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總統蔡英文談及國際情勢時表示，臺灣二千三百萬人口不算少，在經濟、國防方面也有相當實力；當有人說臺灣是別人的棋子時，不要忘了，「我們自己也是棋手」，可順勢操作，以臺灣的國家規模與實力，不太可能逆勢操作，須掌握情勢順勢操作。但是，臺灣如何成為國際關係的高段「棋手」呢？首先要認清什麼是國際情勢的順勢和逆勢；其次是強化「威懾性」國防體系；再者，主動「與利害相關者，在對的時間合作、協力」，也就是審時度勢，借力使力。

         什麼是國際情勢的順勢和逆勢呢？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後，歷屆美國總統都認為，後冷戰時期，促進世界貿易和經濟全球化、讓中華人民共和國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資本主義體系，可能改變它的政治經濟制度，甚至社會價值觀。但是，二十多年來，中國雖然極大受益於全球化，其經濟發展並未導致政治民主化；相反地，近年來中國經濟國進民退，政治威權盛行，習近平「黃袍加身」。他還改變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同步推動「經濟擴張」和「軍事崛起」，視南海、東海為內海，武力恐嚇臺灣、推銷「一帶一路」以擴張勢力範圍。崛起的中國希望重新建構亞太國際體系，不再容忍美國的獨霸。而川普視中國為侵蝕美國安全和繁榮的戰略競爭對手，不再試圖將其完全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與經濟秩序中。

         當前，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戰略競爭正在發展成為「新冷戰」。川普重新審視《上海公報》發表以來美國對中國政策的基本假設，他認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核心利益是保證航行自由、威懾中國軍事冒險、遏制中國吞併臺灣。川普當選後，與蔡英文通電話，且公開質疑前任的「一個中國」政策，讓美中關係在他上臺前，就產生不確定性。二○一七年夏，白宮批准十四點二億美元的對臺軍售。二○一七年十二月，川普簽署《國防授權法》，美國國會藉由關於「強化美臺防務關係」的「國會意見」，要求政府考慮美、臺軍艦互訪停靠的可能性。二○一八年三月，川普簽署《臺灣旅行法》，旨在促進美國與臺灣間的高層交流。本法是繼《臺灣關係法》後，美國與臺灣相關的最重要的國內法。川普與他新的國安團隊，是自一九五○年代艾森豪／杜勒斯時代以來，美國對中國最強硬的決策當局。

         對於美中「新冷戰」的國際情勢，臺灣人民必須認清，世界上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國家以消滅中華民國、剝奪臺灣人民自決權為其基本國策，並且不惜對臺灣使用毀滅性武力，所以，臺灣應該堅持親美外交路線，堅定站在自由民主陣營這一邊；臺灣是不可能奉行「中立主義」，當騎牆派的。有些臺灣政治人物主張「和平主義」、「中立主義」，在美中之間不選邊站，這些人不是天真，就是愚蠢。他們忘記了中國憲法和中共黨章白紙黑字明確規定「解放臺灣，統一中國」。不是臺灣要選邊站，而是中共逼得你不得不選邊站。臺灣與美、亞多數鄰國有共同的利益，即遏制中國破壞亞太均勢。特別是，臺灣應該將「新南向政策」與美國、印度、澳洲、日本等國家的「印太民主同盟」結合起來，與這些國家成為合作夥伴，這才是國際情勢的順勢而為！

         認清了國際情勢後，為了維護臺海「和平現狀」，臺灣亟需強化「威懾性」國防體系。上世紀冷戰沒有發展成熱戰，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美蘇建立起互相確保毀滅的「核威懾」戰略關係。互相確保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指對立兩方中如果有一方使用核子武器則兩方都會被毀滅，被稱為「恐怖平衡」。根據嚇阻理論：要避免有人使用毀滅性武器就必須自己也部署這樣的武器。此一戰略主要在冷戰時期（一九五○年代到一九九○年代）應用，但它造成軍備競賽，因為雙方都要爭取核子武力的平手，或至少保留第二擊的能力。中國和北韓都是基於此戰略思想研製核子武器。美國為了避免核子擴散，建構了核子保護傘，將無核第三國也納入互相確保毀滅的秩序中，一九六○年代末，美國曾短暫地將臺灣納入它的核子保護傘下。不過，一九八○年代末，美國迫使臺灣放棄獨立的核計畫，無法像北韓一樣發展自己的核武器。

         近二十年來，中國以年均百分之十的速度持續增加軍事開支，完全打破了臺海兩岸軍事平衡。與此同時，臺灣以年均百分之二的速度增加國防開支，而國防戰略又過於被動防守，既沒有核威懾，又沒有常規武器的報復能力。「威懾」是以有效武力作為威脅，迫使敵方因可能無法承受報復而不敢貿然發動戰爭。威懾的手段分為「懲罰性威懾」與「抑阻性威懾」，前者採取迅速和壓倒一切的報復行為，迫使進攻者認識到得不償失，其立足點是反擊能力；後者則以足夠的、有效的防禦能力，使敵方感到無法實現預期的目的。臺灣國防戰略建立於有效防禦能力的假設之上，而不注重報復能力，這是由美國根據《臺灣關係法》只出售防禦性武器所造成的。

         其實，臺灣應該以常規武器報復力量為後盾，對敵方的戰略目標進行威懾，使其認識到一旦採取敵對行動將招致嚴重後果，從而放棄原有的企圖。但是，臺灣依靠美國技術轉移的「國艦國造」、「國機國造」遠水救不了近火，進度受制於美國政策的不確定性。幸虧中科院研發「雲峰高空巡弋飛彈」，射程可涵蓋北京，長程攻擊犀利精準！如果臺灣能盡快量產一千枚以上，對中國的重要軍政目標，皆能產生有效威懾，可破壞其犯臺行動的作戰節奏，有利於強化「威懾性」國防體系。另外，「增程型雄風三型超音速反艦飛彈」威力強大，射程可達四百公里，可能成為「重層嚇阻」軍事戰略的關鍵武器，應該盡快量產，數量至少為六百枚，而不是六十枚，這對強化臺灣防衛有重大助益。

         二○一七年底，臺灣各級政府舉借公共債務餘額為六兆新臺幣，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率約為百分之三十六，低於世界發達國家的平均水準，根據《公共債務法》有關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的規定，中央政府還有空間可增加債務。政府可發行三千億「國防安全」特別國債（不到GDP的百分之一點五），用於量產和設置一千枚「雲峰高空巡弋飛彈」和六百枚「增程型雄風三型飛彈」。這是臺灣負擔得起、又有自主技術，可獨立決定和實施的國防戰略，有助於兩岸軍事再平衡和維護臺海和平。這種「威懾性」國防戰略概念也適用於網路安全戰略！臺灣應建立對網路進攻的反擊報復能力。

         臺灣如何在外交上下功夫、「與利害相關者，在對的時間合作、協力」呢？臺灣只有二十個邦交國，總統和外交部長無法去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做正式訪問，而經濟部長、國發會主委忙於國內事務，因此，政府應該成立「國際經貿和投資合作部」，將外交部、經濟部、國發會、新南向政策辦公室、僑委會等各個部門中與國際經貿和投資有關的業務統合起來，由政務委員領導，專職向世界各國，特別是亞太鄰國做經貿和投資外交，並常年作為總統特使出訪各國。特別是川普傾向國際貿易雙邊主義，臺灣更應該趁美中貿易關係緊張之際，積極推動臺美間的「自由貿易協定」（FTA）。

         近二十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大量舉債為基礎。據國際貨幣基金 （IMF）於二○一八年四月的報告，中國舉債規模從二○○一年的一點七兆美元，暴增至二○一六年的二十五點五兆美元。同期的中國GDP從二○○一年的一點三兆美元，增至二○一六年的十一點二兆美元。而國際金融協會（IIF）早在二○一七年就指出，中國總債務已飆破GDP的百分之三百了。巨額債務正在讓中國夢變成一場「黃粱惡夢」。不過，臺灣金融業對中國的直接和間接風險敞口估計超過千億美元，監管當局應當加強審查金融業持有的對中國直接和間接信貸，高度重視中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企業的貸款違約風險，協助金融業逐步對中國的信貸業務降溫，不然，等中國「戲院著火時，大家再一起跑」，就來不及了。

         臺灣的好山好水和文化古蹟，因為臺灣入不了聯合國，也就不能申請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但現在美國和以色列退出了該組織，政府應該同它們聯絡，爭取合作創立一個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三國遺產名單！三國對這些遺產的認證、保護和觀光展開合作。行政院應該協調文化部、交通部觀光局、外交部一起來推動，向國際社會展現臺灣的軟實力。

        臺灣要成為國際關係的高段「棋手」，追求與中國建立「新型鄰國關係」，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實現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正常的國與國關係，成就兩岸永久和平。

作者簡介

汪浩

　　出生於上海，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後考取太古獎學金（Swire Scholarships），赴英國攻讀牛津大學，獲國際關係博士學位。畢業後在倫敦、香港的投資銀行工作二十餘年，退休後定居臺北，研究中國近現代史。

　　著有《借殼上市》、《意外的國父》、《冷戰中的兩面派》，擅長以法律、國際外交角度書寫臺灣現代史；另撰有數十篇評論文章，散見於各大媒體，以其淵博知識與清晰思路，針貶時事、點評人物。以《意外的國父》入圍二○一八臺北國際書展「非小說類」大獎。
 

※本書擷取自《臺灣為什麼重要？ ──汪浩政論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