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八日，立法院爆發《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存查爭議，爭議蔓延到全台灣社會。當天晚上九點，兩百名名學生和社運人士，突破警力，特別是從康園餐廳前面虛掩的小門衝入（後來，台灣的友人多次請我在這家餐廳吃飯，不記得有什麼特別好吃的菜了，只記得有一次，與立法院一牆之隔的濟南長老教會門口有關於香港問題的抗議活動，我參加了抗議活動之後，跟幾位朋友去康園餐廳吃飯，這才發現鐵門緊閉，數十名全副武裝的員警緊張地守衛在哪裡，必須等到遊行隊伍散去才解除警戒，放我們入內，大概是吸取了太陽花學院中的教訓吧。）隨即突入立法院議場並佔領主席臺。

這是台灣乃至整個中華民國歷史上，第一次立法院被民眾佔領。這一天對於位於中山南路一號的立法院來說是一個轉捩點，甚至也是台灣民主憲政史上的一個分水嶺。太陽花學運不僅成功擋下了《海峽兩岸服貿協議》，避免了台灣被捲入中國這個無窮大的黑洞的危機，也讓此前猶抱琵琶半遮面的、一直作為潛流而存在的台獨意識和台獨價值浮出水面，在未來短短幾年間成為台灣擁有過半支持率的主流思想。可以說，太陽花之後，兩岸關係再也不能回到從前了，作為觀念層面的台獨已經水到渠成，而要落實到憲政實踐層面，還需要等候國際局勢的變化以及中國的解體。

那時，我正要啟程前往台灣訪問，等我抵達台灣的時候，太陽花學運已經只剩下尾聲。我在臉書上多次建議佔領議場的學生們取下主席臺上高高懸掛的孫文頭像——生前持美國護照到作為日本國土的台灣來遊山玩水、騙吃騙喝的孫文，怎麼是台灣的國父呢？去孫文像乃是台灣轉型正義，特別是思想自由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關鍵步驟。如果那個時候趁機取下孫文像，台灣的「精神去殖」將取得象徵性的勝利。而此後無論是二零一六年還是二零二零年蔡英文的就職典禮，就無需向孫文像宣誓了。可惜，幾乎沒有人傾聽我的建議，這一重要的時機被錯失了。

不過，當時佔領議場的學生和市民已經發現了那個特殊空間中的威權主義氛圍。在晏山農等撰寫的《這不是太陽花學運》一書中寫道：「議場本身就不是開放的空間，立法院內部的裝潢使用了大量的威權語言，包含了大型的孫文畫像、主席團華麗的椅子、隔離在二樓的記者席、走廊後方隱秘的會議室等等。所有的設計都讓這個空間，以及進入空間的人們限縮在特定的氛圍之中，最後不經意地被捆綁在這套象徵裡面，所以原本是一次『佔領議場行動』，但最後行動本身的意義被一場內部的威權符號蓋過，最後反而是爭奪『佔領議場行動』本身的權勢權。」

就連太陽花這個象徵物都是偶然的命名。一開始是熱心的花店老闆送入議場，給學生打氣的，裡面也有其他花卉。但當行動者將花佈置在議事台之後，媒體播放此畫面，太陽花就成了佔領立法院的精神象徵符號。「有趣的是，當行動者發現太陽花被當成象徵之後，有段時間非常懊惱，於是議場內部曾一度拒絕再接受向日葵。但後來要出去的時候，整體的空間已經不再排斥太陽花符號，甚至是大量訂購向日葵，讓參與者人手一枝花朵走出議場。「

一個中國，不能各自表述；一個太陽花，卻可以各自闡釋。後來，有一群台灣學者將關於太陽花的論文結集成《破照：太陽花運動的振幅、縱深與視域》一書，基本上是從左翼的觀念來闡釋太陽花，我並不同意。據我的觀察，以太陽花的主流而論，他們並不反對與美國和日本等民主自由國家的國家貿易，而只是反對台灣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被納入大中華的天下秩序之中。而在運動中脫穎而出的台灣民族主義思潮，才是如假包換的真右翼——個人主義的、民族優先的、保護在地多元經濟形態的，當然是右翼。右翼這個詞語在台灣長期被妖魔化，甚至被用來形容國民黨。其實，國民黨跟共產黨一樣都是列寧式政黨，是鐵桿的左派，他們都堅持黨國體制、集體主義、計畫經濟和國有經濟、中央集權，不是左派又是什麼？

一九九零年

立法院擁有「準國會」的地位，始於一九九零年的野百合學運。從野百合到太陽花，台灣民主的深化經歷了兩個階段，加起來堪比當年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以花為主題的革命，是不流血或少流血的革命，少了血腥與暴力，多了浪漫與柔情。

中華民國（南京政府）的立法院，於一九二八年成立於黨軍北伐之後佔領的南京。但其從誕生起，即「先天不足，後天失調」。

說「先天不足」是因為它不是真正的中華民國法統的延續，它不是民國初年立法機構衆議院的「升級版「而是「殘缺版「。在孫文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五權」架構下，立法院最初只是國民政府的附屬機關之一。直到二十年後蔣介石在內戰的危機中，為招攬人心匆匆宣佈「行憲「，立法院這才於一九四八年因應行憲而在制度上脫離行政權，成為一個正式的議會機關。根據一九四六年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一九四七年選出行憲後第一屆立法委員。但立法院僅有制定與修改法律、審查中央政府總預算等監督行政部門的權力，而變更領土、修改憲法、罷免總統副總統等攸關國家權力之事項，均由國民大會行使。這個制度移植到台灣之後，產生了光怪陸離的「萬年國會」和「山中傳奇」（國民大會在陽明山中山樓召開），以及「以一省承擔一國」的畸形體制，由此引發一九九零年三月十六日的野百合學運。野百合學運中，學生提出的四大訴求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提出民主改革時間表。同年六月二十八日，李登輝於圓山大飯店舉行國是會議，最後達成「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回歸憲法」、「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修憲採取一機關兩階段方式」、「修憲以《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名之」等共識。

說「後天失調」是因為在立法會在實際運作過程中，並不具備西方民主國家國會所擁有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始終處於權力的邊緣位置。壟斷所有權力的獨裁者，既缺乏基本的法治觀念，更不願讓其他人來監督和制約其無邊的權力。蔣介石與胡漢民之爭即為一個典型案例：蔣介石成立南京政府時，為與在黨內資格比他更老的胡漢民結盟，邀請胡漢民擔任立法院長。蔣氏此舉只是給胡一個面子，並不承認胡有任何實權。在蔣心目中，權力的大小來自於軍隊的多寡，手中並不掌握軍隊的胡漢民，只是一個吉祥物，豈能利用立法權對其說三道四乃至針鋒相對？而胡漢民則以孫文正宗的繼承人自居，瞧不起一介武夫蔣介石。胡漢民要將立法院長「坐實」為可以制衡行政權的國會議長，甚至夢想用「法」來指揮「槍」，其結果可想而知——一九三一年，湯山事件爆發，蔣介石將胡漢民非法軟禁並解除立法院長之職。蔣胡合作僅僅維持了兩年多時間，胡原本希望幫助蔣成為中國的「凱末爾」，卻沒有想到蔣成了「袁世凱」。拋開蔣胡二人的個人品質與私人恩怨不談，由此可見在國民黨版本的中華民國的權力結構中，「法」是遠遠不能跟「槍」比的。胡漢民之後的立法院長，一個比一個弱勢，基本淪為獨裁者的花瓶和圖章。

野百合學運顯示，台灣民眾對國民黨到台灣之後玩弄了四十年的偽國會、偽民意機關的政治現實再也忍無可忍了。時任總統的李登輝借野百合學運之力，在體制內推動改革。一九九一年，除第六次增額補選外的第一屆立法委員全數退職。一九九二年，首次進行立法委員全面改選。

過去中華民國國會曾是多院制，由多個機構同時擔任國會。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七十六號》解釋認定，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共同相當於國會。此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三百二十五號》以監察院已經不是民選，已經不是中央民意機構為由，認定監察院不是國會。而國民大會同樣不是由民眾直接或間接選出，歷經一九九零年代以來的七次修憲，國民大會的功能被逐漸縮減、最終於二零零五年停止運作，其職權大都轉移至立法院，使得立法院的功能等同於三權分立理論中的國會，成為中華民國的唯一國會。

但是，立法院離西方式的國會仍有一步之遙，未來台灣的憲政改革，可以考慮將監察院併入立法院，將立法院改名為國會，國會可設上下院（或美國式的眾議院與參議院）。

一九六零年

立法院是一九六零年搬入中山南路一號的。目前土地登記為臺北市政府機關學校用地，立法院每年花五千二百多萬元向北市府承租。這種奇特的產權和租賃關係也是一大奇葩。

據鄭梓、王禦風編著的《立法院長黃國書傳記》記載，立法院由中國播遷來台後，一直以中山堂做為開會地點。一九五八年四月，立法院籌組遷建指導委員會，選擇今日立法院之址，並於一九六零年遷入。遷入後先以原學校禮堂做為會議舉行之處，同年十一月興建新議場。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三日，第一屆立法院第二十九會期第一次大會時啟用。

在新議場啟用的第一次會議，由黃國書院長主持，在大會開始時，黃國書院長特別表示：「陳兼院長、各位首長、各位委員、各位同仁，今天是本院第二十九會期第一次會議，同時亦是在本院新建議場舉行的第一次會議，趁此機會，讓本席來敬祝大家身體健康，事事如意，工作進步。」這席話也揭開了立法院新議場的歷史。耐人尋味的是，這間議場開局的第一場爭論就是是否設置記者可以看到的標記有立法委員號碼的、表決時的電子按鈕——最後該議案被否決。

立法院議場有五百個席位，會場作扇形，委員座位前桌子有電鈕（包括叫人、發言及表決三種），桌下有抽屜一個。二樓為旁聽席及記者席。在議場之一的庭園，已請庭園設計專家設計重新設置花壇，栽植各種花草，原有的圓形噴水池亦加以改裝，有假山、遊魚，環境煥然一新。

黃國書院長特為新議場撰寫壁記刊石存念，其全文是：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赤氛瀰漫，政府遷廣州，而重慶，而成都，而在台灣。翌年三月一日，蔣總統親政事，以是地，光復大陸。先一月，立法院第五會期集會於臺北市中山堂，即其地設院址。四十七年四月，院會通過組院址遷建指導委員會，遂定今址。四十九年十一月，議場肇建，碁年工竣，既崇既固，昭隆治體。爰刊樂石，用紀經始。

黃國書是第一個擔任立法院長的台灣人，但這只是蔣介石對跟從國民黨的台灣籍權貴的籠絡政策而已。黃國書早年就赴中國，被蔣介石派遣到日本學習軍事（學費也是蔣介石支付的），抗戰期間官職陸軍中將，與鄒洪上將為二戰期間國民革命軍中的兩大臺灣籍將領。他從無法律背景，由將軍而為立法院長，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是對立法機構的蔑視與羞辱。果然，後來黃國書受其擔任常務董事之國光人壽發生弊案影響提出辭職，對立法院的聲望造成相當之打擊。

而立法院所在地由中山堂轉移到昔日的第二高等女學校，明顯是蔣介石對立法機關的輕視，隨便將立法院打發到一個破爛侷促的地方辦公，根本不顧立法機關的尊嚴和威嚴。你能想像美國會將國會隨便設立在一所中學嗎？華盛頓最宏偉的建築不是白宮（其實這個翻譯也是中國式思維的結果，美國沒有皇帝，自然沒有宮殿，民選總統居住和辦公的地方，只是尋常的白屋而已），而是國會大廈。我陪同一些中國的親友遊覽華盛頓的時候，他們常常感到奇怪，國會山莊高高矗立在中心點，規模小得多的「白宮」卻屈居一隅。而這正是美國三權分立的真諦：立法權高於行政權。

但是，在台灣卻是顛倒的，正如台灣評論人魚夫在《為什麼我們的國會好像一部拼裝車？》一文中的質疑：「全世界先進民主國家的國會殿堂莫不莊嚴華麗，從開工動土到落成動輒長達數十年，這一切都是為了尊崇人民託付權力的榮光。唯獨台灣的立法院根本就是因陋就簡、拼拼湊湊的反攻大陸式臨時建物，隨便就讓人衝入占領，實不足為奇。「

魚夫更從建築美學的角度分析這組二戰中殘存的建築並不適合充當國會：「一九四五年盟軍對台進行大轟炸，L型校舍部分曾被戰火燒毀，再經修復，正面大門之上的尖頂拆除，改為平頂凸出玄關，紅磚表面再以紅色油漆塗滿，令人不忍卒睹。如此臭頭厚藥，東貼西黏，勉強當校區使用還可以，如要滿足共議國事大業之所在，就顯得過於寒酸了。立法院其實也屢有覓地新建之議，只是到今天，只聞雷聲響，不見雨點落罷了。」

一九一九年

國會沿用昔日之女子中學的建築，當今世界的民主國家中，堪稱獨一無二的奇觀。一方面可見，在中華民國的思維之中，就建築本身和建築背後的權力而言，寒磣的立法院跟威嚴的總統府完全不是一個重量級的。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一所女子中學能供立法院使用六十年，可見日治時代多麼重視教育，對女子教育亦一視同仁，使用最好的建築師、建築材料來設計和修建女子學校。對照在兩千年來一直歧視女性且剝奪女性受教育權的儒家中國，早已「脫亞入歐」的日本乃是文明開化國。

台灣歷史學者莊永明考證，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日，「公立臺北高等女學校」新校舍落成，學校正式遷入如今的中山南路一號。

公立臺北高女的建校源於一九一九年四月一日發布的「台灣公立高等女學校官制」，在臺北、台中分別設立一所二年制的高女，臺北高女於五月一日開校，但因為新校舍尚未完工，暫時借用西門外街的臺北高等小學校舉行第一屆開學典禮，初期也在那裏上課，學生總共九十六人。待位於「東門外」六番地（一九二二年臺北市町名改正後劃歸「幸町」）的新校舍竣工後，方於九月二十日遷入。

一九二一年，日人又發布「台灣公立高等女學校官制」，「台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女學校」改稱「臺北州立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今北一女前身），公立臺北高女則改稱「臺北州立臺北第二高等女學校」，簡稱臺北第二高女、臺北二高女。知名的水彩畫家藍蔭鼎、「台灣新音樂之父」張福興均曾在臺北二高女授課，張福興還曾在學校的學藝會表演提琴獨奏。

一九二七年，臺北二高女新設「補習科」，該科畢業生有教師資格。硬體設施方面，隨著學生人數的增加，一九二六年擴建教學大樓，並興建禮堂兼室內運動場，一九三四年興建游泳池、擴建普通教室，一九三七年又興建了三層樓教室。

可以想像，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七年戰爭爆發，那些承平的日子裡，在西式紅墻的校舍間，在明淨的窗戶之下，多少白裙飄飄的女女學生在這所學校接受現代教育，然後走入嶄新的自由而獨立的人生？國民黨在兩蔣統治時代，百般抹黑日治時代，斥之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侵略「。但是，如果你是平常人家的年輕女性，你是願意生活在女性備受歧視的中國南京，還是願意生活在女性取得了相對平等地位的台灣臺北？答案不言而喻。

由於明治維新本身的內在矛盾，日本的現代化道路後來走入歧途。台灣不幸也被捲入太平洋戰爭，幸虧美軍在戰爭後期採取了「蛙跳「戰略，沒有在台灣登陸，否則台灣會受到更大的戰爭傷害。在戰爭期間，台灣遭受了美軍的猛烈轟炸，臺北二高女的主體教會樓受到嚴重損毀。

戰後，國民政府對該建築做了簡單粗疏的修復，做為台灣省政府農林廳辦公廳舍。國民黨的統治比日本總督府的統治拙劣，除了政治模式，亦包括美學範式。將日治時代的建築與國民黨的建築簡單對照就一目了然，就連國民黨對日本時代建築的修整也是漫不經心、粗枝大葉，一副「克難「的心態。

六○年代，農林廳搬至台中的中興新村後，原址改為立法院使用。原有的禮堂整修為議事廳，昔日校長室成為院長會客室，運動場改成立院停車場，隨後還購買附近房舍，逐步形成今日之立法院院區。

但願未來有一天，讓女校重新成為女校，讓立法院在另一處寶地擁有堂皇的國會大廈——當然，立法院也要改名為國會。

※本文摘自作者新書《不屈服的島：台灣民主地圖完結卷》（主流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