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與前身蘇聯,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與發展影響深遠。(湯森路透)
中國共產黨創立時,參考了蘇聯共產黨模式,揉合了馬克斯列寧主義「黨國體制」,與史達林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中共實行國家一元化領導,政黨與國家間界線十分模糊。儘管後來經濟向資本主義靠攏,中共成立與政治制度,深受蘇俄影響。
澳洲智庫「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專文作者、紐西蘭前外交官希爾(Ian Hill)認為,俄羅斯、中國擁有相近政治制度與獨裁的領導人,在外交政策上,其利益與議程相同,特別在挑戰美國的主導地位,及反對西方將「自由」納入國際秩序,稱這只是美國霸權工具之一。
俄羅斯駐中國大使傑尼索夫(Andrey Denisov)指出,兩國擁有廣泛共同利益,是雙方深化合作重要根基。俄中在絕大多數國際問題上立場一致,經常在聯合國安理會投下相同的票。
俄羅斯總統普京15日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獨家專訪,強調中俄關係已達到前所未有的「最高級別」(unprecedentedly high level)。
中國鷹派媒體《環時》評析,普京稱中俄良好「前所未有」,也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過去一百多年來,中國同俄羅斯與前身蘇聯,同生死共患難過,也曾在戰場兵戎相見,關係亦敵亦友。
回顧歷史,中國龐大的無產階級(proletarius,靠勞動維持生計的階級)人口、清末民初以來戰鼓頻仍,百姓民不聊生,成為發展共產主義的絕佳環境。
創辦《新青年》、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與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推翻北洋政府的重要角色李大釗,早在1920年就研究共產黨的創建可能性。
同一年年4月,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西伯利亞局派維經斯基(俄語:Григорий Наумович Войтинский,英文:Grigori Voitinsky)訪問中國,考察是否能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第三國際)的東亞書記處。
使節團先後見了李大釗、陳獨秀,並邀約「馬克思主義的播火者」李漢俊、「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李達、俞秀松等人,這些人物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骨幹,隨後在北京、上海、湖南、湖北、山東、廣東等地建立共產小組宣傳思想。
為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統一建黨思想,1920年9月,上海小組將《新青年》雜誌(從八卷一號開始)改為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新青年》也翻譯出版了《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馬列主義著作。
1921年3月,在俄共遠東局和共產國際的支持下,召開了各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會議。1921年7月23日到31日,在上海秘密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第一屆中共領導階層:中央局三人團成員,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張國燾為組織主任,李達為宣傳主任,也宣告了中共正式創立。
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在1927年7月正式決裂。中共同年召開「八七會議」,毛澤東提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於8月1日發起「南昌暴動」(中國建軍節由來)。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決定大力剿匪後,中共1934到1935年「長征」逃離軍事威脅。隨著二戰爆發,雙方決議停戰以共同抗日,中共藉此趁勢壯大勢力。
二戰結束後,蘇聯自東北(滿洲)撤回,並將大筆繳獲武器交予中共,中共順勢掌握了東北的勢力範圍。幾經與國民黨會戰後,攻到華中地區。
毛澤東與史達林的策劃下,蘇聯1948年引發「第一次柏林危機」,美國無暇支援反共的國民黨,國民黨軍隊全面失守,於1949年12月撤退來台。
中共終在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蘇聯是首批承認國家之一,1950年與中國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承認了中國新政權的合法性。
儘管蘇聯在建黨、建國都給予中國共產黨大力扶持,在經濟與軍事提供援助,1950年代後期兩國開始交惡(俄語: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1979年中美建交也加劇了中蘇之間的緊張關係。
在沙俄、蘇聯時期,俄方透過條約、軍事、外交手段,併吞清朝、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領土。中國官媒《環球時報》曾稱,「很多中國人,應該還無法忘記那段屈辱的歷史」。
1950年代雙方關係緊密,新生的中共政權需要蘇共支持。不久爆發韓戰,中蘇聯手對抗美國,深化了雙方關係。
史達林於1953年逝世之後,繼任的赫魯雪夫拉攏毛澤東,甚至不顧軍方反對,提供中國原子彈與潛艦技術,並以港口供蘇聯軍隊停靠作為交換條件。
此時的毛澤東,亟欲脫離蘇共控制與影響,拒絕了蘇聯提案。
1958年,中國發動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內部提倡極左的社會主義路線。
1961年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率團出席蘇共22大,與蘇聯鬧得不歡而散,也是中共最後一次出席蘇共大會,此後蘇聯大幅減少對中國的援助,關係急轉直下。
毛澤東在1963年發表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譴責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與進行經濟改革,稱這是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從事假社會主義。
1966年5月16日中共推出《五一六通知》,毛澤東以「反蘇修(蘇聯及蘇共)、反美帝」為口號,發動「文化大革命」,中蘇關係跌入冰點。
1969年爆發珍寶島事件後,中蘇衝突達到高峰,險些爆發全面核戰爭。雙方動用輕坦克等武器在邊界開打,導致88人死亡、上百人受傷。
根據1860年清朝政府和沙俄簽署的《中俄北京條約》,以烏蘇里江為界。由於珍寶島位於河中,歸屬沒有定論,中國和蘇聯都宣稱擁有該島主權。
1971年7月季辛吉秘密訪華,中國逐漸向美國靠攏,走向改革開放,後在1979年與美國建交,加劇了中蘇的惡劣關係。
直到1989年六四事件前夕,時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戈巴契夫訪問中國,與鄧小平會晤,中蘇迎來破冰契機,地位也從不對等「蘇聯老大哥對中國小弟」,成為關係對等且正常化兩國關係,其後發表了《中蘇聯合公報》。
戈巴契夫也是繼赫魯雪夫以來,三十年首次訪中的蘇聯領導人。
六四運動期間,學生與抗議人士佔據天安門廣場,訴求政治、經濟、憲法層面的改革。戈巴契夫離開中國不久後,中國旋即宣布血腥鎮壓天安門事件,「坦克人」照片一出震驚全球。
即使共產主義未在中國被推翻,東歐被六四運動的學生精神與勇氣所撼動。在高度集權、經濟改革失敗、產業與民生崩潰、蘇共日益腐化等多重因素催化下,東歐人民群起反抗共產體制。
立陶宛於1990年3月開首槍宣布獨立,其他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等也相繼跟進,蘇聯終究迎來解體的命運。
1991年12月蘇聯正式解體後,中國與俄羅斯關係轉趨友善。
1992年簽署《關於中俄相互關係基礎的聯合聲明》,「相互視為友好國家」。1996年,兩國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2001年簽署《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2011年建立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榮、世代友好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2019年提升為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於1999年掌握政治大權後,中俄關係更為緊密。普京出席了許多中國舉辦活動,包含「九三勝利日大閱兵」、「一帶一路峰會」,與中國領導人會面頻繁,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多次造訪俄羅斯。
在外交上,俄羅斯與中國不會直接反對彼此,以表達支持態度。俄羅斯對中國在南海擴張隻字未提,中國也對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保持沉默。
自克里米亞危機爆發以來,俄羅斯在2014年後與歐盟、美國疏遠,帶來負面的政經後果。普京認為,密切的俄中關係,可使西方國家感到不安,美國戰略謀劃必須更為複雜化。
除了政治角力以外,經濟往來也是雙方合作重點,兩國貿易額已連年超過1000億美元,有望於2024年達到2000億美元的目標。
俄羅斯在飛機製造、太空、能源、環保、文化多領域也有密切,邀請中國參加軍事演習,支持中國「一帶一路」項目。
英國網站《The Conversation》分析,俄國之所以支持中國「一帶一路」,確保其在中亞影響力是背後原因之一。
此前,俄羅斯、中國在中亞扮演明確角色,俄羅斯著重在政治和安全,而中國則追求經濟合作,如今劃分不再明顯。
美國《華盛頓郵報》認為,俄羅斯事實上比美國更懼怕中國,不僅領土可能有受到中國侵占的風險,中國也已取代俄羅斯的中亞霸主地位。
俄羅斯遠東聯邦管區遠離莫斯科、聖彼得堡,地理位置接近中國,由中國而來的大量移民與伴隨而來的影響力不容小覷。
俄羅斯猶太自治州州長曾表示,他所在的地區,有80%土地由中國人控制。西伯利亞新聞網站的主編帕夫洛娃 (Svetlana Pavlova)表示,中國人在西伯利亞的存在就像是「挑釁公牛的紅旗」。
在清朝時期,與沙俄簽署《尼布楚條約》,將貝加爾湖以東數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割讓給沙俄。部份中國人提出收復當初那塊土地,以及重要港口海參崴的可能性。
歷史衝突與共同利益的矛盾因子,暗藏在看似友好關係之下。
儘管普京在新疆問題上支持中國政策,在不少關鍵議題立場模糊,不表態兩國就是堅定的軍事盟友。
在經濟上,俄羅斯的能源和大宗商品出口仰賴中國市場,帶給了中國有利談判條件。然而,俄羅斯極有可能透過與第三國家的關係,保留迴旋餘地。
對於中印衝突,普京表示,鄰國間總有許多問題,認為中印領導人均「很有責任」,給予對方最大尊重,「相信兩國會找到解決之道」。
俄羅斯在敏感時刻交付了軍事設備給印度,也引起中國警惕。俄羅斯內部也有不信任中國的聲音,包含中國對北極的企圖心,與忌憚其日益增長的實力,一旦關係陷入僵持,惡果隨時可能反彈到俄羅斯身上。
對於中國欲武統台灣,普京回應:「什麼?我對這件事一概不知」,「就如同我們常說的,政治不應參入假設態度,這不恰當,這其中從沒有『可能』或『將會』的說法」,他無法對並非屬實的說法做出評論,「中國有說他們要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嗎?從來沒有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