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例外主義及其轉化

「例外主義」(exceptionalism)，指的是一個群體（尤其是國家），認為自己因為某些歷史天命，顯得非常特別、無法被一般世俗的規則所概括，應享有某個特殊的領導地位，像是「看好了世界」。每個國家幾乎都有自己的例外主義，以向自己人表示，「看啊，我們有多與眾不同。」這在各國的國族打造(nation-building)的過程中，其實並不特別。

除了被殖民的過往，讓台灣顯得更加特別的是：迄今仍未享有正常的國家地位。為了尋覓自己的例外主義時刻，台灣人顯得特別殷殷期盼，格外患得患失。

在最近的歷史關頭，台灣竟在短時間內，經歷了兩個讓台灣在外界眼裡很特別的例外主義時刻。一個是2020上半年，正當各國COVID-19疫情爆發，台灣還有餘地向外界的表示「TAIWAN CAN HELP」，打造超前部署的抗疫神話；另外一個是在2020年下半年，美國川普執政末期，中美關係白熱化，以致美國不斷打出台灣牌，台美關係因此急速升溫，連其他各國也開始不吝表現出力挺台灣的姿態。甚至「台美建交」、「台灣加入聯合國」、「承認台灣」，對台灣人來說，都顯得不再那麼遙不可及。一時之間，許多台灣人或多或少都被川普的友台姿態給圈粉，因為他讓我們顯得如此特別，如此與眾不同。

兩個例外主義時刻，都以失望作收。2020年底川普競逐連任失利，到現在都還有台灣人盼望選舉結果能翻盤；2021年中，WHO還沒能參與，超前部署的抗疫神話已告破滅，確診與死亡人數節節攀升，疫苗到位遙遙無期，從「TAIWAN CAN HELP」變成「TAIWAN NEEDS HELP」。例外主義時刻，來得快去得也快，一時讓許多台灣人的心理完全無法接受。前者顯示輿論如何蒙蔽台灣人對國際政治局勢的判斷；後者則以無辜的生命為代價。從特別到幻滅，見笑轉生氣，讓台灣的輿論更走向極端化。

台灣例外主義的後果

大量仰賴例外主義打造民族認同的台灣社會內部，產生了以下幾個彼此相關的後果。

第一，為了捍衛這個得來不易的特別狀態，不少台灣人似乎區隔出一群定義狹窄、邊界清晰固化的「自己人」(self)。「自己人」自然是由目前的執政黨政府為領導，疫情期間更以防疫團隊為骨幹加上一群堅定不移的支持者、周邊側翼網軍，以及親自己人的在野黨，共同組成一支「台灣親衛隊」。以自己人為核心，又再畫出一道道向外擴張的同心圓，包括自己人的批評者、與自己人為政敵的在野黨及其支持者、防疫之下人權受限的移工等外國人。在最外圍籠罩著我們的，當然是台灣最大的安全威脅：中國。可以說自己人以外，不管是不是生活在台灣，都是他者（非自己人），甚至就是敵人。敏感地區辨敵我的同時，實則透露出脆弱、缺乏自信的本質，並以喪失清醒的判斷力為代價。

第二，自己人的定義極其狹窄，但他者的定義則極為浮泛：對自己人有異見的人就是他者。於是，若想混進自己人的小圈圈，就要擺出全然力挺政府的姿態，有意見的人最好保持沉默，出聲批評將被由網軍操縱的自己人群起攻之，或被貼上左膠、4%仔、韓粉或中共同路人等他者的標籤。

第三，敗壞的輿論環境造成不被監督的政府。在無條件支持政府的自己人與親在野黨的政府批評者之間，缺乏就事論事的中間地帶，只剩下非敵即我的黨同伐異。否定絕對的理性客觀中立，滑坡為反對任何相對理性客觀中立的評論。這也意味著不需尊重專業、再無公民社會存在的可能，更讓公共領域的對話空間徹底消失。所有缺乏制衡的權力，後果都是濫權與腐敗，台灣也很難例外。真正可能動搖國本的，不會是輿論，而是自己人對自己人政府的縱容。

三個關於再造自己人的建議

台灣特殊的歷史遭遇與地緣政治脈絡，造就台灣特別的國際處境，然這一切只會讓台灣的自主路徑特別艱辛，不可能在自身不夠強大的情況下即能實現。以下幾個對自己人的建議。

第一，自認為是台灣自己人，就應勇於表達自己對政府政策的異見。即便承認執政黨為目前台灣的領航者地位，不代表我們必須任由其顢頇敗壞。尤其當新聞媒體作為第四權而失職、在野黨不是不成氣候就是更不得託付的情況下，更必須由公民輿論出面監督政府，讓自身成為防腐機制。然評論者應踩穩公民社會的立場，拒絕被黨派政治收編。只有當更多的異見者，願意站出來就事論事地批評政府的作為，才會讓願意監督政府的公民同儕有足夠的安全感。

第二，攸關公民利益之公共政策的決策過程中，政府有義務保持公開透明。在政府與人民之間、執政黨與在野黨之間資訊不對等的情況下，沒有機會產生任何有品質的公共討論，民眾於是只能憑空臆測，並給在野黨操弄的機會，滋養出謠言、陰謀論叢生的言論環境，讓本應理性對話的政策論辯，淪為黨派之間的政治攻防。重大公共事件的發生，都是公民教育的機會，教材即為政策的公開資訊。如果「XX歸XX，政治歸政治」不符合現實，公民仍應有權利知悉，基於科學與專業的不同選項之間，政府如何做出價值的權衡取捨，以及如何負起政治責任。

第三，把論辯焦點回歸到網路以外的日常社區生活。社會就是社區，政治就是能面對面溝通的人們所做的決策，民主法治就是遊戲規則內產生決策的過程。超出面對面溝通範圍的政治，往往都有虛妄、風向操作的成分。社區才是個人能實際著力、發揮影響的場域。如最近萬華疫情的爆發，在地社區的方荷生里長與芒草心慈善協會的張獻忠理事長，即是從社區組織出發，為居民創造福祉。因此從社區出發，由下而上的公民參與、能讓「自己人」的面向因而開放多元而豐富的，這也才是民主台灣真正能與專制中國區別的特別、例外之處。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厚德書院導師，清華學院兼任助理教授，英國Essex大學社會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