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局勢從2014年中國人代會常委會為特首普選設下框限，引發佔中/雨傘運動開始，發生重大變化，終至去年（2020）七月國安法施行，一國兩制名實俱亡。在這場變局中，大學校長有怎樣的表現呢？香港大學很少，現在有11所，2014年只有10所，重要大學的校長在社會上能見度很高，而香港近年一連串爭民主的運動，都是以學生和年輕人為主力，校長們對這些影響歷史走向的風潮如何反應，有不少值得我們台灣了解和省思的地方。

香港高等教育界殞落的開端

我會留意這個問題，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大約就在2014年，香港局勢開始嚴峻之際，我重拾青少年時看香港報紙的習慣，固定在網路上閱讀香港新聞，幾年下來，對香港近年的人事有了一定的認識。第二個原因是，從2000年代中期開始，我常到香港，持續了十多年。我到香港，大多是為了學術公務，包括為香港學術單位提供諮詢、台港之間的交流以及所謂「兩岸三地」事務（「兩岸三地」一詞後來禁止使用，已忘記理由），我會和大學主管接觸，有時也見到校長，有親身觀察的機會，也有聽聞。由於上述的機緣，我有一些認識和想法，記在這裡，或可作為香港變局的台灣記憶的一部分。

要認識香港變局中的大學校長，可以從2014月10月2日談起。這時雨傘運動已在香港島核心區進行了幾天，並蔓延至九龍半島的旺角、尖沙咀，這是爭取香港特首和立法會真普選的運動，聲勢浩大，一直持續到12月。10月2日晚上十一點左右，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Peter Mathieson）和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到金鐘探望靜坐的學生。他們並沒有說什麼特別的，但看望學生的舉動，表現出他們關心學生，也同情民主的價值，現場的群眾和學生也有這樣的領會，對他們報以熱烈歡迎的態度。不過，這個時刻也是兩位校長在香港高等教育界殞落的開端。

先說馬斐森。2014年10月距離馬斐森上任香港大學校長才四個月。在就任這項職位之前，他是英國布里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醫學和牙醫學院院長，這也是他所擔任過的最重要學術行政職位。馬斐森獲遴選為香港大學校長是有爭議的。以香港大學這樣具有歷史和國際地位的大學而言，他的資歷或成就低於一般預期，另外也有人批評，他毫無亞洲經驗。這一位評價不高的新任校長會對民主化表現出同情的態度，並不令人意外。馬斐森是英國人，英國是自由民主體制的重要發源地，像他這樣出身的人，除非人格怪異，一般都會期待具有深厚公民社會基礎的香港走向民主，更何況這是基本法所承諾的。10月2日當天，是他打電話找沈祖堯到金鐘的。

馬斐森被架空

馬斐森自然的意態流露使他上任不久就被架空，最清楚的指標是副校長提名事件。2014年底，他根據遴選委員會的建議，提名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為學術與人事資源副校長。陳文敏的政治立場屬於泛民主派，他被提名後，校務委員會（大多數委員來自校外）遲不表決，最後在2015年9月29日投票否決。馬斐森是校長兼校務委員，居然無法讓大部分委員同意大學行政方的提案，他所身處的環境如何，可想而知。2017年2月，馬斐森宣布辭去香港大學校長職位，前往英國愛丁堡大學擔任校長，在任只兩年多。當時有學生批評他不負責任，這是有道理的，但馬斐森也有他的難處。

至於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是香港本地出身。沈校長是醫學院教授，也是胃腸科醫生。2003年SARS從廣東來襲，香港受災慘烈，他積極參與抗疫，和其他兩位香港醫學家成為《時代》雜誌（Time）亞洲版的封面人物，在香港具有英雄般的地位。他2010年就任校長前，我就聽到中大朋友介紹他的事蹟。我到香港，最常訪問的機構就是中文大學，香港的大學校長之中，最有機會看到他。但我對他最深刻的印象，卻是來自一個台灣的場合。2012年10月29日，台大公衛學院和香港中文大學在台大合辦一場研討會，我應邀擔任一個場次的主持人，一早就前往公衛學院的會場。沈校長是會議的主題演講者，他用英語講述他的抗煞經驗，口才非常好，娓娓道來，全場動容。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說他在抗煞的過程中，深刻體會傳染病對人類社會的威脅，疫情結束後特別請假一年，到美國唸了一個公共衛生碩士學位。

沈祖堯是香港主要大學華人校長中，唯一曾對學生和年輕人所爭取的事物表現同情的，他也希望學生不要受到傷害，進步能在和平中實現。他在2017年初宣布辭去校長職，不尋求第三任，事實上後來第二任沒做滿就離職了。他的離職，應該有「事不可為」的因素。我沒有跟沈校長談過話，但曾無意間在公務郵件中看到他的私人話語，意思大概就是香港面臨非常困難的境地。兩年前反修例（反送中）運動爆發，他繼續秉持原來的立場發言，也對警察暴力有所質疑。他在去年夏天宣布離開香港，前往新加坡，擔任南洋理工大學醫學院院長兼副校長，他降級赴任，可見並沒有失去事業心，他退出香港高等教育界，是局勢巨變的結果。

張翔與中共和港府站在一起

馬斐森離職後，接替擔任香港大學校長的是張翔。張翔是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機械系講座教授，原來畢業於南京大學，是近幾十年香港第一位出身中國的大學校長。（後來又有一位，但此人長期在香港任職。）我在2017年底看到新職發表的消息，心中大感不妙。在這個時點，香港大學校長的遴選一定已經有政治考慮，更何況負責遴選的李國章正是高教界的政治首領（陳文敏副校長任命否決即由他主導），中國出身者在此時被選為校長，絕不是偶然的。以張翔的背景，幾乎不可能期待他會有任何類似維權或民運人士同情民主的心態。對於此人獲任，一般反應也不好，他既沒有行政經驗，也看不出對香港有任何了解，這樣的任命很不合常理。張翔在反修例運動興起後的表現，和很多人預料的一樣，完全站在中共和港府一方，學生的對立面，是十足的統治者。他還引進兩位中國清華大學教授擔任副校長（當然不會遭遇陳文敏的命運），解聘佔中運動發起人戴耀廷，表態支持國安法，參加建制派的總集結「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將來香港的大學史如果有「赤化」一章，當以張翔為第一人。

沈祖堯卸任後，由段崇智繼任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是生物醫學家，出身香港，但中學畢業後就在美國求學、工作，2016年才回中文大學任職。他的校長任命發表只比張翔早幾個月（2017/7），應該也經過政治考量。我對他完全沒有了解，從這兩年的表現看來，他基本上是「效忠」的，純度多少，就不得而知。最近聽到流言，說他只會當一任，接任者應該就是中國人士了。姑且記下聽聞，以待後驗。（香港中聯辦副主任當中，有中國科學院院士譚鐵牛，此人應該就是大學控制的總指揮。）

有件事這裡評論一下。香港的大學校長任命，採用英美式遴選制度，全球徵才，遴選委員選才，表面上開放、專業，但從張翔、段崇智的聘任看來，其實很容易操弄。英美遴選委員會制度將選任大學校長的重大責任交給極少數人，是自然形成的，特別是美國，大部分大學都是私立，要用什麼制度，完全學校自己決定。這種制度假定了遴選委員有堅強的公益性格與自律能力，但香港顯然沒有相應的文化土壤。其實台灣也一樣。現在台灣有大學把校長遴選更嚴格化，阻絕遴選委員之外（如教師、學生）的任何參與，是走錯了路。我們應該多參考歐洲和日本具有高度校內參與性的大學校長選任制度。

嶺南大學鄭國漢最早表現親共反民主立場

香港大學校長之中，最早表現親共、反民主立場的應當是嶺南大學的鄭國漢。鄭國漢是香港本地出身的經濟學家，我見過一面，跟網路上的照片差不多，有點面目凶獰。他的「政治校長」性格充分表露在最近的葉蔭聰事件。葉蔭聰原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去年（2020）暑假未能獲得終身職，必須離開嶺大專職。葉蔭聰是香港網媒《獨立媒體》創辦人之一，常發表各類批判性文章，他沒獲得長聘，葉自己和有些人懷疑，多少是香港高等教育機構加強打壓民主派的緣故。今年暑假，文化研究系要聘葉蔭聰為兼任教師，於下學年教授四門課，院方無異議通過，結果在校方被否決。葉蔭聰說，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兼任教師是學系為實際教學需求所做的安排，到校方都是行禮如儀通過，他從來沒聽過否決兼任教師的情事。葉蔭聰說的沒錯，這是聞所未聞的，表示校長有意砍人。葉蔭聰在嶺南大學任教將近20年（其中12年為約聘），至此被迫與同事、學生完全斷絕關係，這就是專制主義所要散布的寒意。

再來是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他出身台灣，清華大學核工系畢業後到美國留學、任職，2008年受聘為城市大學校長。他對應香港民主風潮的方式是閃躲一切，不理會學生的訴求，這兩年也避免明白地和官方站在同一陣線。不僅如此，他還提出「政教分離」的口號，宣稱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育。郭位很少具體說明這個口號的意思，推測起來，他不贊成校園中的學生鼓動民主風潮。不過，所謂「政教分離」，是“separation of state and church”的中譯，郭位對中文翻譯望文生義，不了解背後的原理，不但對「政教分離」做了錯誤的詮釋，而且意思剛好相反。

郭位空洞的「政教分離」

「政教分離」（separation of state and church）是美國憲政重要創建者傑佛遜總統（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鑄造的概念，基本意思是，國家的場域應該是世俗性的，不應偏好某種特定的教義或被其壟斷，宗教和國家場域應當分離。這基本上是宗教自由和反對國教的概念。近代西方基本自由與人權價值的確立，和宗教衝突及其解決關係密切，在這方面，除了「政教分離」，「宗教容忍」（religious toleration）是出現更早，歷史重要性更高的觀念。在「政教分離」的說法裡，學校——特別是國家所支持的公共教育——是在「政」的一方，不是「教」。譬如，法國近年禁止學校中的服飾表露宗教象徵，根據就在「政教分離」的原則。如果要把「政教分離」的概念運用到學校，我們可以說，學校是公共場域，可以也應該有關於公共議題（包括政治）的活動和討論，以信仰為歸趨的宗教則應避免和國家或政府（如公立學校）發生關聯。但關於後一點，尺度如何拿捏，爭議非常多。

郭位所說的「政教分離」是空洞的大帽子，但他宣稱「政治」不應出現在校園中，卻在台灣也常聽到。這個說法是從何而來的呢？恐怕需要研究。我個人推測，比較近的來源是台灣黨國統治後期，大概1980、90年代。在威權統治時期，校園中本來就不能談政治，政治是被壟斷的，只有一個組織系統，只有一家之言。但這個局面日益受到挑戰，於是不能談政治的理由發生了變化，變成教育是純淨的（雖然三民主義還是聯考考科、大學必修課），骯髒的政治不許進入，這個說法的目的在維持既有局面，希望校園繼續是養成順民的場所。

香港大學之中，唯一對學生的爭民主行動表示同情和關愛的，是一所聲名黯淡的小型私立大學：樹仁大學。這所大學是由胡鴻烈、鍾期榮夫婦創辦，在反修例運動期間，他們的兒子現任副校監胡懷中曾兩度發信給校內同仁，對青年學生表示欣賞之意。我對樹仁大學全無了解，不知它為什麼會有如此獨特的反應。胡鴻烈夫婦是著名的親共人士，也許下一代看法不同。

以上試圖描寫我所認識的香港變局中的大學校長眾生相。現在歸納幾點。第一，校長們大多屬於統治菁英的類型，對他們而言，社會的架構是否自由民主，人民是否幸福，似乎並不重要，他們有信心在任何體制出人頭地，現在香港的體制賦予他們權力，他們回報以協力和順從。第二，大部分看不出有教育家的風格，好像不願意了解學生，對他們缺乏感覺甚至有敵意。這裡也看出香港「傭兵」制的缺點。校長當中，有相當高的比例是外來者，他們對香港社會缺乏了解，香港生變，個人也沒什麼利害關係（stake）在其中。第三，有少數校長希望能幫助學生，希望香港以合理的方式維持和平穩定，但統治機器的巨輪很快就輾壓過來。看到別人，或許也應該想想自己，我們台灣高等教育界和學術界的狀態呢？

※作者為臺大歷史系特聘教授、臺大講座教授，曾任臺大文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