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數量是否充足」不是重點,「一針一針紮實打下去」才是王道,它一定會展現它非常明顯的防疫效果。(湯森路透)
屏東PCR陽性個案的病毒基因定序結果顯示,多人感染印度發現的Delta變異株,證實傳染力和致病力都更為強大的Delta變異株不是「可能」襲台,而是已經兵臨城下。台灣防疫單位務必從五月至今的英國Alpha變異株疫情學到教訓,尤其必須矯正所有可能造成「檢測之亂」、「隔離之亂」、「就醫之亂」、「疫苗之亂」的系統性問題,才能有效應對這隻「隨時可能繼續變異」的冠狀病毒。
其實Alpha變異株導致的三級警戒至今超過六週,儘管有人怪罪航空機組人員,有人直指萬華就是所謂破口,但這些終究只是無聊口水,沒人拿得出真憑實據解釋「Alpha變異株到底是怎麼進來的」?同樣的情形必然在Delta變異株上重演,只要「貨機還要飛、貨船還要跑、移工不能不進、海外台灣人不能不回家」,台灣就不可能自外於全世界跟變異株病毒的這場戰役;所以「想都不要想」把Delta株「阻絶於境外」,而是要為肉搏戰做好準備。
歐美過去這半年的經驗充分顯示,儘管變異株再難纏,疫苗仍是對抗任何新一波疫情最有力的工具。以英國為例,雖然感染Delta變異株的人數增加,迫使政府推遲原訂的解封時程,但在疫苗施打作業愈來愈順利的情況下,英國最經典的温布頓網球賽如期在6月28日開幕,中央球場滿場觀眾為開幕貴賓——領導牛津大學團隊發明AZ疫苗的Sarah Gilbert教授獻上熱情掌聲。
説到疫苗,台灣「很多人還打不到」看似有點麻煩,但事實上,截至6月20日,台灣從各式管道已取得疫苗485.51萬劑,再加上6月底到貨的自購莫德納疫苗41萬劑、以及日本承諾再次捐贈的AZ疫苗100萬劑,這總計626.51萬劑若有妥善的施打計畫去推行,已可望為13%的2350萬台灣人打完兩劑疫苗,助其獲得完整保護。
「理所當然」地認為「群體免疫」很重要的人,一定覺得上述13%的接種率太低,可是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今年2月底發佈的報告顯示,美國從去年12月中旬開打到今年2月下旬,全國打完兩劑疫苗的人口雖然只有6.2%,但無論是65歲以上老人、或50至64歲這個年齡層,因COVID而生病住院的比例,都從去年12月的高峰大幅下降,已經接近去年幾波疫情曲線的低點。所以,「疫苗數量是否充足」不是重點,「一針一針紮實打下去」才是王道,它一定會展現它非常明顯的防疫效果。
另外,病毒跟人類有著同樣的「求生意志」,這就是它不斷變異的原因所在,它變異的結果也必然是「傳染力增強」,更加無孔不入,讓人類防不勝防,社區中「有人感染Delta變異病毒」是「一定會發生的事情」,而且還「不會只是一個、兩個而已」,所以防疫策略不能是「圍堵」,必須是「減害」,盡可能降低病毒散播的同時,務必加強照顧高危險群,全力防範重症和死亡的發生。
非常重要的是,防疫單位應向社會大眾清楚告知上述事實,讓全民做好「跟變異株病毒共存」的準備,否則即便打了疫苗的人口數達一定比例,一旦仍有感染變異株的個案出現,尤其是歐美目前已經看到的「打了疫苗還是感染」案例,台灣社會仍將再次恐慌,惡性循環沒完沒了。
絶大多數台灣人最近都知道美國的疫苗接種率頗高,美國人的生活面貌明顯回歸正常,但美國「走出疫情陰霾」是台灣人所想的劉「加零」或「歸零」膏嗎?美國全國性報紙《USA Today》6月初發自舊金山的報導寫道,全美醫界看到的是「COVID死亡人數從疫情高峰每天3000人明顯下降」,如果能繼續降到「一般流感流行季節那樣每天100人」,那應該就是美國人可以接受的「疫情終點」。
歷經去年「疫苗問世前」將近九個月的苦戰,加上「疫苗問世後」將近六個月的經驗,歐美除了對「疫情終點」已有上述「務實」的理解之外,其實也已經累積許多科學證據,並據以發展出相當「務實」的檢測及隔離措施。
以美國CDC今年3月公布的最新準則為例,由於科學證據顯示「感染達10天之後」傳染給他人的可能性就大幅降低,所以:
1、發病的確診者以發病日起算隔離10天
2、無症狀的確診者以確診日起算也隔離10天
10天期滿時,只要「沒有症狀」就能解除隔離,而不是過度依賴檢測,讓「時陰時陽」的多餘檢測搞得大家精神崩潰。
至於檢測,除非是
1、跟確診者「密切接觸」過
2、或參加過大型活動、去過室內人多擁擠的地方,因而感染風險升高
否則只要是「沒有症狀」的人,基本上都「無需檢測」。
畢竟檢測和隔離的目的是降低病毒散播,不宜無限上綱,影響社會的正常運作,所以台灣為因應Delta變異株(或甚至未來其他變異株)而提升防疫作為時,應該參考上述美國CDC的「務實」準則,且不妨給無症狀感染者加驗血清中IgM和IgG抗體,藉此綜合判斷該案感染時間是否超過10天,以利更精準地評估社區傳播風險,也讓有限資源精確砍向真正會危害社區的傳播鏈上。
最後,這一波Alpha變異株疫情裡,台灣有六百多名染疫者不幸死亡,凸顯公衛防疫領導人必須檢視醫療院所是否被賦予了過多任務,致其無法專注心力在病患的治療上;醫療體系管理者也應檢討政策是否偏頗,導致醫療資源無法及時用在重症患者的救治上。此外,相關醫學會似乎應向歐美醫界同僚請益,看看台灣如何即時更新COVID臨床治療指引,如何有效地跨院協調、支援與合作,在感染Delta變異株的病患湧向醫院之前,做足適當的醫療準備。
※作者為美國HSVG公益行動公共衛生計畫處處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