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值中共高調慶祝百年誕辰，在西方普遍衰落之際，繼續討論中共是否崩潰或者何時崩潰意義不大。鑒於中國的現實狀態，不如討論是什麼力量幫助中國坐大，中共得以維持自己的核心利益——一黨專政在中國持續。

美國對華戰略造就了今天的中國

如果說有力量幫助中國坐大，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力量當然是西方國家，其中首推美國。

這百年當中，美國政府與中共至少有過兩輪遭遇（戰），第一輪遭遇發生於1930年代-1949年，美國扮演中國的拯救者這一角色。這輪遭遇的結果是美國放棄國民黨成就了中共。毛澤東發表充滿了勝利者調侃語句的《別了，司徒雷登》，美國則發表了《艾奇遜白皮書》、《2050報告》回應。白皮書痛斥蔣介石政府的腐敗讓美國失去了中國，2050報告則指責國務院的中國通費正清、謝偉思等「四個約翰」對中共的錯誤認識導致美國對華政策犯錯。

第二輪遭遇始於1970年代，其時美蘇冷戰，美國出於對付蘇聯的需要與中國友好。冷戰結束後，全球化開始，美國歡迎中國加入WTO，與國際接軌，直到2016年，美國一直則扮演著幫助中國重歸國際社會並認可其為合作夥伴這一角色。這一時期美國對華方針基本確定為「接觸、合作，影響、改變」，但只有「合作」落到實處，「影響」流於形式，所謂「改變」的主題曲是「和平演變-顏色革命」。

從結果來看，美國輸得很慘，對華顏色革命基本失敗，而中共對美紅色滲透則遍佈美國華府、州縣政治、文化學術以及社會各個層面，最後讓自身陷入十分被動的局面。中國無疑是大贏家，從一窮二白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挑戰美國的國力就是這一階段養成的，挑戰美國的態度也在這段時期展露的。最終走到如今這種狀態：中國幾乎敢於挑戰美國的任何底線，而美國只能不斷收縮自己的底線，採取「戰略模糊」以虛應之。

幾十年之間乾坤倒轉，中國從一個窮弱的人口大國，變成咄咄逼人的美國挑戰者，僅僅只責備譴責中共不講國際規則，不擇手段追求自身利益，並不能解釋所發生的一切。當此際，美國應該反求諸己，從自身尋找原因。近20年來，我一直將中國問題放置在國際大背景當中考察，結論是：正是美國的戰略性錯誤為自己養成了強大的挑戰者，其中最關鍵的一步是接納中國加入WTO，並且在承認中美政治制度差異的前提下，自撤藩籬，讓中國各方力量長驅直入美國，容忍並默許中國對美那種不對等的開放（其實是半封閉），還沾沾自喜地在美國國內將這當作「影響、改變」中國的手段。

加入WTO，中國經濟插上翅膀

2001年 12月中國正式加入WTO，當年的GDP總量為1.34萬億美元，占世界GDP總量的4.0065%；18年之後的2019年（2020年中國發生疫情），中國GDP總量為14.28萬億美元，占世界GDP總量的 16.2763%，中國國力的養成從這一數字可清清晰感知。

中國加入WTO獲得的好處顯而易見，但中國利用WTO的規則漏洞，幾乎完全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並且影響到國際政治。但西方各國顧忌到中國的反應，一直不敢公開批評，美國、歐盟等只在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方面不予配合，2015年中國入世15周年是個轉捩點，那一年各國政府與智庫批評中國的「保護主義」聲浪日高，涉及三方面：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跨境投資的不對等，中國在歐美要風得風，但對外資卻有諸多限制；中國的環境保護差。

本文只講述中國在WTO屢屢違規，美歐等國卻無可奈何這一事實。這個全球最大的貿易國成為WTO的各種貿易爭端中的常客，涉及領域大至鋼材，中至巴西紙漿，小至美國雞爪等諸多領域。中國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

據中國外宣刊物China Power自述，從2002年至2019年，中國共參與了65次爭端解決——其中21次作為申訴方，44次作為被訴方，是這段時期爭端解決機制中第三活躍的國家。中國也不忘記表白一下自己最初的老實狀態：在入世後的前五年（2002-2006年），中國僅作為申訴方或被訴方參與過5次爭端解決，數量遠低於其他金磚國家，主要扮演協力廠商的角色。但中國沒說明的是：入世後前五年是觀察期，WTO成員國的資格還不穩定，必須韜光養晦。

中國作為申訴方或被訴方時共參與過65次爭端解決。其中39次是與美國，14次是與歐盟之間進行的。中國被訴的案件52.2%由美國發起，而中國發起的21次申訴中有76%都針對美國。中國所受到的申訴主要是針對政府給予製造業和高科技產業的扶持和補貼。例如歐盟在2018年對中國發起申訴，指責中國強迫歐洲企業將技術轉移到中國公司，作為進入中國市場的條件。

美國、歐盟陷入被動的原因在於中國吃透了WTO的規則是軟約束，對違規行為的裁定只能是下不為例，並無懲罰措施。在明知對方與自己存在巨大的制度文化差異時，打開大門，只能說是自己的失誤，尤其中國通過是千人計畫明目張膽的盜竊美國的智慧財產權，幾乎是在美國各大學研究機構的放任之下公開行之，美國抱怨中國的兩件事，均是當初配合演戲的結果。

到了2015年，中國已經躍升為世界GDP總量第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首次突破萬億美元大關，投資範圍遍佈全球184個國家和地區，成為資本淨輸出國。2019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2.2萬億美元，次於美國（7.7萬億美元）和荷蘭（2.6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總量一度突破3萬億美元，這在龐大的外匯儲備，讓中國對外投資迅速增長。

中國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中的影響力不斷擴大，流量占全球比重連續4年超過一成，2019年占10.4%。這段時期，美國方面一直抱怨兩件事情，一是中國對出口企業實行補貼，讓美國企業處於競爭的劣勢。但是，在中國加入WTO前的私有化合規考察，是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做的，該行考察認可了朱鎔基「抓大放小」、為中共培養壟斷行業的經濟寡頭是私有化合規。而中國通過國企混改，讓國企披上民營外衣，在美國投資。比如華為實質上是軍企，但直到川普當總統之後，華為才算是真正受到阻扼。二是中國的匯率管制，導致人民幣與美元的比率不合理。但美國在抱怨的同時，卻在中國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時，任由該組織負責人為中國量身定做了一套規則：IMF聲稱，將人民幣納入SDR的主要目的是推進中國的經濟和金融改革。將人民幣納入SDR需要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出口位於IMF成員國前列，中國是世界最大出口國，符合這一條件。二是貨幣可自由兌換。為了中國，IMF特別修改了遊戲規則，改成「可自由使用」。據路透社消息，這是IMF總裁克莉絲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的聰明主意，但美國是IMF的最大出資國，擁有一票否決權而未使用，也是不爭的事實。

對中國民主化的期望主導美國對華政策

美國的中國研究圈對中國的研究，基本有兩個堪稱經典的預想前提：1. 中國加入WTO，可以迅速融入國際社會，促使中國建立一個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2. 對中國開放西方的互聯網技術，有助於瓦解中國的言論管制。這兩點最終都會促進中國走向民主化——前總統克林頓2001年在霍普金斯大學的公開演講是這一看法的始作俑者。

為了支持中國加入WTO，克林頓通篇講話意在解開美國朝野對中國的擔憂。他從「誰失去了中國」這一話題切入，談到美國政界學界認識到的所有中國問題，例如一黨專政的國家，不能容忍反對派，剝奪了公民言論自由和宗教表達的基本權利，控制經濟從而讓國民對政府形成很強的依附性，在世界上用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方式維護自身利益，以及人們對中國可能崩潰的擔憂等等。怎麼辦？年輕的克林頓總統充滿信心地回答：「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認同中國的做法，問題是，改進這些實踐最明智的做法是什麼？」他進而提到：「中國未來的道路是中國自己的選擇。我們無法控制這種選擇「，「我們只能影響它。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確實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行為。我們可以努力把中國拉向正確的方向，也可以轉身而去。幾乎可以肯定地說，‘轉身而去’會把中國推向錯誤的方向」，克林頓總統指出了一條光明大道：「WTO將使中國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它將繼續推進美國過去30年來（即尼克森破冰之旅以來）在中國努力實現的目標」。

中國後來的政治變化說明，這兩個預想並不成立，但美國政界、學界的知華派們從來不加審視。直到2017年川普在當選後公佈一個「百日計畫」中，明確提出要「抽幹華盛頓的沼澤（Drain the Swamp），與中國在美滲透活動相關的各種報告陸續公佈，在這種氛圍中，美國中國研究圈被迫對長達幾十年的中國研究做一檢討。2018年11月29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發表《中國影響和美國利益：推動建設性警惕》報告，承認美國的中國研究界對中國誤判，指出中國利用美國的開放民主加以滲透、大舉操弄美國政府、大學、智庫、媒體、企業和僑界，希望借此阻斷美國對中國的批評、以及對臺灣的支持。

如此國力，讓世界上所有窮國富國競相折腰，美國終於嘗到了國際地位的失落：傳統盟國離心離德，紛紛靠攏中國；東亞盟友則奉行「政治安全靠美國，經濟發展靠中國」；在聯合國中，中國已經成功地將WTO、聯合國人權委員會、WHO等變成為自身利益服務的工具。嘗其果，溯其源，只能說是美國奉行「接觸、合作、影響、改變」這種以為能夠「不戰而勝」的對華政策，最後讓自己成了不戰而敗的東郭先生。（本文經作者授權刊出，原出處）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