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時代的日本武士在改組為新軍的過程中服過兵役，透過服兵役的過程，接受了西洋文化和西洋的軍事技術。然後他退休還鄉以後又變成當地的小學教師，對當地的中、小學學生實施軍訓。然後中、小學學生在經過軍訓以後，畢業以後無論他當不當兵，都不同於舊式的儒家士紳，而是擁有一定新式知識的社區凝結核。有了圍繞著這些人和他們所組成的自衛隊，社區就可以組織出來。台灣的二二八事件之所以會有雄中事件，或者諸如此類的事件，朝鮮戰爭的時候之所以會有韓國中學生武裝起來抵抗共產國際侵略者的情形，就是因為在日本人創造的這種體制之下，地方的中學生和中學就是它的凝結核，取代了過去儒家社會的祠堂和宗族長老的地位。

一個中學生對於一個鄉的農民來說，就是當地最高級的知識分子。當時的大學比現在還要少得多。一般來說，中學生就是當地最有學問的人。他在中學裡面不僅學到了數學、物理、化學的知識，而且還學到了動員和軍事訓練的知識。所以他在中學畢業以後，對當地的治安和公共事務必定是有發言權的。需要使用武力的時候，必然是由中學生來組織自衛隊，中學生就是預備役軍官。圍繞著中學生，民兵就會組織起來。國民黨軍隊開始殺台灣本省人的時候，當然就是雄中的中學生起來組織，作為當地自衛隊的核心。他們拒守中學，用日本人教給他們的軍事技術，居然一度把國民黨的正規軍打得落花流水。韓國那些中學生和台灣那些中學生屬於同類，他們是同一個日本老師教出來的。也就是他們，迎擊了中國和蘇聯訓練出來的朝鮮軍隊，大幅推遲了朝鮮軍隊南下的速度，替聯合國軍隊的登陸創造了條件；他們是韓國民族和台灣民族真正的種子。閻錫山在日本學到並帶回晉國的也就是這種體制。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期間，高雄中學、高雄女中、高雄高工、高雄高商等校的學生自發組成「高雄中學自衛隊」，透過日治時期留下的軍事資產（如作戰技巧和槍枝），維持學校周邊秩序。

當然，滿洲帝國晚期的開明政策為他發明晉國民族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本來駐紮在晉國的舊軍主要是滿洲的八旗軍以及後來的綠營軍，在當時已經沒有什麼戰鬥力了。閻錫山用他學到的日本軍事知識，向滿洲人派來的巡撫建議，如果我們要學習日本明治維新，軍事制度是不可少的一環，特別要學習日本式的徵兵制度。在晉國全境，所有體格健全的成年男子都要做登記；其中，身體健康、文化程度較高的那些人，就是我們建立新軍的兵源。根據《閻錫山早年回憶錄》，他得意地說，辛亥獨立戰爭之所以能夠成功，就是因為滿洲人的巡撫聽取了這個建議。在他執行這個建議以前，滿洲帝國山西行省的軍隊有百分之八十不是本地人，而是滿洲人、蒙古人或外省人。在這種情況下，晉國是不可能獲得獨立的。接受了他的建議、重新修改兵役制度以後，重建的山西新軍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本地的子弟，這些人就是晉國的子弟兵。經過閻錫山訓練以後，他們的認同指向晉國，而不是指向滿洲帝國、中國或者其他省分。原有的舊軍經過裁汰以後，只剩下百分之二十，而且隨著新陳代謝、隨著老兵的退役和退休人員的死亡，將來遲早要消失殆盡的。

今天的台灣軍隊中還有極少一部分跟馬英九一樣年齡的人是國民黨從中國帶來的，但是大多數中下級軍官和士兵已經是台灣本地人了。如果再過二十年的話，台灣軍隊就會完全是由台灣本地人所組成的了。如果現在台灣發生革命的話，那麼殘餘的那一小部分、中國難民出身的軍官是根本鬥不過占絕大多數的台灣本土軍官的。閻錫山的情況也是這樣，他本來也像今天的許多台灣愛國者一樣，希望透過自然淘汰，等到馬英九那一撥人死了以後，所有的軍隊都是我們本土人，那麼我們可以自然而然地獲得獨立。但是政治形勢比他原先的計畫發展得更快，辛亥獨立戰爭提前爆發了，舊軍還沒有被裁汰殆盡，於是鬥爭還是得透過流血的方式來解決。滿洲帝國巡撫依靠的舊軍，最終還是被占絕大多數、而且接受日本新式訓練的新軍給解決了。在這個過程中，身為滿洲人的巡撫父子兩人都為滿洲帝國殉國。閻錫山很有騎士精神地表示，我們只是政見不同，他們願意為滿洲帝國壯烈犧牲，說明他們還是英雄好漢，我們應該給他們體面的葬禮。這一件事情可以說是閻錫山很有土豪德性的表現。如果換成共產黨的話，必然會把失敗的對手打成反革命分子，然後誅連他們的九族。

在辛亥獨立戰爭當中，晉國與內亞、東亞和東南亞的大多數邦國一樣，都贏得了事實上的獨立。他們新建立起來的軍紳政權，都是本地地主資產階級和本地軍官的聯合政權。但是之後的政權能不能磨合得很好，就要看他們的政治德性了。在大多數情況下，軍官團的政治立場比士紳和資產階級的政治立場更激進一些，因此隨後就發生了拉美國家很常見的軍事雅各賓主義[1]政變。占少數的軍官團聲稱自己代表人民，但無論是在有產階級的選舉制還是普選制度當中，他們都不指望自己能夠在任何一種選舉中取勝。他們知道他們是激進的少數派，因此他們必須推翻政治態度比較保守、但是比較有把握在選舉中贏得多數的地主資產階級，進而建立自己的軍事專制政權，然後透過軍事專制政權，實施加快歷史進程的社會改革。在有些地方，比較保守的地主資產階級又能勝利反攻，壓制軍方的勢力，以國家在外交上受到損失為代價，減緩社會改革的速度。辛亥以後的二十年，東亞和東南亞普遍就處於這種狀態。大多數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包括滇（雲南）、黔（貴州）、蜀（四川）這些剛剛獨立的國家，都面臨著激進軍人和保守地主、保守資本家之間的衝突。

晉國可以說是一個罕見的例外，議會和都督府能夠通力合作，透過地方自治和軍國民教育的方式，使文武雙方能夠合作，保守派和激進派能夠不生事故，省議會和都督府能夠和諧共濟。這一點可以說是，不僅閻錫山本人，乃至晉國的整個地主資產階級，都有較高的政治德性，比起蜀國和滇國來說顯然是更勝一籌。這就是為什麼閻錫山的政權能夠連續穩定二十年的原因，而滇、黔、蜀等國都不斷地發生軍事政變。軍事政變不僅僅是一個內政問題，還會引起嚴重的外交糾紛，會引起外來的干涉，會導致「中國奧斯曼主義者」利用激進主義或保守主義一派的支持來顛覆他們的獨立政權。而晉國政權之所以很難被外部顛覆，也是因為晉國內部的團結和協調做得比較好的緣故。當然，閻錫山本人是有一整套政治思想的，這套政治思想和政治構架主要是從日本學來的，但是也增加了很多地方特色，也就是他那一套晉國人都很熟悉的「主張公道團」[2]、鄉治主義、節儉經濟學等諸如此類的特色，這些都是晉國本土的老一輩土豪津津樂道的。在他們經歷了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和中央集權以後，對閻錫山時代的地方自治和精打細算的財政保守主義感到格外的懷念。

內政上了軌道以後，外交問題就比較好解決了。晉國大多數的鄰邦都陷入沒完沒了的軍事政變當中，而北京的獨聯體政權經常會出現企圖重建東亞奧斯曼主義的野心家。但是直到共產國際干預東亞以前，他們都不敢打晉國的主意，主要就是因為他們已經看到了晉國的團結。袁世凱和曹錕在維護滿洲帝國的最後一次戰役中曾經一度打進太原城，但是最後在土豪的抵制之下還是站不住腳，只得乖乖撤退，使退到口外的閻錫山能夠成功復辟。他們在其他地方就沒有遇上如此團結的土豪階級，所以之後他們就不再冒同樣的風險了。

同時，閻錫山在外交上也是十分靈活而謹慎的。只要不違反晉國本身的獨立和利益，不論北京的政治家在玩什麼花樣，他在表面上都是願意支持的。例如，他和蔡松坡（蔡鍔）將軍的政治觀點其實基本是一致的，但他就沒有像蔡松坡那樣去打頭陣，讓滇國作為反對中國帝國主義復活的先鋒。你袁世凱要稱帝嗎？很好，只要你不來侵略我們晉國的領土，我願意通電贊同你袁世凱稱帝；你袁世凱不稱帝嗎？很好，我也願意參加九省聯盟或者其他什麼聯盟，擴大晉國的外交空間。但有一個基本原則是：無論是鄰邦也好，還是北京政權或者南京政權也好，你千萬不要來侵略我們晉國的領土。我們晉國可以引入歐洲和日本的技術員與工程師，建立新的鋼鐵企業，利用晉國和平安定的政治環境，發展我們本身的經濟。只要你不來惹我，我也不去惹你。

這種政策一直執行到共產國際全面入侵東亞，透過馮玉祥和蔣介石這兩個代理人，使晉國本土的安全面臨嚴重的威脅。這時，晉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推行得很成功的武裝中立政策就不再適用了。主要還是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列強（特別是英國人）開始在遠東推行撤退政策。撤退的結果就是留下了政治真空，而這個政治真空就被共產國際利用了。在蔣介石和馮玉祥咄咄逼人的壓力之下，閻錫山不得不放棄他自己的中立政策，轉而與滿洲國的張作霖結盟，形成一個東亞的保守主義聯合陣線，抵制馮玉祥和蔣介石的侵略。但是，隨著蔣介石軍隊的北伐成功以及滿洲國部隊的出關，最後滿洲國內部的激進派透過張學良和閻寶航推翻了張作霖時代的老臣，而老臣又對張學良政權聯合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政策表示不滿，於是企圖聯合日本人發動政變，恢復滿洲的傳統政策。這樣一來，原本二十世紀最初二十年在東亞的政治平衡中扮演亞歷山大一世這個神聖同盟式作用的張氏幕府和滿洲政權就變得自身難保了，滿洲自己就陷入了政治動盪當中，不可能再發揮像俄羅斯帝國干涉中歐那樣的穩定作用了。這時，晉國陷入了孤立無援的狀態當中。

閻錫山在無奈之際考慮，他的主要敵人應該是靠近蒙古的馮玉祥，馮玉祥有吞併晉國本土的野心和能力。如果他繼續在蘇聯的支持之下從潼關東下，占領中國本部，從綏遠東下，占領平津，那就會完全包圍晉國，晉國就有被一口吞下的可能性。而蔣介石雖然也是蘇聯的另外一個傀儡，但是他的大本營既然是在南京，對於中國、平津或者晉國都是鞭長莫及。兩害相權取其輕，他認為，站在蔣介石一方至少比站在馮玉祥一方還要好。因此，他就利用他在東京留學的時候跟同盟會要員有過關係的事實，把自己重新發明為辛亥元老，把辛亥獨立戰爭重新解釋為國民黨的反滿戰爭。這樣一來，他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加入國民黨，變成國民黨內部的一派勢力，使蔣介石和馮玉祥不能夠名正言順地消滅他。同時，他還可以利用蔣介石的力量來反對馮玉祥，填補張作霖撤退以後所留下的真空地帶。這樣一來，蔣介石為了打擊占據河南和安徽一帶、對他威脅更大的馮玉祥，就會覺得沒有野心的閻錫山還是個比較好的盟友。於是在瓜分領地的時候，把非常重要的平津地區和天津海關交給了閻錫山，利用閻錫山來平衡馮玉祥的勢力。

作者簡介

劉仲敬
長於新疆，而獨以川人自屬。嘗操宋慈故業，而自授史學。刀下閱屍，筆下著史。以其獨特的理論體系，致力於用憲制演化的角度研究歷史，並投入民族發明的推廣。他在大眾史學及網路場域擁有巨大影響力，其學說被支持者稱為「阿姨學」。現為旅居美國的自由作家。

最新著作為「民族發明學的世界史」系列作（《叛逆的巴爾幹》、《歐洲的感性邊疆》、《中東的裂痕》），此系列透過劉仲敬獨特的民族建構理論，深入分析中歐、東歐、巴爾幹以及中東等地區，是如何從帝國或封建王國的體系演化成近代的民族國家。
 
另外，尚著有「近代史的墮落」系列作（《晚清北洋卷》、《國共卷》、《民國文人卷》），此系列透過近代東亞地區重要歷史人物之生平，闡述東亞文明的歷史特性；《經與史》、《遠東的線索》為重新解釋內亞和東亞古代歷史關聯性、解釋中國近現代史格局與演變的經典作品；《文明更迭的源代碼》則是關於「阿姨學」的思想脈絡、及對世界各種文明和歷史的探討。
 
除了著作等身，劉仲敬還譯有大衛．休謨（David Hume）的《英國史》、湯瑪士．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麥考萊英國史》等西方歷史學經典作品。

※本書擷取自《逆轉的東亞史（3）：非中國視角的華北（晉、燕、齊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