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20日宣布在立陶宛設立代表處,是台灣外交的一大突破。(取自Mantas Adomėnas臉書)
人口不到三百萬的歐洲波羅的海國家立陶宛,雖然自身的疫情比台灣嚴重,卻宣佈向台灣捐贈兩萬劑疫苗。一九八二年出生、年輕英俊的立陶宛外交部長蘭斯伯吉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在推特上發文表示,「雖然數量有限,但我很驕傲我們能和台灣人民團結一致對抗疫情。」他的推文上還寫著:「熱愛自由的人們應該互相照顧!」
「熱愛自由的人們應該互相照顧!」這句話說得多好!在西方大國的政客、跨國公司多年來與獨裁中國「排排坐、吃果果」、對中共的暴政熟視無睹的綏靖主義歪風之中,突然見到這股清流、突然聞到這股馨香,不能不大聲稱讚。英國「泰晤士報」刊登的專欄評論文章指出,立陶宛對抗中國及獨裁統治的作為值得各國學習,自由民主世界的盟友應對立陶宛提供更多實質支持。
二零二零年十月,在大選中獲勝的立陶宛新政府執政後,對外交政策做出相當程度的修改,強調「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外交政策」,積極推動對台灣關係,聲明支持「為自由而奮鬥的台灣」,對中國立場也轉趨強硬。二零二一年五月,立陶宛正式宣佈退出中國的「17+1」集團,並呼籲其他歐盟國家跟進,退出這個由中國發起的與中歐和東歐國家跨區域的合作機制。蘭斯伯吉斯說,「17+1」是一個「製造分化」的機制,歐洲應當從「16+1」變成「27+1」,也就是歐盟一致對中國實行強硬的人權外交。同時,立陶宛議會通過一項決議,確認中國在新疆的政策是「種族滅絶」。
七月二十日,台灣外交部宣布,台灣將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設立「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各項籌備作業正陸續進行中。這是是台灣被中國撬掉多個邦交國之後,在外交上的一個重大突破。立陶宛外交部長蘭斯伯吉斯此前亦表示,為了「避免在經濟上的依賴導致在政治上受制於中國」,該國規劃在台灣等東亞國家或地區成立代表處,多元化經營印太地區。
中國氣得跳腳,惡向膽邊生,一邊斥責台灣自取滅亡,另一邊又恐嚇立陶宛夜郎自大。財大氣粗、趾高氣揚的中國,正逐漸感受到在國際社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孤立境遇。
立陶宛沒有屈服,政界人士表示,該國已經做好受中國打壓的準備,不會向中國低頭。美國在台協會表示,美國肯定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的設立協議,所有國家都應享有與台灣締結更緊密關係及拓展合作的自由;台灣是先進的民主政體、主要的經濟體,也是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美國與朋友及盟友站在一起,共同在全球促進共享的繁榮、安全及價值。
立陶宛跟台灣不是第一次相遇。台灣曾效仿立陶宛經驗展示獨立意志。二○○四年的二二八牽手護台灣活動,全台二百萬民眾以手牽手排列成長約五百公里的人鏈,宣示捍衛家園的盛況,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李登輝前總統為捍衛本土政權,挺陳水扁連任總統,登高一呼,出面整合民進黨、台聯及本土社團,成立手護台灣大聯盟,仿效波羅的海三國當年爭取獨立的「自由人鏈」活動,在二二八發動百萬人民站出來向國際社會集體發聲。李登輝在壓軸演說中表示:「這是我有生以來最感動的時刻!」二二八手護台灣運動,感動無數人站出來保衛家園,也為陳水扁成功連任發揮關鍵的臨門一腳。這個面對中國威脅、人民展現保衛家園決心的牽手護台灣運動,賦予二二八這個台灣的受難日以新的意涵。
二零二一年三月,立陶宛成立友台組織「立陶宛-台灣論壇」。論壇主席,前國會議員斯特波納維丘斯(Gintaras Steponavičius)表示,立陶宛有反抗蘇聯極權重獲民主自由的歷史經驗,對於台灣受到中國武力威脅特別能感同身受,願努力幫助台灣完全融入國際社會。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外交家》(The Diplomat)也分析指出,立陶宛曾經遭到蘇聯併吞,它擺脫共產極權、爭取民主人權和獨立的過程與台灣十分類似,故而兩國惺惺惜惺惺。
國家與國家之交往,除了利益之外,更重要的是價值,前者短暫而多變,後者持久而穩定。立陶宛與台灣處境十分相似,兩國同樣身居捍衛民主自由體制的戰略前線,同樣面對獨裁政體最立即直接的威脅——俄羅斯從未放棄再度吞併立陶宛的野心,立陶宛對白俄羅斯民主運動的大力支持,讓俄羅斯獨裁者普丁和白俄羅斯獨裁者盧卡申科如芒在背,恨不得將立陶宛化為齏粉;中國也從未放棄將台灣納入其版圖的野心,台灣的民主自由之光,以及台灣對香港抗爭者的支持,讓黑暗的中國寢食難安,企圖將台灣變成第二個香港,被其緊緊抓在龍爪之中,任意凌辱。
立陶宛雖然是小國,其堅韌和勇氣,卻讓首鼠兩端、偽善貪婪的德國和法國等歐洲大國感到羞愧。蘭斯伯吉斯表示,立陶宛的目標不僅是區域的民主中心,還希望擴大全世界民主和自由的空間。所以,立陶宛不僅幫助台灣,還幫助香港。立陶宛副外相Mantas Adomenas此前對記者明言,只要香港人想移民立陶宛,到他們大使館提出要求,即使沒護照在身,立陶宛政府亦會協助批出旅遊簽證給入境,由於它是歐盟成員國,故能為港人移居歐洲開了方便之門。
立陶宛當初成功從蘇俄近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下獲得獨立,除了利用蘇聯共產制度無以為繼、多民族帝國即將解體的歷史契機之外,更取決於它數十年如一日不屈服的反抗意志。這一點值得台灣和香港熱愛自由的人們深思和學習——自由從來不是從天而降的餡餅,自由更不可能靠下跪、乞求和動動嘴皮子來獲得,在爭取自由的道路上,從來不乏流血犧牲。
二戰後,蘇聯拿下東歐的過程一點也不和平,尤其是早已受過史達林主義荼毒的波羅的海三國的反抗最為激烈。根據瑞典的情資報告,立陶宛擁有「在所有反共游擊隊團體裡組織性最強、訓練最有素、紀律最嚴明的人員」。英國歷史學家齊斯·洛韋(Keith Lowe)在《二次大戰後的野蠻歐陸》一書中指出,這支沒有得到西方國家足夠的支持、孤軍奮戰的游擊隊被稱為「森林兄弟」,參加過立陶宛反抗運動的人數有十萬之眾,但蘇聯卻用百萬大軍來鎮壓他們。戰鬥一直持續到一九六五年,立陶宛最後兩支游擊隊被軍警包圍,為了免於被俘,他們選擇舉槍自戕。而立陶宛真正最後一位游擊隊員史岱西斯·貴嘉(Stasys Guiga)在一名村婦的掩護下,足足躲藏了三十年的歲月,直到一九八六年死去時都沒有被抓。他們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拼搏,不是一場死路一條的絕望的悲劇,而是一套通往自由的血路。雖然他們最後的結局是全軍覆沒,甚至連累很多村落遭到蘇聯軍隊和比納粹黨衛軍還要殘暴的克格勃(KGB)的剿滅,但他們的戰鬥和犧牲已經成為一條民族歷史長河中的一段,這個故事也終於在立陶宛等波羅的海三國獨立建國後寫完。三國的民眾今日回首過往,對著森林兄弟所做過的一切凝望,他們覺得那是個值得追求的理想,而游擊隊也成了他們民族驕傲的濫觴。
成為帝國的墳場的,不僅是阿富汗,也是立陶宛。蘇聯解體的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塊,就是從立陶宛啟動。在中世紀末期,立陶宛和波蘭就建立了歐洲最早的有成為憲法的聯邦國家,雖然後來被周邊的帝國所吞併,但立陶宛人沒有忘記自由的滋味有多麼甜美。如今,立陶宛對台灣和香港雪中送炭,就是要彼此勉勵、彼此守望,踐行「不自由,毋寧死」的崇高價值。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