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二、三月份全球疫情時代流行時，筆者就研判，新冠病毒最終將成爲和流感一樣的與人類社會並存的病毒。自此就注定「疫苗爲王」，只有疫苗才能救全球於水火。以「清零」為目的的圍追堵截不是無法做到就是社會代價極高；「壓平曲綫」之目的也是等疫苗出來。能撐一時，而非解決之道。現在，多國已經大規模接種，也逐漸開始大面積解封。有的國家即便感染數字還相當可觀，但由於重症病人和死亡率明顯減少，已可用「流感化」的對待之。

疫情如此嚴重，疫苗如此重要，全球對疫苗的需求之大史無前例，能研發生產疫苗的國家是少數，生產能力也不足。這為全球「疫苗外交」提供了舞臺。

一般認爲，能玩得起疫苗外交的只能是大國，至少必須具備疫苗這個最强大的資源。從這個意義而言，迄今手執疫苗而擁有疫苗外交能力的不過區區幾國：美、中、英、德（歐）、俄、印。如筆者曾討論，對大國而言，疫苗外交至少有幾層含義。首先，利用疫苗供應彰顯在全球領導力，占領話語權，把自己打造成「救世者」；同時在話語上貶低對方。其次，利用疫苗爭奪國際組織的領導權，尤其是世衛組織。第三，「賞善懲惡」，利用疫苗團結（或拉攏）盟友，懲罰不聽話的國家。第四，利用疫苗進行外交利益交換。第五，利用疫苗鞏固親自己的政權。最後，用疫苗構建供應鏈同盟，深化同盟關係。中英文媒體多半聚焦於中美疫苗外交競賽。其實俄國和印度也是疫苗外交的積極追求者。相對而言，英國和德國的疫苗外交倒是沒有太大聲量。

然而，這種「一般認爲」實在是一種誤導。這正如常言道的「弱國無外交」，但事實上弱國的外交最重要：强國外交不佳最多損害部分利益，弱國外交錯誤常有滅頂之災。疫苗外交也是同理。因此，疫苗外交的玩家，不只以上幾家「一級玩家」，其他國家也可同樣可成玩家。

誰是一級玩家　誰是二級玩家

首先是一類「二級玩家」，它們雖不直接擁有疫苗的知識產權，但通過不同的方式擁有疫苗，也可玩得起「疫苗外交」。

第一類「二級玩家」是獲得授權生產疫苗（代工）的國家。

由於疫苗需求實在太大，即便擁有知識產權也不一定有生產能力，於是藥廠不得不在外國尋求合作夥伴製造生產疫苗。有的情況下，幾乎整個生產過程都在代工厰進行，但也有代工只進行技術含量不高的分裝工序而已。但即使工序再簡單，只要它是不可缺的一環，那麽也是必要的。

放在以前一般情況下，代工廠家只是接受訂單去生產，並不具備控制產量和銷售方向的權利。然而，在疫情這種非常時期，一切都不能以常態理解。事實上幾乎所有的疫苗代工，背後都有國家力量在推動去獲得授權，在獲得授權時也基本上有優先供應本國的條款。即便沒有這種條款，在本國生產出來的疫苗，本國也實際擁有截留（和二次分配）的能力。這種情況通常被詬病為「疫苗民族主義」，然而這在當前已成爲慣例。正如泰國生產了英國的AZ疫苗，於是就有能力截留。於是這些代工國家，在獲得授權代工時是「疫苗外交」的對象，要全力爭取疫苗生產。但能生產出疫苗之後，手上有現貨，就變成了疫苗外交的玩家。

惟其如此，最近韓國總統文在寅訪美，獲得生產莫德納疫苗的授權，被視爲重要的外交勝利。最近埃及取得中國授權生產中國的疫苗，也是一例。從這個意義看，台灣當初居然因爲「生產訂單太大」而拒絕為AZ代工生產疫苗，是一個巨大的決策錯誤。假若當初能生產疫苗，現在又豈會陷入「疫苗之亂」？

第二類「二級玩家」以發達國家爲主，它們自己雖然（暫時）沒有開發成功，也沒有代工，但由於決策準確、行動快、出價高、與藥廠關係好、最高層重視甚至親自出馬等種種原因，它們能早早向藥廠訂購大量疫苗。

需要指出，訂購不等於到貨，還需要「追貨」，緊盯到疫苗運抵才能鬆口氣。有人指責那些國家大量訂購導致「疫苗不平等」。這種説法值得商榷。其實是它們早就預計到疫苗的緊缺，多訂購主要是爲了買個保險，以防無法到貨。在實際操作上，「追貨」的過程同樣需要勞心勞力，難度或許不在「訂貨」之下。實際上，很多國家訂了貨，現在還遙遙無期。正如台灣，名義上訂購了3000萬劑，即便刨去尚不見影的國產疫苗，前段時間的其他訂購的2000萬劑的實際到貨量也極低，「追貨」就相當不得力。

由此可見，無論訂貨還是追貨，都取決於兩個因素，一個是國家實力，包括資金和關係等，另一個或許同樣重要，就是政府的重視和決策的正確，否則光是有錢有關係也沒有用。它們的政府以國民利益至上，無可厚非。

新冠病毒最終將成爲和流感一樣的與人類社會並存的病毒，自此只有疫苗才能救全球於水火。（圖片取自myVideo）

現在一些國家已大量施打疫苗，而且隨著群體免疫開始生效，加上所有疫苗都有風險，很多人打疫苗的意願並不高。這樣一些國家現在有多餘疫苗在手，或者手持可以轉讓的訂單，轉身成爲二級玩家。

在這兩類二級玩家之後，其他國家也並非坐以待斃，在一個充分競爭的全球格局中，它們同樣可以成爲玩家。這些玩家在疫苗外交中的實際目標，主要是如何獲得疫苗，甚至利用獲得疫苗這個過程，獲得外交利益。

要能爭取到疫苗供應，最好的策略非利用本身的資源了。人口大國，特別是疫情嚴重的國家，就有這方面「優勢」。這裏「優勢」打上引號，是因爲沒有國家會希望自己疫情嚴重。疫情嚴重的人口大國的優勢在於病例衆多，能提供大量的樣本和數據，而這是疫苗開發必不可少的。在疫苗開發層面，大量樣本可令開發人員充分利用大數據，極大提高開發速度。在臨床試驗層面，則可提供三期臨床試驗必不可少的對比樣本。而後者，是疫苗能否被國際接納（包括聯合國主導的COVAX）的關鍵指標，對有志於疫苗外交的一級玩家非常重要。

最近，中國專家鍾南山在答記者問時承認中國疫苗開發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國内地缺乏病例。中國媒體稱之爲「中國式的凡爾賽」（即自我炫耀）。然而，鍾南山説的是實話。中國疫苗早期開發得快，占了病例衆多的優勢。但到了臨床階段，中國沒有病例，沒法做對照實驗，只能以和其他人口大國合作的方式做。於是印尼、巴西、土耳其等紛紛展開疫苗外交，以合作研究，提供臨床數據，換取優先得到中國的疫苗。

到了現在各種病毒變種出來，中國就連針對變種疫苗進行研發也缺乏樣本，這就是鍾南山所指的「疫苗開發慢」。疫苗開發落後，中國的疫苗外交也打了折扣。因此，如果有的國家變種病毒病例多，他們的外交又足夠聰明的話，便可以此進行「疫苗外交」，向中國要疫苗。

台灣想當「一級」錯失「二級」

如果弱國本身人口有限，或者疫情不嚴重，但同樣希望獲取疫苗，那麽發揮「弱國優勢」就是最有效的方法。在這裏的「弱國優勢」是指過去70多年形成了一種國際關係的「政治正確」話語，就是「富國要照顧窮國」。在這種語境下，發達國家的慷慨被視爲理所當然；一旦發達國家不再慷慨，或者沒有以前那麽慷慨，那麽必然是鋪天蓋地的指責。弱國越弱，得到的同情分就越多，在國際關係上的「弱國優勢」就越大。聯合國的各個組織（不包括聯合國安理會）就是最好的發揮「弱國優勢」的場合。一來，聯合國各類機構本來就是「你弱你有理」的推手，二來，一國一票的制度，必然讓基數更大的發展中國家占了投票的上風。當然，如果國家太弱，那麽就缺乏話語權，「弱國優勢」也引不起關注。於是兩者綜合一下，既弱又不太弱，那麽就能最大化依托「弱國優勢」的「弱國疫苗外交」。最近的疫苗問題喊得最大聲的南非，正是其代表。

在這次疫情中，由世衛主導的COVAX就成爲弱國疫苗外交的大喇叭。COVAX宣稱「保證每個國家都能公平合理地獲得疫苗」。然而，何爲公平，何爲合理，完全沒有定義。到頭來，所謂「公平，合理」，就都變成了「發達國家應該對發展中國家更慷慨」，實質就是要求發達國家免費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

不得不説，由於長年纍月下來的話語體系，即便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媒體也很吃這一套。筆者注意到，拜登宣佈將為全球免費提供5億劑疫苗，這是相當慷慨的貢獻，本應大書特書，但在很多西方媒體筆下卻變成了「專家認爲遠遠不夠」。「遠遠不夠」固然是事實，但報導中給人的印象無疑是指美國本身就有義務向全球免費提供疫苗的，顛倒了是非。

這種輿論環境對中國是很有利的。因爲不但中國一直繼續以發展中國家自居，就連絕大部分的西方媒體，只要不是專門去討論「中國已經不再是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場合，也都紛紛繼續把中國視爲發展中國家，於是討論到「發達國家應該更慷慨」的時候，中國都自動被排除在外。正如現在，很少西方媒體提出「中國向發展中國家捐贈得不夠」的指控。中國有超級大國的實力，卻依然享受發展中國家的福利，中國當然很高興。

在疫情時期的外交戰中，台灣一度玩得不錯。「Taiwan can help」就是當時的代表作。然而，到了「疫苗外交」階段，台灣就變成後進生。表面看，罪魁禍首是台灣百密一疏，控制不了疫情。深層次的原因是，台灣過分依賴成敗未知的國產疫苗，太希望成爲「一級玩家」，忽視成爲「二級玩家」也很有用。當中的經驗教訓值得總結。

※作者為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