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滿洲邊境一帶，中東鐵路的總辦霍爾瓦特組織了一支俄羅斯護法軍，想要跟布爾什維克打一仗，他們打敗了以後就退到了哈爾濱自治市。這時列寧認為，遠東地區形勢複雜，資產階級實力強大，直接打是行不通的，於是就建立了一個名叫遠東共和國的傀儡政權。

遠東共和國是一個統戰機構，表面上讓遠東地區的自由派參加政府甚至當上政府首腦，但是軍隊和警察掌握在布爾什維克手中。本來會反對共產黨、變成他們敵人的一部分自由派資產階級被允許參政，但是實際上完全在前者的控制之下──這就是毛澤東後來操作的例如邊區參議會、政治協商會議、開明紳士等等一系列做法的淵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戰體制是從蘇聯模仿來的，而蘇聯的統戰體制又是在遠東共和國、外高加索共和國、花剌子模共和國之類的一系列國家機器白手套實驗當中產生的。總之，遠東共和國就霍爾瓦特的護法軍形成了尖銳的對立。

這時，張作霖政權面臨決斷，他們到底是支援哪一方。而他們的判斷錯誤，對以後的滿洲造成了極大的不利影響。現在的滿洲愛國者因為受到了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嚴重虐待，所以在他們的心目中，張大帥是一個不可非議的好人，而且他的形象是剿匪英雄。但是我們也要注意到，有很多剿匪英雄都是吃了匪類的虧以後才意識到剿匪的必要性，他們最初是沒有這個意識的。張作霖的情況就是如此。他和麾下官員最初認為，哈爾濱自治市是個很有油水的地方，而過去它一直掌握在白人占主流的市議會當中，我們簡直是拿它沒有辦法。現在可好，藉口來了。

護法軍在伊爾庫茨克和烏蘭烏德打不過紅軍，退到了哈爾濱。接著紅軍建立了遠東共和國，企圖追擊到哈爾濱。雙方相持不下的時候，張作霖及其盟友鮑貴卿的士兵就顯得舉足輕重。於是，張作霖首先以調停雙方衝突的名義，把軍隊開進了中東鐵路附屬區域，然後又以維和部隊的名義解除了紅軍和護法軍雙方的武裝。這樣做實際上是對護法軍不利，因為護法軍在這一帶本來占壓倒優勢，紅軍的陣腳只有一個幾天內就迅速被鎮壓的工兵蘇維埃，他們並沒有能力控制哈爾濱全市。

而列寧作為一個精明的政治家，也看到機會的來臨。他不是俄羅斯的愛國者，恰好相反，列寧是一切大俄羅斯主義者的敵人。他的蘇維埃政權是一個世界革命的機構，是要摧毀包括俄羅斯地主在內的所有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的。所以列寧根本不會像是張作霖想像的那樣，既然你是俄羅斯蘇維埃政權的領袖，那麼你一定是很想把俄羅斯的遺產統統繼承下來的，而我如果能夠從你手裡爭取到一項外交讓步，那就是讓俄羅斯吃了虧而讓我們滿洲人占了便宜。其實，這是地主資產階級的想法：我們家有十畝地，你有十五畝地，我整天就想從你那裡多買五畝地，然後我做一個大地主；或者是，你有三個工廠，我有兩個工廠，我一天到晚就想著怎麼把你的工廠買下來。

張作霖沒有意識到，現在工廠不是由資本家運營、土地不是由地主規劃，而是落在一群恐怖分子的手裡面。恐怖分子根本不在乎這些土地和工廠能夠有多少產出，自己能夠籍此發多大的財，而是以這些土地和工廠作為基地，把他的恐怖組織派到別人家的土地和工廠裡面。等把其他地主和資本家都打垮了以後，他就不是只有這一點工廠和土地了，全世界都是他的了。而為了這個最終目的，恐怖分子根本不在乎他原有的土地和工廠會不會受到損失，甚至自己人死光了他也不在乎。因此，列寧就像是在《布列斯特條約》當中對德國人作出重大讓步一樣，也毫不猶豫地犧牲了護法軍、甚至俄羅斯的利益。他慷慨地許諾，張作霖只要能夠把護法軍消滅，包括哈爾濱在內的中東鐵路附屬區域的大部分權利都可以出讓。

哈爾濱自治市是一個非常富裕的地方，面積雖小，但全市資產比餘下的一整個黑龍江省的錢還要多。這個不值得奇怪。工部局治下的上海租界比起江蘇和浙江兩省的錢還要多，也是這種情況。所以張作霖早就對此羡慕不已。但是這些錢並不在列寧手裡面，而是在當地的地主資產階級手裡面。張作霖認為，俄羅斯地主資產階級的財富落到了我張作霖手裡面，我們滿洲人發了大財了，能實現這一點就是偉大的外交勝利；而列寧卻覺得，借張作霖的手除掉必然會不斷產生出護法軍的俄羅斯地主資產階級，那是不用自己出力，別人就幫忙收拾了自己的心腹大患。當然，蘇聯人的便宜是不能白占的，他們向張作霖提了一系列附加條件。而最核心的條件是，張作霖要負責鎮壓當地的俄國民兵團體，使後者徹底解散。張作霖忠實地履行了這個條件。他接管哈爾濱以後，就迅速地解散了哈爾濱的市議會，由自己任命的市政機關取而代之。與此同時，哈爾濱自治市的一大筆財政儲備，迅速地落到他手裡面。

後來的人經常提到，哈爾濱的白俄和猶太人對滿洲文化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貢獻。其實呢，這就是一種德性的揮霍。這些人本來應該是在哈爾濱做市議員的，現在失去了政治權力，只能開展一點經濟文化活動，於是他們開了俄國餐館，辦了俄文報紙，出版了俄文書籍，辦了俄國音樂學校，在文化上和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但是政治影響沒有了。同時，張作霖政權在地方自治方面的成績，是遠不如已經具有一定歐洲水平的哈爾濱自治市的。所以從自發秩序生成的角度來講，張作霖使哈爾濱的發展進程嚴重倒退了，儘管他自己發了很大的財。鎮壓和解散白俄團體的結果，使這些團體的菁英受到了嚴重的打擊。他們本來是一個準政府的地位，然後就變成警察監督之下的非法入境者一類的人。伯爵要當馬車伕、伯爵夫人淪為站街女諸如此類的故事，都是這樣流傳下來的。這樣，張作霖瓦解了哈爾濱社會的菁英階級，同時也就打開了蘇聯匪諜通過外交機構和東正教團體接管俄羅斯社區的道路。

任何社區都是有菁英的，俄羅斯裔的滿洲人社區當然也是有它原有的菁英的，也就是原有的貴族、地主、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這些菁英要行使他們的政治權利和社會影響力，必須有自己的政治團體。而張作霖遵守他跟蘇聯的協定、打垮這些社會團體的最終結果，是使俄羅斯裔居民的社區群龍無首。因此，蘇聯派來的匪諜──也就是在蘇聯國內受過訓練、身分是祕密共產黨員、類似丁光訓的東正教神父牧師，這些人從蘇聯境內的神學院畢業以後，被派到哈爾濱，然後再從哈爾濱出發去接管各地的白俄社區。

於是，這些俄國人社區很快就變成了蘇聯匪諜的一個根據地，以後對張作霖造成了無窮無盡的麻煩。當然，等他明白過來的時候已經為時太晚了。任何人跟共產黨打過交道以後，最終都會發現，共產黨給他的便宜都是這種性質的，都是帶倒刺的。另外一個協定就是，滿洲政權承認遠東共和國，允許遠東共和國派遣外交代表和商務代表進駐哈爾濱、奉天和各城市。這個在資產階級國家也是沒問題的，但是蘇聯派來的都是恐怖分子，這些使館很快就變成了恐怖活動的基地。

最後到一九二五年前後，滿洲的警察最終無可奈何地報告張作霖：我們在哈爾濱蘇聯外交官的外交郵包裡面查獲了整噸整噸的炸藥和武器，但是我們沒有辦法截下它們，因為它們的主人理論上是外交官。除非你張大帥下一個狠決心，不顧外交機構的面子，硬闖進去搜，否則我們拿它沒有辦法。等到這個時候，已經為時太晚了。蘇聯已經通過三條路線，把黑手伸進了張作霖的領地。

第一條路線就是我們都熟悉的紅鬍子。紅鬍子本來也就是一般的土匪，不成氣候，但是接受蘇聯援助以後就變成張作霖的心腹大患了。蘇聯從綏芬河、雙城子一帶越過邊境，給他們運送了大量的武器。使原先普通警察就能夠完成的剿匪任務，現在變得無法完成了。張作霖不得不親自從奉天調兵遣將去鎮壓他們。第二路人的檔次更高一些。他們打著討逆軍的旗號，進攻哈爾濱等地。討逆軍名義上的領袖是被張作霖趕下台的前吉林督軍孟恩遠，因此顯得檔次更高。第三路非常要命，直接進入了張作霖政府的核心地帶。張作霖派去跟蘇聯人談判的外交代表楊卓投靠了蘇聯，企圖連同楊武經和其他一些被蘇聯收買的匪諜在他的幕府內部發動政變。同時，蘇聯通過李大釗和馮玉祥，指使張學良的好朋友郭松齡在巨流河發動兵變，率領奉軍精銳，幾乎打進了北大營。

蘇聯人的布局是彼此配合的。在郭松齡進軍的同時，中東鐵路的時任蘇聯局長伊萬諾夫，在吳俊陞率領黑龍江馬隊南下援助張作霖的關鍵時刻，下令中東鐵路停止運輸。而根據原有的奉俄協定，中東鐵路本來對張作霖的官兵運輸是不收費的。現在不是收費不收費的問題，而是根本就停運了。就在張作霖最需要援兵的時候，準備一下子勒死他。由於張學良的安排，錦州的奉軍精銳全都落到了郭松齡手裡面，北大營當時是一個空架子。張作霖在這個緊要關頭幾乎就完蛋了，他已經準備好下野流亡。好在郭松齡在奉軍中的影響不深，很多大將仍然掛念老帥舊恩，不肯為郭松齡拼命，在關鍵時刻又拋棄了郭松齡，張作霖才度過這一劫。

度過這一劫以後，張作霖拿出梟雄的本色出來，堅決地清理內部。首先他槍斃了楊卓和楊武經這些內部的匪諜，然後派人衝進了哈爾濱的蘇聯代表處，就像他在北京的時候衝進北京的蘇聯大使館一樣，把蘇聯人藏在裡面的炸藥和恐怖分子都揪了出來。這樣，滿洲的局勢才漸漸穩定下來。而蘇聯經過這一次刺激以後，就斷然把張作霖政權當作遠東的佛朗哥，極力支持蔣介石政權這個遠東版的西班牙共和國，顛覆掉張作霖的政權，然後通過張學良、閻寶航這樣的白手套控制蔣介石在滿洲的名義政權，就像西班牙共和國內部的共產黨員通過內格林博士這樣的白手套控制這個共和國一樣。這整個路數都是一致的。我們要注意，蘇聯人──特別是史達林在遠東的各種布局，都是根據他們在歐洲的布局而做的。所謂統一戰線，那就是根據針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和法國社會黨而設立的人民陣線。蘇聯針對張作霖、蔣介石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就是精確地拷貝他們在西班牙內戰時期針對佛朗哥將軍的那一套方略。

遠東共和國派到北京的「外交代表團」，後來在遠東共和國撤銷以後又被蘇聯接管下來，作為蘇聯駐北京的「外交代表機構」。這個代表團也是奉俄協定的主要促成者之一。而直接主持奉俄協定簽署的蘇聯「外交代表」，他的名字叫加拉罕，也就是兩次《蘇俄對華宣言》的撰稿人。加拉罕本人的活動重心是在滿洲的。他在滿洲會幹什麼事情，我們就不必介紹了。當然，這些活動當中包括建立兩個特支（特別黨支部的簡稱），哈爾濱特支和長春特支，就是後來的滿洲省委的前身。張作霖政權通緝了他們的黨委書記，但他們迅速地逃進了使領館，像李大釗一樣逃進了蘇聯外交機構，因此通緝令形同虛設，他們繼續活動。然後在這兩個特支的支援之下，成立了國民黨黑龍江黨部和吉林黨部⋯⋯

作者簡介

劉仲敬
長於新疆，而獨以川人自屬。嘗操宋慈故業，而自授史學。刀下閱屍，筆下著史。以其獨特的理論體系，致力於用憲制演化的角度研究歷史，並投入民族發明的推廣。他在大眾史學及網路場域擁有巨大影響力，其學說被支持者稱為「阿姨學」。現為旅居美國的自由作家。

最新著作為「民族發明學的世界史」系列作（《叛逆的巴爾幹》、《歐洲的感性邊疆》、《中東的裂痕》），此系列透過劉仲敬獨特的民族建構理論，深入分析中歐、東歐、巴爾幹以及中東等地區，是如何從帝國或封建王國的體系演化成近代的民族國家。

另外，尚著有「近代史的墮落」系列作（《晚清北洋卷》、《國共卷》、《民國文人卷》），此系列透過近代東亞地區重要歷史人物之生平，闡述東亞文明的歷史特性；《經與史》、《遠東的線索》為重新解釋內亞和東亞古代歷史關聯性、解釋中國近現代史格局與演變的經典作品；《文明更迭的源代碼》則是關於「阿姨學」的思想脈絡、及對世界各種文明和歷史的探討。

除了著作等身，劉仲敬還譯有大衛．休謨（David Hume）的《英國史》、湯瑪士．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麥考萊英國史》等西方歷史學經典作品。

※本書擷取自《逆轉的東亞史( 5 )：非中國視角的東北（滿洲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