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和主義和正統主義的鬥爭，恰好就相當於馬來血統文化主義和馬來西亞國族主義的鬥爭。協和主義的背後是一個既成事實，因為舊滿洲和新滿洲的邊界本來就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它體現了新的自治團體的不斷崛起和加入，因此就可以用滿洲特色的詞語，把這稱為「協和性」。但是「協和性」其實只不過是各種自發秩序的一個總和而已，它不是滿洲特有的，自發秩序是無所不在的。馬來西亞的自發秩序團體當然不僅僅是馬來血統或者馬來文化的自發秩序團體，它包括英國保護下來的土耳其和阿拉伯血統的王公、閩越的移民、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分化出來的各種協會，這些都是英國人保護下來的自發秩序。而純粹的馬來血統主義者在其中也許人數多一點，但是他們其實並不是地位最重要的。而近代的滿洲就有這樣一個問題：

近代化的主力軍和先鋒隊很明顯是來自日本和朝鮮的自治市鎮的居民。這些自治市鎮的居民是維護滿洲特權最有力的人，後來也是跟他們原籍的日本人發生衝突的最有力的人。儘管後來有些人，例如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歷史書，把他們妖魔化為殖民者，但是這話就等於說華盛頓是來自英國的殖民者、所以他一心維護英國人的利益同樣地荒謬。沒錯，華盛頓將軍的祖先確實是英國殖民者，但是最積極地維護北美殖民地的特殊利益而反對英國政策的是誰呢？就是華盛頓本人。為什麼不是印第安人或者黑人積極地反對英國呢？因為他們財不大氣不粗，家系不夠源遠流長，文化資本不夠多。華盛頓將軍他們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是強勢集團，他們有膽量反抗英國人，有能力反抗英國人，政治理論又很先進，有各種英國老輝格黨人發明出來的憲政理論。面對英國國王，華盛頓反倒顯得更像是正統君主。如果換了印第安人和黑人上陣的話，那麼不僅實力不足，連意識形態也建構不起來。

後來在滿洲國時期反日反得最厲害、跟關東軍和日本帝國政府發生最激烈衝突的，恰好就是這批相當於華盛頓將軍、出生在滿洲、在滿洲已經生活了很長時間的日裔滿洲人。日裔滿人在協和主義的構建中，處於維吉尼亞紳士在美利堅民族的構建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如果把他們排除出去了，那麼就等於是香港和上海沒有了英裔居民一樣，少掉的並不僅僅是百分之五或者百分之十的人口，而是一大批政治、文化、經濟方面的菁英。最有勇氣、最能保證地方特權和利益、而且從事自我治理最有經驗和成績最好的這批人都被抹殺掉了，那麼剩下的人還能不能建國就很成疑問了。

滿洲皇帝退位產生的結果就是，把經濟上和社會上欣欣向榮、不斷發展的滿洲，以及它的這筆巨大的、人人都眼紅的財富一同留給了不確定的未來，而未來就要在正統主義和協和主義這兩條路線的鬥爭中展開。最初是張作霖和藍天蔚的鬥爭。藍天蔚代表激進的共和主義者，他當然也得到了遼南各自治團體的擁護。大連的很多商人通過上海的夥伴和日本的泛亞主義者給藍天蔚運送軍火，遼南的很多聯莊會和商會出錢出槍支持他。很多跟張作霖家族沒有太多區別、只是部隊的軍事素養不同或者運氣不太好的自衛隊，包括顧仁宜他們的家族，紛紛派兵去支持他。但是滿洲的大地主大金融家，就像他們的同道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期支持華盛頓一樣，寧願支持張作霖。

張作霖最初是想要擁護正統主義的，但是最後發現正統主義實際上行不通以後，不得不在現實中依靠行政國家繼續推行滿洲的各項建設，在軍事上和政治上推行帝國主義政策，利用滿洲的雄厚軍事力量和內部團結性比較高等等優勢，不斷地揮軍南下，進入北京或者進入南京和上海，去掠奪南方的財富。在這一方面，他起的作用其實跟皇太極是差不多的。張作霖多次違背王永江[3]和其他滿洲政要推崇的保境安民主義，一味擴大行政開支和軍事開支。之所以沒有弄到破產，跟拿破崙沒有令法國破產的原因一樣，只是因為張作霖可以利用戰爭的收益，把奉票發行到南京或者上海去，用諸如此類的手法掠奪境外的財富，以此來彌補他的軍事開支。

三民主義包圍滿洲及張學良的選擇

張作霖用這種拿破崙的方式──其實這種方式也是愛新覺羅家族發明的方式，暫時推遲了正統主義和協和主義的固有矛盾。但他一死，滿洲的軍隊就再也不能出境了。很快，國民黨在蘇聯的支持下發動北伐，敵軍已經逼近國門了，這樣的把戲就再也玩不下去。這時的滿洲就面臨著圖窮匕見的局面。以前可以說是不爭論，悶聲發大財，只要還有錢賺，我們的路線鬥爭可以擱置；現在，外財沒有了，只能依靠內部的資源了，路線鬥爭就會變得非常重要。協和主義和正統主義一方面在推行內部鬥爭，一方面又面臨著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在蘇聯支持下南北兩翼包圍滿洲，並企圖從內部腐蝕滿洲的威脅。

張學良在這個關鍵時刻扮演了臨門一腳的角色。因為他是張作霖的兒子，所以滿洲的老將、銀行家和大地主都沒法公然反對他。但是張學良一上台就殺死了當初在郭松齡之亂的時候配合張作霖鎮壓共產主義分子的那批老將，證明他在當時雖然還不敢全盤推翻父親的施政，但實際上已經是作為一個隱蔽的共產主義者而存在了。張學良上台以後，大規模地清洗過去的老臣，等於是在替郭松齡報仇；這樣一來，使得正統主義者和協和主義者都深感威脅。

同時，張學良的周圍也布滿了例如國民外交協會這樣的外來知識分子和匪諜。這一批人實行的主要政策就是，用國民黨和共產黨在南方已經試驗得很充分的、用於收回漢口英租界和九江英租界的做法，也就是暗中指使暴民滋事、而檯面上毫不承認，以此破壞條約體系，特別是重點對日本人和朝鮮人發起進攻。這兩批人多半是在一九○五年前後就已經搬過來，在這裡已經住了兩代人，等於是在滿洲土生土長，如果回到日本去，就好像是你現在讓川普他們全家搬回德國巴伐利亞去一樣，他們在當地已經沒有位置了。張學良政府儘管按照法律和條約沒有理由要迫害他們，但是他還是可以利用國民黨和共產黨新引進的列寧主義黨國手段，暗中搗亂。

張學良首先派劉和珍樣的黨務幹部進入你們商店附近，把商店附近的貧下中農組織起來，把他們發展成為共產黨員或者國民黨員，然後他們就輪流到你們家商鋪門口去搗亂，天天往你們家商鋪門口扔垃圾。一次兩次你還可以管一下，但是四次五次，最後天天你的門口都堆著垃圾，然後你的老客戶就不上門了，你的商鋪就沒有辦法維持下去，你平靜地破產了。在正常情況下，你發現這些人都是同一批流氓和搗亂分子的時候，你就要去報警處理，警察就要把他們趕走，維護你的財產權。但是這時，滿洲警察局也已經派駐了黨部的代表。黨部一方面指使貧下中農，讓你的生意做不成，另一方面命令警察局，接到你的報案的時候不要理你，讓你自生自滅。這樣反反覆覆下去，你的企業不就自動垮台了嗎？這種流氓手段體現在當代，其實就是不久以前中共用來對付樂天等企業的招數。用這種手段，他們把一向屬於滿洲企業之光、從來都是大量盈利、因此可以賠本支持各種科研活動的滿鐵都變得虧損了。虧損的原因當然不是因為經營不善，而是因為張學良政府派各種流氓搗亂。

這時，本來是你死我活──就算不是你死我活、也是像美國民主和共和兩黨那樣相互對峙的協和主義者和正統主義者，才不得不攜手合作。這時，才產生了主流歷史記載的「滿洲帝國」。其實這兩種人哪怕是在九一八事變以後，都還是非常敵對的，因為協和主義者自然而然是希望建立共和國的，而正統主義者不讓滿洲皇帝復辟是死都不能瞑目的，他們以前是絕對不能合作的。但是國民黨進了北京城，第一件事情就是刨了愛新覺羅家的祖墳，使遜帝宣統悲憤不已，於是放下他之前對協和主義者的猜忌，也不再願意接受那些比較謹慎保守的老臣的勸告了。另一方面，像大連的滿洲青年聯盟這些激進的協和主義的組織也覺得，自己再也不能坐視不理，長此以往，在蘇聯和國民黨勢力包圍下的滿洲很快會發生新的政變。無論如何，擁立一個正統君主，哪怕實際上只是冒牌貨，都比要一個身邊都圍繞著共產主義者的張學良要好得多。只要能夠剷除張學良，怎麼做都行。

但即使是如此，在他們聯合起來發動政變、趕走了張學良以後，他們在臨時政府建立的這一年當中始終在不停掐架。溥儀雖然已經到了滿洲，但是還是十分果斷地堅持，如果協和主義者要獲得他的支持的話，第一，必須恢復愛新覺羅家的宗廟，也就是他不當皇帝不行，第二，他所在的國家絕對不要什麼萬惡的政黨政治。儘管協和會的那批代表人──當時協和會是稱之為「協和黨」的，也就是一個政黨，他們這個政黨的作用本來就是準備發揮像後來的國民陣線在馬來西亞的那種作用，企圖把近代滿洲的各個自治團體整合起來，變成一個新的滿洲民族，而這個滿洲民族本來也應該是建立共和國的。協和會草擬的第一部憲法是歐洲式的三權分立的憲法，他們想請宣統帝當這個共和國的執政官──當然是有任期限制的了。溥儀聽到這話以後就表示絕對不能容忍，他寧可不幹，也不會接受這種條件。而且，「協和黨」的這個「黨」字也讓溥儀認為絕對不能容忍。最後為了照顧皇帝的感情，協和黨只得改名為「協和會」，而且最終他們還是同意了讓溥儀獲得康德皇帝的名義，把「滿洲共和國」改成「滿洲帝國」。

但是事情走到這一步，又要讓正統主義者反過來照顧一下共和派的感情了。這個國家最終並不像康德皇帝所指望的那樣叫做「滿洲帝國」，而是「滿洲國」。滿洲國這個國號仍然是協和主義者的勝利。同時，制定的憲法是立憲君主制的。協和會雖然不再叫做「黨」而改名為「會」，沒有政黨的名稱，但它還是有政黨的實質，協和會實質上就是滿洲國的執政黨。像馬來國民陣線一樣，它的作用就等於是，在每一次政治活動和政治變遷之前，都要盡可能地把能夠整合的大部分政治團體整合起來。它不是像國民黨和共產黨這樣的列寧主義政黨那樣要取締一切黨外勢力。在滿洲國，黨外勢力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協和會的存在能夠使大部分有頭有臉的人、有資格問鼎中原的人都提前加入到協和會當中。不願意加入的人，要嘛是像滿洲自治主義者這些極端強硬的理想主義者，要嘛就是些無足輕重的邊緣人。所以協和會的執政是沒有問題的，它等於說是用政治協商的方式，事先整合了社會上能夠發揮作用的大多數人。

作者簡介

劉仲敬
長於新疆，而獨以川人自屬。嘗操宋慈故業，而自授史學。刀下閱屍，筆下著史。以其獨特的理論體系，致力於用憲制演化的角度研究歷史，並投入民族發明的推廣。他在大眾史學及網路場域擁有巨大影響力，其學說被支持者稱為「阿姨學」。現為旅居美國的自由作家。

最新著作為「民族發明學的世界史」系列作（《叛逆的巴爾幹》、《歐洲的感性邊疆》、《中東的裂痕》），此系列透過劉仲敬獨特的民族建構理論，深入分析中歐、東歐、巴爾幹以及中東等地區，是如何從帝國或封建王國的體系演化成近代的民族國家。

另外，尚著有「近代史的墮落」系列作（《晚清北洋卷》、《國共卷》、《民國文人卷》），此系列透過近代東亞地區重要歷史人物之生平，闡述東亞文明的歷史特性；《經與史》、《遠東的線索》為重新解釋內亞和東亞古代歷史關聯性、解釋中國近現代史格局與演變的經典作品；《文明更迭的源代碼》則是關於「阿姨學」的思想脈絡、及對世界各種文明和歷史的探討。

除了著作等身，劉仲敬還譯有大衛．休謨（David Hume）的《英國史》、湯瑪士．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麥考萊英國史》等西方歷史學經典作品。

※本書擷取自《逆轉的東亞史( 5 )：非中國視角的東北（滿洲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