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國總統拜登上任後，新疆維吾爾人遭受「種族滅絕」的問題，已成為西方民主國家與中共抗爭的焦點。

「種族滅絕論」並不是美國首先提出的。多年來，新疆維吾爾人一直在控訴，西方人權組織、國際媒體和研究機構也一直在調查採訪取證。目前，美歐多國已正式通過決議，把中共在新疆針對維吾爾、哈薩克等民族的暴行，定性為「種族滅絕」。已有多國向聯合國呼籲，要求成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前往新疆實地調查，但一直被中共無理拒絕。

我們每個普通漢人，對本民族的統治者針對弱勢民族的「種族滅絕」，都負有一種道德上的責任，因為我們沒有盡到人的責任去維護文明的人性。

毫無疑問，面對一個強大、殘暴和危險的政權，弱勢民族要改變其受迫害的處境，需要獲得來自強勢民族裡的民眾的支持。但是，在這歷史的關鍵時刻，海內外不少中國人卻站在中共大漢族主義一邊，他們拒絕承認中共對維吾爾人殘酷的人權迫害，更矢口否認在新疆發生的「種族滅絕」。因此，説明中國人認識中共新疆政策的殘酷真相，及其反人類的法西斯性質，是我們應該承擔的非常艱難的義務。

我本人的認識經歷和德國人的反思

大多數中國人不知道新疆發生了什麼，這不奇怪。我本人曾是中國湖南的大專教師，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流亡瑞典後，一直求學和教書，但在1996年到土耳其之前，我對新疆維吾爾族受迫害的情況一無所知。

那是一次國際人權之旅。國際特赦倫敦總部組織了來自七個國家的人權人士，到關押庫德族政治犯的土耳其做巡迴的人權演講，傳播國際特赦反對酷刑、死刑，反對拘捕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理念。

當時我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突然驚諤地，面對有三萬新疆維吾爾人流亡土耳其這個事實。這才知道，自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共佔領新疆，維吾爾人就無法在自己的土地上生存，他們被逼得一代又一代地逃亡。這一切，大多數中國人居然毫無所聞 。

這之後我回到瑞典，開始接觸和採訪維吾爾流亡者。1998年11月，我在瑞典採訪了維吾爾族領袖艾沙·阿力甫提肯的兒子、旅居德國的「歐洲東土耳其斯坦」主席艾爾肯·阿力甫提肯先生，瞭解到一部維吾爾族的血淚史。當時我做了訪談錄《我們和平的維吾爾人為什麼要起義？》

多年來，瑞典接收了不少來自新疆的維吾爾族難民。在我任教的「母語中心」，有一些維吾爾學生選修我的中文課，我因此對這個民族有了更多的瞭解。那些維吾爾族流亡者的家庭，比我這樣的漢族流亡者承受了更深重的痛苦。即使在自由社會，他們大都是懷著恐懼，在絕望中生活，不敢輕易在海外吭聲，因為幾乎家家都有親人被送進集中營。

人們常說「敦煌在中國，而敦煌學在日本」，當今真正的民族學（包括新疆西藏）也絕對不在共產黨中國境內。上個世紀初，有瑞典宣教士去新疆，他們學維語一呆就是幾十年，回國後著書立說，使新疆的真實歷史為瑞典人所知，所以瑞典比較關心新疆人權和集中營的問題。

但是，由於強勢民族的民族利己主義，至今很少有漢人去體會和同情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被欺壓的痛苦。二戰前的德國也是類似情況。

1933年，希特勒上臺開始排斥猶太人。由於經濟危機，很多德國工人拋棄了左派投靠納粹。納粹用強力政府干預經濟的方法，解決了失業問題，當時德國不但大資本家，就連一些高級知識份子也支持希特勒，為了德國崛起的「大國夢」，他們默認了希特勒對猶太人實行中種族滅絕的暴行。

如此狂熱好戰的德國民族主義，我們在當今共產黨中國再次看到。今天，不但新疆有百萬維吾爾人以「再教育」的名義被監禁在集中營，目前氣勢洶洶的紅海也正在淹沒原本自由的香港。有預測說，新疆模式的再教育專案和中心，將是北京控制香港的下一步。

二戰後，德國知識份子承擔起恢復國人感知能力的責任，從放映紀錄片開始揭露法西斯罪行，開啟了全民反思與檢省。每個德國人都反思自己的作為和不作為。經歷了這樣一個痛苦的過程，一個民族得以在毀滅後獲得重生。

當然，德國人反省納粹的罪惡，是在盟國佔領德國之後推行的運動。其時納粹黨團組織已經被摧毀，德國已立法嚴禁法西斯組織重新活動。紐倫堡審判時，法庭以破壞和平罪、戰爭罪、違反人道罪對納粹主要罪犯進行了審判並處以重刑。在這個背景下，德國人集體的反思運動，教育人們認識並警惕人性中的惡，重建了人文主義精神。

中共「漢化新疆」政策，慢慢就變成今天的「維吾爾族種族滅絕」政策。（湯森路透）

沒有過不去的坎　

但是，當今中國仍在共產黨政權的統治下，其對新疆維吾爾族的人權迫害是現在進行時。我們除了要向國際社會呼籲關注之外，也應該對海內外中國人談種族滅絕的問題，要傳播有關人權、人的尊嚴和少數民族基本權利的知識。只有認識中共當局所製造的罪惡，才有可能制止罪惡。

在我看來，讓中國人認識維吾爾人被種族滅絕的問題，要過的坎很多，困難很大。這考驗我們最基本的心智慧力。下面是我們要面對的幾道坎。

第一道坎是：資訊被封鎖，真相被遮罩，導致「無知自信」。

中共嚴格管制國內所有媒體和自媒體，有關少數民族的新聞被定為更高敏感級別，管制審查手段都極為嚴厲。不但國內記者面臨巨大壓力，無法為被迫害的民族發聲，就是海外一些親中媒體也噤若寒蟬。因此，無論是西藏的自焚抗爭慘劇，還是新疆集中營的種族滅絕，在整個中國的資訊網路中都仿佛不存在。

這就導致一種「無知自信」。沒有接受來自不同角度的多元資訊，公眾會對某一片面知識而產生極端的信任。大多數中國漢人在被蒙蔽的懵懂之中，接受了中共宣傳的那一套。

長期被遮罩資訊的人一直相信某個東西，就會不自覺地投入太多心理能量。如果突然發現這是假的，他們很難接受事實，會傾向於否認真相，形成心理抵觸。這就是很多中國大陸人在看到真實資訊後，仍然為中共的民族政策辯護的原因。

第二道坎是：大漢族利己主義和大一統，形成利益抵觸。

非理性民族主義都具有強烈的自私性，使人把本國本民族的利益和價值看得高於一切。民族利己主義具有排他性，對外民族的文化採取拒絕、排斥的態度。

因此，許多中國漢人即使知道維吾爾人有很多泣血的親身控訴，國際社會有很多調查批評，為了維護本民族的既得利益，他們會產生另一種抵觸心理，稱之為利益抵觸。

為什麼說大漢族在中國是既得利益民族，欺壓和剝削了少數民族呢？毛澤東於1956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論十大關係》，提及漢族佔據了少數民族的土地和資源。

「我國少數民族人數少，占的地方大。論人口，漢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壓倒優勢。如果漢人搞大漢族主義，歧視少數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誰多呢？土地是少數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們說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實際上是漢族‘人口眾多’，少數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資源很可能是少數民族‘物博’。」

第三道坎是：認識能力、同情心和同理心的缺乏。

人的認知能力包括觀察力、記憶力、想像力等。長期受專制政權蒙蔽的人，缺乏認識真相的能力。尤其是新疆的民族迫害屬於社會體制問題，涉及複雜的歷史和嚴峻的現實政治，身在國內的人很難搞清楚，這超出多數人的心智水準。

為了提高認知能力，我們需要獲取更多的知識和資訊，盡可能公正、客觀、不帶偏見地去思考。

同時，要認識新疆的種族滅絕，還需要更多的同情心和同理心，這在中國那塊缺乏人文主義精神的土地上，是非常稀缺的東西。「同情心」指理解他人的痛苦，這是人類最偉大的品格之一，是道德感、公平正義、理性思考的重要起源。 「同理心」則是思考若自己在對方處境，會是怎樣的感受。

有了同情心和同理心，我們就有了一個不同的視角，能站在別人的角度思考。在感同身受的基礎上，在可能的時候伸出援手提供幫助。只有跨過這一道道坎，我們才能直面維吾爾人被種族滅絕的真相，提出解決辦法。這樣才能趨近現實人文主義，使漢民族成為一個良善民族。

※作者本名莫莉花，湖南邵陽人。畢業於北師大中文系教師進修班。原邵陽師專教師。1989年因學生運動被判三年。出獄後流亡香港任編輯。現在瑞典教育機構任職，兼自由撰稿人。出版作品：《人權之旅》、《山麓那邊是西藏》、《瑞典森林散步》。主編《達蘭薩拉紀行》。有大量文章見於海外報刊。獲紐約「萬人傑文化新聞獎」，香港「人權新聞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