心：

這時，部隊長指著旁邊的青年說：「這位青年是過世的陳養君的長男陳阿雲（20），看看他，一滴淚也沒掉，能在這荒野上葬送他父親的勇氣……」

陳養君的死是無憾的，他和他唯一的兒子阿雲以「能報答天皇陛下的恩情時終於到來」而志願留下妻子一人一起出征。

在臨終前，陳養君呼喚阿雲前來，以滿足的表情說道：「因病而死真是抱歉，我死後你要擔上我跟你的份，努力保衛國家。能在自己的兒子的照看下過世，已經死而無憾了。」

除了報章雜誌上對於軍夫、軍屬愛國之心的報導，殖民政府在各街庄進行的祭儀則是另一個宣傳的重要指標。一九三八年，安平地區連續以「街葬」、「市葬」、「聯隊葬」的方式紀念犧牲的安平軍夫。正因為安平軍夫是戰爭時期第一批為日本帝國犧牲的殖民地軍夫，意義非凡，從地方到軍方單位都爭相舉行紀念儀式，也就不難理解了。

由於在戰爭期間無法將完整的骨骸移送回臺，除了陣亡者的骨灰外，以衣冠塚替代的情形相當常見。一九三八年五月七日於安平進行埋骨儀式，《臺灣日日新報》以斗大的「九勇士の埋骨式」標題，來記錄這個發生在臺南沿海小漁村的儀式。在報導中，也不忘再次強調每位軍夫壯烈戰死殉國時的英勇情操。

隱身於喧囂中的歷史記憶

部分在日治時期擔任軍夫、軍屬者，到了一九四五年國民黨政府來臺後，再度被徵調到中國大陸支援國共內戰。對這些長輩來說，感觸最深的並不只是身體上的戰爭刻痕，而是生活在兩種政權下的文化差異。

尤有甚者，思考著自己到底是誰？應當為誰賣命？

儘管每年清明節前後仍有地方協會辦理追思活動，但「安平十二軍夫」的故事，似乎也像鐫刻於墓碑後方的文字，在沉靜中逐漸模糊。或許，這些積累已久的文化瑰寶，還靜靜地等待著那位遲來的伯樂吧！

二○一六年十一月，總統蔡英文首次以國家元首的身分，參與位於高雄旗津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所舉辦的追思活動。該館可以算是全臺唯一以臺籍日本兵為主題而設的展區，不僅收藏了相當豐碩的臺籍日本兵資料，也在地方協會的努力下，連續數年舉辦與戰爭主題相關的學術研討會，更定期舉辦臺籍日本兵的追思祭儀。

這段由臺灣人為不同政權出征的歷程，正好說明了臺灣人在各政權統治下的複雜處境，而這些故事最終是否消失在時間的洪流，或許，就要看我們是如何看待「過去」，以及是否要從「臺灣」出發，正視這段漸行漸遠的歷史記憶了。

*本文摘自《不能只有我看到！臺灣史上的小人物大有事》，圓神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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