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方上周四（6月17日）再次高調以《國安法》爲由對香港蘋果日報下「殺手」。香港壹傳媒（蘋果日報）的五名高層被拘捕，包括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營運總裁周達權、蘋果日報總編輯羅偉光、副社長陳沛敏，及蘋果動新聞總監張志偉。數百名警員把羅偉光帶返蘋果大樓搜證，壹傳媒所有員工必須離開工作地點到餐廳等候。報社所有電腦和文件都成爲「犯罪現場」的物證。最後，警方從大樓帶走多台電腦和文件。警方正式立案起訴張劍虹和羅偉光，在兩日後的提堂中，兩人均被拒保釋，即時還押到八月上庭。其他三人雖然獲保釋候查，但依然面臨被起訴的風險。

同日，警方聲明，引用《港區國安法》凍結蘋果日報有限公司、蘋果印刷有限公司及蘋果互聯網有限公司（AD Internet Limited，即蘋果動新聞，蘋果的視頻欄目）三間公司的資產，涉及1800萬港元，並落案起訴三公司。稍後，警方再次確認，已經通知香港主要七大銀行，即時停止相關公司的戶口運作。

這是繼去年8月10日警方高調拘捕和蘋果日報總部搜查之後，警方採取的第二波拘捕行動。在去年的行動中，老闆黎智英、其兩個兒子黎見恩及黎耀恩、行政總裁張劍虹、營運總裁周達權、壹傳媒行政總監黃偉強、壹傳媒動畫公司總經理吳達光等7人被捕。其中黎智英被控違反國安法，其他人則被控商業欺詐等罪名。

去年12月，警方正式立案起訴黎智英「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以下簡稱「勾結外國勢力」），拒絕保釋，還押等候上庭。黎智英其後申請保釋再被拒。稍後，黎智英在其他兩項「非法集結」罪被判罪成，判處監禁，這樣連再申請保釋也沒用了。因此，從去年12月，黎智英一直在監獄中度過。

今年5月，香港警方宣佈根據國安法凍結黎智英財產，包括其持有的壹傳媒集團約七成的股權。不但資產無法動用，就連黎智英在壹傳媒的投票權也一同被凍結。這樣剩下不到三成的壹傳媒股份中，只要有人掌握其一半（即總股份的一成半左右股份）就可控制壹傳媒。若有人有心「掃貨」收購蘋果股票，不難控制蘋果。經此一役，蘋果已風雨飄搖。

這次拘捕把蘋果打入深淵

據最初估計，由於被凍結的資產只有1800萬港元，蘋果還有資金足以支持幾個星期。蘋果還有衆多的訂閲用戶，還可以發動網籌，更有消息傳出蘋果將在台灣招募資金，準備長期作戰。

然而，人們很快發現蘋果其實已是生死存亡之際。蘋果最大的問題不是缺乏資金，而是在警方通知銀行即時停止蘋果戶口的運作後，無法通過銀行進行任何交易。蘋果無法買原料，無法接受廣告，無法支付雜費，甚至連給員工發薪水的錢也無法通過銀行操作。蘋果更無法接受資金，有人嘗試把錢過帳到蘋果銀行帳號均被拒。可見，在現代以銀行為中心運作的商業社會，可謂打中商業機構的要害。這和美國利用銀行系統制裁其他國家的實體和個人差不多。

更不提，經過此事後，其他與蘋果日報有業務來往的公司，在政治高壓下，也難敢與蘋果繼續合作，否則同樣也有被國安法處置的風險。

根據黎智英前助手Mark Simon的説法，蘋果甚至可能在幾天内就要關門。壹傳媒董事局將開會討論如何處理。壹傳媒集團同日去信保安局，申請解凍部分資產以向員工出薪水，若果申請失敗，將上訴至高等法院。然而，即便蘋果能向員工出薪，也難以避免無法交易的困境。可以說，蘋果日報結束進入倒計時。

蘋果日報要面對封殺並不令人意外。坦白說，蘋果日報一向高舉反共大旗，一直是中國政府的眼中釘。正如黎智英早早被中共盯上，一定要被「繩之以法」，想逃離香港也逃不了一樣；蘋果日報關門也是早可預料的事。如果說有意外，倒是國安法一周年前後才封殺，而不是一開始就封殺。

這大概可以解釋為，中國在香港要對付四類人：政治對手反對派、傳媒界、教育界、法律界；但又先後次序。剿滅政壇上的反對派，保證「愛國者治港」，是國安法時代的第一重點，以蘋果日報爲首的傳媒界優先級稍低，教育界再其次，法律界放最後。現在，經過初選案等幾宗大案，政壇反對派幾乎被一網打盡，中國又「完善」了選舉制度，還搞了個公務員宣誓和區醫院宣誓把不聽話的人和「兩面人」踢走，終於可以騰出手來大力整治傳媒界了。

當然，政府在國安法時代對傳媒界的打壓早就開始。香港有線電視高層換人，踢走《刺針》和《有線中國組》；香港電臺的領導人換上了政務官出身的李百全，開始大整改；香港電臺外判節目的記者兼製作人，竟然在慣常的記者「查冊」（查閲檔案）中被控「虛假陳述」被定罪。這些都不斷被視爲「香港傳媒界最黑暗的一天」，不斷刷新底線。現在蘋果之禍，雖然再次刷新底線，但早晚避不過，這是國安法時代的必然邏輯。

在中共的思維下，言論紅線是可以不斷移動的。（湯森路透）

香港言論自由將進一步窄化

作爲香港最重要的反對派宣傳陣地，蘋果日報要關門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它當然是整個事件中最令人關注的部分，但從蘋果日報事件如何更深地影響香港新聞自由，同樣值得關注。該事件是國安法實施後，首次有媒體和媒體編輯被控「違反國安法」，直接打擊令香港言論自由進一步被收窄。

國安法實施後至今超過100人被捕和被通緝，幾十人被起訴。國安法四大罪中，多有「煽動」成分的控罪。「煽動」即涉及言論。但此前的言論案件，都與新聞自由沒有直接關係。那些案件包括：唐英傑案（駕駛插著「光時」旗幟的電單車）、鍾翰林案（網上成立「港獨組織」）、馬俊文案（展示「港獨」口號）、譚得志案（發表煽動文字）、呂世瑜案（煽動分裂國家）、「傑斯」（尹耀昇）案（在網臺「煽動分裂國家」）。它們的共同點均是當事人並非傳媒界從業員，或者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傳媒從業員。比如最接近傳媒人的網臺主持「傑斯」，看似是「網絡KOL」多於一個真正的傳媒從業員。

在去年12月的黎智英案中，雖然他也被控「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但其控罪元素很大程度上和他的長期助手Mark Simon有關（一直有傳Mark是美國中情局的間諜），而且被控資助「我要攬炒」團隊，這並非新聞自由的範圍。

因此，這次對蘋果五人的拘捕，可說是第一宗真正涉及「新聞自由」的國安法案件。尤其是總編輯、副社長和動新聞總監三人，都是蘋果日報和壹傳媒中直接負責内容生產的最高層。目前警方公佈的「證據」，全部是從逃犯條例事件以來在蘋果日報發表一百多篇報導、評論和社評。至今沒有公佈實質性的「勾結外國」的證據（比如「遊說外國政要」、「串謀」、受「外國勢力」指示，收受「外國利益」等），更加深了「言論罪」的擔憂。

這樣立即產生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有人「鼓吹港獨」或者「鼓吹外國制裁」，那麽對此進行報導和評論是否會違反國安法？可以想像的是，如果報導和評論基調是「反對」這種做法的話，那麽自然不違反國安法。但如果報導和評論基調是「支持」這種做法，或者立場中立但為平衡報導而引用支持者的説法，看起來就相當危險。

進一步，對報紙而言，社評代表了報紙的立場，直接「鼓吹」當然很容易被定罪；新聞報導的基調也體現報紙的立場，也或和編輯脫離不了關係。但「評論」和「專欄」等本應文責自負的欄目，報紙編輯又是否要為他們的言論負責？對評論人而言，評論時事的界線在哪裏？

更進一步，這次以國安法起訴新聞機構（三公司）也開了國安法時代的先例。而且在三公司中，如果說蘋果日報和蘋果動新聞都涉及直接的内容生產的話，那麽蘋果印刷公司只負責印刷。這是否意味著，不但生產内容有罪，編輯内容有罪，就連印刷「非法内容」也有罪？印刷機構是否也要擔負其「甄別非法内容」的法律責任？

總而言之，這些一向在香港視爲「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做法，恐怕都不得不根據國安法而改變。

下個目標－立場新聞

現在，沒有人知道所謂「紅線」在哪裏。對中國來説，紅線就是越模糊越好，這樣才能令香港的新聞工作者自我審查。但在香港，中國始終無法避免用案例劃出這條紅線。這次案件如何被起訴，用什麽證據，能否定罪，和國安法時代下的新聞自由的「紅線」息息相關。無疑，在中共的思維下，紅線是可以不斷移動的。但「根本不知道紅線在哪裏」比「紅線會移動」還是好上那麽一點點。

有一點可以肯定，蘋果日報絕對不會是中國打擊不聽話的傳媒的重點。在蘋果日報之後，下一個「高危」的傳媒當屬民主派中影響力最大的網上傳媒「立場新聞」。值得留意的是，蘋果日報被拘捕的副社長，正是立場新聞總編輯的妻子，當她在家中被捕的時候，警方把屬於她丈夫的電腦也拿走作爲證物。立場新聞能堅持多久令人擔憂。立場新聞之後，或許就輪到其他親民主派的網媒了。

中國下決心整治香港的傳媒，當然不限於新聞傳媒。香港圖書館下架一批書籍；香港一些網站被封鎖（香港人現在也要學習翻牆了）；訂立新的電影審查條例等等，無一不定義這個國安法的新時代。

※作者為國際關係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