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從一開始，在清法戰爭爆發的時候，上海自由市就禁止清國士兵經過上海，向列強宣示自己的中立，並且得到了列強的贊成。在清日戰爭的時候，日本率先（這一次是在英國的指導之下，因為日本在國際外交方面還是一個小學生）宣布支持上海自由市的中立。這一點得到了英國和上海方面的善意回應。

最後，最重要的一次就是一九○○年的八國聯軍之役。這一次戰役，導致了像奧斯曼帝國和神聖羅馬帝國一樣自身不具備主權者性質、而更像是一個由帝國演化而來的國際聯盟的大清國徹底解體。北京的帝國政府在義和團的劫持之下公開向列強宣戰，而揚子江以南的東南亞各殖民地的總督，在本地士紳和新軍的支持之下公開宣布否定朝廷的命令。對於列強來說，這種行為就像是埃及總督穆罕默德．阿里拒絕服從蘇丹的命令一樣，已經宣布了埃及的事實獨立。

我們要注意，埃及形式上的獨立是在一九二二年奧斯曼帝國已經徹底解體以後才宣布的，但是早在梯也爾首相 的時代，埃及已經多次向土耳其宣戰，早已被英國和法國認定為主權國家了。從禮儀上來講，雖然英法兩國要派他們的公使去君士坦丁堡，而派駐開羅和亞歷山卓的只能是領事，但是這絲毫不妨礙穆罕默德．阿里實際上享有主權者的地位。在外交史和埃及民族國家的歷史上，他被視為埃及的君主。劉坤一和張之洞在一九○○年行使的權力，跟穆罕默德˙阿里這位總督是毫無二致的。他們行使著主權者的權力，使楚國和吳國跟八國聯軍結合起來，反對北京的滿洲帝國政府。這時，上海自由市再次像瑞士聯邦一樣宣布它是武裝中立國，跟東南亞各國殖民地建立起來的東南互保聯盟簽署了安全協定。各位總督都表示願意尊重上海自由市的中立。

這時，上海自由市的國際地位和安全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峰。從那時起一直到一九一一年辛亥獨立戰爭，上海自由市的中立地位和自我統治的獨立共和國地位都沒有受到質疑（這句話是阿禮國說的），積累了很多國際慣例。如果這樣的國際慣例再積累一百年，上海像新加坡一樣獨立是沒有問題的。但是這時，上海自由市面臨著歐洲國家、乃至於之後全世界都將面臨的重要問題，就是封建國家向民族國家過渡的問題。這個過渡的時間是相當晚的。對於中歐和東歐的大多數國家來說，時間不早於一八四八年。一八四八年以前，除了英法以外，很難說有哪些國家算得上是民族國家。

什麼是封建國家呢？它的權力是多元和散碎的。像上海自由市那樣，一國之內有好幾個不同系統的最高法院。工部局為了徵稅，經常跟英裔臣民打官司，英裔臣民打官司的花招最多。前者經常因為後者引用了香港法院的判決而敗訴，因此撈不到錢。工部局幾次修改土地章程，主要的刺激因素都是因為市政開支需要更多的錢，需要收更多的稅或者發行公債，而不願意交稅的人又跑到香港或者其他什麼地方去打官司，打贏了官司就收不到稅。為了收到更多的稅或者撈到更多的錢，它必須修改土地章程，強化工部局的權力。

這個過程，也正是奧地利、匈牙利、義大利、西班牙以及一七八九年法蘭西共和國建立以後，在萊茵河以東和南歐的所有歐洲國家都要面臨的問題。什麼是民族國家？民族國家就是財政和軍事機器。財政和軍事機器，隨著在國際競爭和國際形勢的演化當中，財政需求日益增大，不斷尋找新的財政突破口，日益擴大、逐步形成了整個結構。上海自由市也是在這個階段，至少是在最初幾十年，經過了類似的發展史。

民族國家最終將資產階級和貴族聯合統治的封建國家變成了全民共同參與政治的民族或民主國家，根本原因還是因為財政和軍事壓力的擴大。最初只有少量貴族當兵就可以了，少量大資本家納稅就可以了。大多數普通人，中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不用當兵，也談不上納稅。但是不用說，這樣製造出來的國家就跟一八五四年土地章程建立的上海自由市和中世紀的威尼斯共和國一樣，它雖然創造了歷史，也以自由憲政的實踐著稱，但是它的財政與軍事能力按照拿破崙戰爭以後的國際競爭實踐來看還是太少了。

威尼斯共和國首先跌倒在拿破崙帝國的面前，然後跌倒在奧地利哈布斯堡君主國的手中，最後被試圖建構民族國家的義大利王國完全吞併，關鍵就是在這一點。而那些本來國家力量（包括財政和軍事力量）最初還不如威尼斯共和國的小國，例如像丹麥王國之類的，也是在同樣的時間，通過同樣的過程，幸運地在更加強大的鄰國把它吞併以前深化和強化了自己的財政與軍事能力。而深化和強化財政與軍事能力肯定意味著負擔的加重，最終要發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那種狀態。

這種狀態是我們現代人視為非常正常，但是中世紀的人會認為是駭人聽聞的暴政，即使是奧斯曼蘇丹那樣的東方專制暴君都難以想像、羅馬皇帝尼祿都難以想像的暴政，連號稱專制的路易十四都從來沒有想過用這樣的手段對付自己的人民──所有人都要納稅，所有人都要當兵。但是只有在這種情況之下才會產生我們今天看到的，美國和全世界大多數國家這樣空前強大的海、陸軍和國家機構，所有人都認為跟國家發生關係是不可避免的一種政治現狀。

當然，權利和義務是對等的。原本不納稅、不當兵的廣大人民，自從納稅和當兵以後也就獲得了參政權。這就是我們熟悉的政黨政治和民主政治。在民族國家建構成功以前，大眾民主和政黨是不必要的。普通人沒有必要參政，他不納稅、不當兵，他的領主會替他辦事情。民族國家建構成功以後，同樣沒有政治能力的人民只能通過政黨代理人來參加政治了。政黨政治和大眾民主是一體兩面，它們都是民族國家建構的產物。

一九一一年的世界，對民族國家還是非常陌生的。我們是用事後的理解來敘述歷史的。例如，明國的史學家肯定會把唐、宋、周、漢都寫成王朝，埃及晚期的編年史家也會把早期埃及哪怕是分裂和動亂的時代編成像魏晉南北朝那樣的一個一個的朝代。因為他們生活在明清時代的朝代政治，古典埃及的晚期也是朝代政治，歷史學家不能想像其他的統治形式，所以把相當於埃及的堯舜時代、春秋戰國時代、魏晉南北朝時代也都寫成了朝代。因為我們今天生活在民族國家的時代，所以我們的歷史學家也很容易用民族國家的敘事方式去寫民族國家以前的歷史。

因此大家經常忽視，哪怕是在一九一四年以前，東歐仍然是半封建國家。至少俄羅斯帝國和奧匈帝國根本不具備民族國家的性質，德意志帝國的民族國家建構也頗不完善，巴爾幹半島諸希臘的民族構建正處在嘗試階段。只有法蘭西是民族國家的典範，丹麥和義大利這樣的弱國在建構民族國家方面剛剛取得了一些成就。歐洲以外，拉丁美洲在獨立以後走上了民族國家建構的道路，亞洲和非洲大多數的地方根本不在民族國家的統治之下，而且連建構的條件都非常困難。日本在廢除封建國家以後，勉強建立了一個絕對君主國的政治機制，在絕對君主國的外殼之下又建立了一個帝國，但它在帝國和民族國家之間仍然還要徘徊幾十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民族國家才在中歐和東歐獲得了勝利，然後向全世界推廣出去。

所以，我們也不能責備上海自由市的當權者為什麼沒有在一九○○年到一九一一年這個最有利的階段把選舉權普及到全民，把徵稅能力最大化，把上海義勇軍擴大成為正規的常備軍。如果他們當時這麼做的話，在一九一一年大清國解體、第二次諸夏聯盟締結、上海自由市的外交條件處在最高峰的時候，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建立獨立國家。按照上海自由市在一九一一年的財力和兵力，滿洲帝國解體以後的各邦都督沒有哪一個能跟上海作對。他們單方面宣布獨立，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腳的。尤其是，當時的各位總督跟劉坤一和張之洞一樣，是文明的朋友和自由主義者，基本上是不會反對上海獨立的。再過十年，同樣的有利條件就不存在了。但是要做到這一點，統治上海自由市的大資產階級要果斷地解放政權、實行普選制和全民兵役制才行；這一點是他們沒有想到的。

但也不僅是他們沒有想到，所有的歷史進程都是在極大壓力的推動之下才形成的。法蘭西共和國建構民族國家，是在法蘭西跟全歐洲封建國家作戰的過程中形成的；德國是經過了拿破崙戰爭的慘痛教訓以後，才漸漸走向民族發明道路的；義大利則是在拿破崙戰爭後的反覆革命和鎮壓、受盡了痛苦以後，才走向民族發明道路的；巴爾幹的諸希臘也是這樣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日子還混得下去、甚至可以說相當好過的奧匈帝國和俄羅斯帝國的臣民，願意走向民族發明道路、甚至是聽過民族國家這個概念的人都是少數的；而奧匈帝國其實已經是非常文明的國家了，亞洲和非洲就更談不上。

上海自由市的財政和經濟狀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一直是蒸蒸日上的。巴斯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的成就，在西歐以外最先傳到上海。上海只比英法稍微晚一點使用電燈和煤氣，卻比丹麥和俄羅斯都要早。如果你單看物質文明的話，上海只是比英法美稍微晚一點，卻比易北河以東的整個歐洲都要更先進，更不用說比整個亞洲更加先進了。我們要注意，日本明治維新時候的志士很少有人有條件跑到歐美去遊歷的，但是他們大多數人都有條件去上海遊歷。主持明治維新的日本武士在幾十年間跑到上海來買英文翻譯書；很多明治維新的志士其實根本不懂英文，更不要說其他歐洲文字了。

他們到上海購買了兩樣東西。第一是上海自由市自由出售的大量軍火。沒有這些軍火，明治維新不可能成功。第二是上海出版的大量西洋書籍，而且大部分是翻譯成漢字的西洋書籍。大多數的明治維新志士能夠看懂漢字，因為日文當中有很多漢字，但是只有一小部分能懂英語或者歐洲語言。他們讀的是什麼呢？是王韜、鄭觀應這些人從歐洲翻譯過來的書。大清國的臣民很少讀這些書，而日本人如饑似渴地跑到上海自由市來購買這些書。這些書和武器，成就了日本的明治維新。

當然，日本明治維新的武士在自己的鄉下沒有見過電燈、煤氣燈和巴斯德研究所的疫苗，沒有見過閃閃發光的手術器械。他們到了大上海，就跟到了紐約的感覺是差不多的。這裡就是西洋，對於他們來說，上海就是西洋文明的化身。真正的西洋文明，倫敦、巴黎和紐約，他們是無法見到的。這時的日本人在上海人面前，看上去就像是鄉巴佬。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們的子孫會發現，上海的留學生願意跑到日本來打黑工、扛屍體、當苦力賺錢。而當時他們來到上海，在閃閃發光的高樓大廈面前，看每一個賣首飾或賣洋酒的售貨女郎都像是天上人，覺得自己就像是個鄉巴佬。

作者簡介

劉仲敬

長於新疆，而獨以川人自屬。嘗操宋慈故業，而自授史學。刀下閱屍，筆下著史。以其獨特的理論體系，致力於用憲制演化的角度研究歷史，並投入民族發明的推廣。他在大眾史學及網路場域擁有巨大影響力，其學說被支持者稱為「阿姨學」。現為旅居美國的自由作家。

最新著作為「民族發明學的世界史」系列作（《叛逆的巴爾幹》、《歐洲的感性邊疆》、《中東的裂痕》），此系列透過劉仲敬獨特的民族建構理論，深入分析中歐、東歐、巴爾幹以及中東等地區，是如何從帝國或封建王國的體系演化成近代的民族國家。
 
另外，尚著有「近代史的墮落」系列作（《晚清北洋卷》、《國共卷》、《民國文人卷》），此系列透過近代東亞地區重要歷史人物之生平，闡述東亞文明的歷史特性；《經與史》、《遠東的線索》為重新解釋內亞和東亞古代歷史關聯性、解釋中國近現代史格局與演變的經典作品；《文明更迭的源代碼》則是關於「阿姨學」的思想脈絡、及對世界各種文明和歷史的探討。
 
除了著作等身，劉仲敬還譯有大衛．休謨（David Hume）的《英國史》、湯瑪士．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麥考萊英國史》等西方歷史學經典作品。

 
※本書擷取自《逆轉的東亞史 4: 非中國視角的上海 上海自由市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