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7月14日接受中文媒體訪問，就南海仲裁案完整地表達了中國政府的看法。他明確指出，「主權問題是中國的底線」，「中國雖大，但老祖宗留下來的基業一寸都不能丟。」同時，他也強調要「堅持通過談判磋商和平解決爭議」。

許多人對楊潔篪的發言感到不解。在「一點都不能少」的前提下，如何可能經由外交途徑達致南海爭端的和平解決？如果不是中南海對「和平協商」有著異於常人的超凡理解，否則中南海的立場難道不是自相矛盾？

但這個疑問忽略了一件事情：就中南海「復興華夏」的帝國事業來說，南海議題的最根本意義，是它對中國呈現了一個必須決斷的抉擇：中國此後的對外關係模式，是要走向以國際法來維持和平，還是要走向以帝國擴張來維持「和平」？

中南海的選擇很明確，即便面對一場外交災難，即便這場災難的規模已被認為足以與19世紀清帝國的外交作為相比擬，甚至就算中國被國際輿論認為「無法無天」，從而在國際關係上陷入「不光榮的孤立」，中南海還是依然堅持「帝國模式」。中南海在國家策略上別無懸念，唯有全力為重建「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秩序」去衝刺，然後以結果來證明：南海仲裁確實是「廢紙一張」。

中華型帝國和平

有些人觀察中南海在仲裁庭宣布仲裁結論後的對外行為，得出了一個結論：中南海還是很務實的。之所以有這個結論，是因為他們覺得，南海迄今並未出現軍事衝突，而中國還保持著願意與東南亞諸國和平協商的姿態。

不過，這種合乎常識的理解圖像，對中南海運作對外關係的基本策略性質，卻可能多少蘊含著誤解或失焦。對中南海而言，要緊的是去證明「中華型的帝國和平」（Pax Sinica）是「有效的真理」，而中國比美國更有能力和意志來主宰東亞，並「維持汎亞的和平秩序」。這點，勢必會是中南海下個十年的「必修課」。

任何的帝國事業，不論說辭如何美妙，最終都必須依靠刀劍來撐持，但「政治上成熟」的帝國主義權力集團，從來不會僅是頭腦發燒的「愛國好戰份子」或「小粉紅賽伯格」。任何特定的軍事衝突，如果無助於實現「重建華夏朝貢秩序」的中長期目標，對中南海顯然也不會是好戰術。

在南海仲裁宣布結果前夕，中南海就派出了特使，前往華盛頓進行溝通。仲裁庭宣布結果的當天，習近平更是直接發布指令：不經過習親自下令，誰敢發一槍一炮，就一律軍法處置。

對深入中國動態的觀察家，這些舉動都在預期之中。因為中國正處於軍事改革的階段，在軍事領導體系正動盪不安的時候，與美國發生區域性戰爭，絕對是浮躁的妄舉。如同孟子說的：「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重建「朝貢秩序」

中國在南海議題上看似自我矛盾的立場，假使依據中華型帝國主權的想像來看，其實一點都不值得驚奇。中國不過是以「有中國特色」的方式，去表現了帝國政治一貫的「強者正義論」：「強者為所可以為，弱者為所必須為。」或者，用中國網路廣為散播的帝國民粹主義話語來說，「南海仲裁，who cares？」

海牙的仲裁庭只是指出中國無法依據「9段線」而主張海洋法上的海洋權利，但中國卻只能將此理解為「主權問題」。在國際海洋法的專家看來，中國的修辭術純然是誤導。但對中南海，這種誤導性的說法，卻是帝國想像下最自然的邏輯結論。從中華民國政府劃定「11段線」開始，就已經無意中設定下了今日的腳本。

就中華型的帝國主權觀來說，「9段線」必然要含攝了對南海幾乎所有的領土與海洋權利，但在這個帝國性主權的前提下，中國其實也允許其他國家，在承認中國的「宗主國」地位和排除美國勢力的前提下，「恩准」參與南海資源的開發與運用。

當然，按照「朝貢秩序」的遊戲規則，中國的底線是絕對不允許東協國家以集體的、多邊的形式與中國協商南海議題，而只能透過一對一的雙邊協商，這種最有利於中南海彰顯帝國威儀的方式來進行。正是基於這種「帝國的理由」，中南海甘願花費六億美金的「無償援助」，好驅使柬埔寨全力破壞東協外長會議，不讓東協以聯合公報的形式，來對南海仲裁結果表達集體立場。

這即是華夏傳統「朝貢秩序」的現代海洋版本。基於這種「朝貢秩序下的海洋觀」，中國官員才能違反一般人的認知，主張「9段線」是一種「邀請」，邀請東南亞國家參與中國主導的「新亞洲安全觀建設」。

南海是中南海通向「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終南捷徑

至於「新亞洲安全觀建設」，雖然在政治修辭上宣示「亞洲安全與亞洲以外國家無關」，「亞洲的事情，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辦」，但核心的實質內容，卻一如日本法西斯提倡的「汎亞和平主義」，只是希望逆轉中國的「帝國過度擴張危機」所導致的「不光榮的孤立」，去阻止亞洲周邊國家彼此結盟，形成阻遏中國帝國擴張的地緣政治均衡。

也在這個脈絡下，7月25日，習近平在北京接見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賴絲（Susan Rice），會再度重申中美兩個強權大國之間，必須構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項莊舞劍，所指為何？一切其實清楚明白：美國必須接受中國「恩賜」的 G2 關係構想，必須尊重東亞乃是中國的「勢力範圍」，退出西太平洋；如果美國不願意，中國將會繼續以「實際行動」，逼迫美國接受華夏版本的「大東亞共榮圈」。

賴絲雖然也代表美國政府重申了美國的主要利益，在於國際衝突的和平解決（也就是，美國「對南海主權聲索不採取立場」），在於維繫「以規則為本的國際秩序」（也就是，國際海洋法下的航行自由乃是美國的「核心利益」），但中國官員只是冷淡地答覆：美國必須認真對待中國對南海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關切」，還有，不要在韓國部署薩德防衞導彈系統。

可是，中南海究竟會如何處理南海的航行自由議題？習近平說過，中國會保障各國在南海的航行自由，但「反對任何國家以航行自由為名損害中國的主權和利益」。中國既然不接受海牙仲裁庭的仲裁結果，「中國的主權和利益」就必然與國際海洋法下的航行自由干戈不合，就也必然與美國的「核心利益」發生衝突。

在局勢尚未明朗前，中美兩個強權大國，依然只能處於「戰爭邊緣、鬥而不破」的狀態。中南海在戰略佈局上，照舊是不戰也不和，不降也不走，等待明年美國新總統就任後，再趁機對美國巡弋南海的軍艦或軍機找找麻煩，然後問華府：要不要接受「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了？

華夏版的「西西里遠征」

中國意圖將南海變成中國「內海」的舉動，已經讓一些論者注意到，中南海以「護祖產」的訴求來呼籲世界華人團結，其實與1930年代意大利法西斯採用羅馬帝國的稱呼，將地中海喚作「我們的海」（Mare Nostrum），可說是相似的地緣政治想像。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亞洲大陸歷史上各王朝帝國之間的差別，就如同法西斯意大利與古羅馬帝國之間的差別一般巨大，但兩者卻都以恢復「帝國的榮耀」為號召，來證成一個晚發展帝國的「帝國天命」。

但如果深入考察這種帝國想像和帝國主義的歷史類比，其實我們會發覺，當今中國對南海的帝國擴張與帝國慾望，在西方歷史上最早的類似案例，恐怕至少要追溯到古代雅典帝國在西元前416年發動的「西西里遠征」計劃。

這個帝國擴張的計劃，在古希臘政治史學家修昔底德撰寫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既被描述為雅典帝國主義的巔峰之作，但同時也是雅典帝國主義衰微的開端。

在這本西方世界的經典名著中，雅典貴族修昔底德，基於對雅典帝國主義的考察，一方面呈現了雅典帝國擴張引發伯羅奔尼撒戰爭—希臘世界的「世界大戰」—的緣由和過程，另方面也隱晦地寫下了他對雅典帝國主義的敗亡所做的判斷。

推翻「韜光養晦」政策

遙遠的西西里原不在雅典人的帝國擴張版圖內。但經過當時雅典的貴族政客阿爾喀比亞德（Alcibiades）極力鼓吹，在沒有明確的具體利益和具體目的的情形下，雅典公民同意了遠征西西里，整個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最大膽的帝國擴張計劃。

對修昔底德，這是雅典帝國政治的重大轉捩點。阿爾喀比亞德居然推翻了之前雅典政治領袖伯里克里斯（Pericles）所製定的國家策略。按照伯里克里斯，雅典應該採取「策略性的自我節制」；不要直接面對斯巴達人，並在戰爭期間克制擴張帝國的企圖。伯里克里斯為著治理雅典城邦，精心營造了一種「有節制的帝國慾望」，一種激起但又馴服帝國慾望的平衡操作，一種雅典版的「韜光養晦」。

阿爾喀比亞德是如何說服雅典人民作出這個重大轉變的？他說，雅典只要征服了西西里，就很可能成為全希臘的主人；而為了保證西西里遠征計劃的成功，應該組織巨大的武裝力量。依據修昔底德的敘述，從那一刻起，雅典人對帝國征服的事業產生了愛欲性的感情，某種征服的激情。雅典人愛上了這個帝國想像與帝國事業。

可是，規模空前的西西里遠征計劃，最終失敗了；雅典資源耗竭、內部騷亂，讓敵對的斯巴達找到了反擊機會。西元前404年，西西里遠征後12年，日後著名的雅典哲學家柏拉圖才23歲，卻目睹了雅典向斯巴達屈膝投降的歷史場景。

傲慢的帝國心性

這個場景，該是柏拉圖終生無法忘懷的。到了晚年著作《理想國》（Politeia；原意應為「城邦」，但中國的天朝主義學人，特意翻譯成「王制」），柏拉圖還依然從哲學上反思著雅典帝國主義的問題。

《理想國》中傅拉西麻查斯說的，正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雅典特使在斯巴達為雅典帝國主義做出的辯護詞：雅典帝國主義並非史無前例，因為「弱者服從強者」是永恆的法則；雅典帝國主義乃是人性與國際政治的「普遍衝動」的產物，而強大的城邦或國家，總是會基於同樣的「帝國衝動」，而做出與雅典一樣的事情。

用修昔底德記載下的雅典帝國話語來說：「對於一個僭主或一個擁有帝國的城邦而言，但凡有利的就沒什麼不合情理的。」帝國與帝國主義，乃是強權大國「自然正當」的權利。

對阿爾喀比亞德，西西里遠征正是最典型的雅典帝國事業。首先，審慎使得帝國權力必須推翻所有的潛在對手；其次，雅典人的生活方式，需要不斷持續帝國擴張的事業，停滯狀態不僅不正常，不論對內或對外都是危險的。對這兩個「帝國的理由」，大約兩百五十年後的漢武帝，也是會點頭稱許的。

不過，在修昔底德的眼中，雅典帝國主義「大膽」且「傲慢」的心性特質，恰好是在西西里遠征計劃中達到頂點。因為一種愛欲激情的爆發，雅典人將對帝國的慾望投射向了充滿誘惑而又遙遠的西西里。征服西西里的激情，是某種「雅典式的帝國心性」的勝利，也構成理解雅典帝國主義的核心元素。

中國的「修昔底德時刻」

「雅典式的帝國心性」，意味著一種新的以「普世人性」為根據的自我理解圖像。在此，帝國擴張的行為，被認為乃是以「恐懼、榮譽和利益（利潤）」為構成元素的「帝國衝動」的產物。

儘管如此，在一開始，雅典人的帝國說詞，不是沒有內在矛盾或張力的。一方面，帝國擴張實際上是對正義原則毫不留情的顛覆，另方面，雅典人還是暗示了，帝國依然需要臣服於某種普世的神性正義原則：雅典人說他們的帝國行為不該受到譴責，因為他們以為，雅典式的帝國統治，依據現實的條件與狀況而言，是「更加正義」的。

然而，到了西西里遠征計劃，雅典人對帝國榮耀的愛欲，已經全盤否定了神性的正義與城邦之間的神聖律法—希臘世界中以傳統的虔誠德性和誓言儀式為支撐的「國際法」。經過帝國戰爭洗禮的修昔底德，已從自己的體驗領悟到，「神聖律法」其實無關諸神存在與否，也不涉及有神論或無神論的論斷，而實質上指涉了適用於一切人類，同時也適用於城邦之間的關係的絕對的法律或道德法則。

要走向以國際法來維持和平，還是要走向以帝國擴張來維持「和平」？這依然是中國正陷落其中、脫身不得的「修昔底德時刻」。天朝學人喜歡引述「修昔底德陷阱」這個技術性語彙，來作為要求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理據。然而，修昔底德著實並不知道為晚發展帝國證成帝國擴張的正當性的「修昔底德陷阱」，而只曉得雅典公民淪為「帝國慾望」的奴隸的「修昔底德時刻」。

從修昔底德到柏拉圖，雅典最優秀的知識人都不得不沉思：如此這般的「修昔底德時刻」，究竟啟示了那些疑難？當人類以「傲慢」跨越了神聖律法對人類行動所設定的界限，又要如何重新尋回正義？而我們知道，直到今天，在兩千多年後，在地球的另個角落，我們猶然面對著相同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