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適法性爭議聲中，最高法院於7月2日宣判「湯景華縱火燒死六人案」，這是繼102年2月判吳啟豪弒父案、102年6判林國政姦殺案之後，最高法院第3件逕行撤銷二審死刑判決，自為改判無期徒定讞的罕見案例。

相較於《吳案》、《林案》未引起輿論波瀾，《湯案》不論在訴訟程序（審判中羈押逾5年）或在論罪處刑（是否論處死刑？）上，均引起輿論強烈的適法性爭議。

關於《湯案》於審判中羈押逾5年，所引爆的違反妥速審判法第5條，有「訴訟程序違背法令」疑義，具有非常上訴法律爭議的「原則重要性」部分，筆者已在本報連寫兩篇相關評論，在此不再贅述。以下僅針對最高法院援引《公政公約第六條》要求，自為改判湯景華無期徒刑所引起的具有非常上訴法律爭議，提出一點評述看法。

在輿論中，首先引起筆者注意的是，最高檢察署檢察官吳巡龍於7月3日的媒體投書，質疑最高法院誤解國際公約（即《公政公約第六條》）。吳檢察官認為，《公政公約第六條》所謂的「犯情節最重大之罪」是指故意殺人，其內涵應包括我國刑法直接故意殺人與間接故意殺人，並不僅限於「直接故意殺人」，最高法院認定只限於「直接故意殺人」，而以湯景華所犯之罪是間接故意殺人，故撤銷二審的死刑判決，改判湯景華無期徒刑定讞。

與吳巡龍持相似見解的法學者還有政大法學院副教授廖元豪於7月4日的媒體投書。

由於吳巡龍與廖元豪都是留美法學博士，因此，有資深法官形容他們的觀點是「美國觀點」，以別於歐洲人權公約以廢死為主流的「歐盟觀點」。

除了來自法學界、檢察界的質疑之外，在最高法院也有與吳巡龍、廖元豪見解雷同的判決先例，那就是103年9月彭建源縱火燒死5人命案（103年台上第3062號判決），《彭案》的審判長是賴忠星，《彭案》也是近10年來唯一以不確定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定讞的案例，據筆者查悉，最高法院院長吳燦當年是《彭案》陪席法官，他是合議庭中唯一持不同意見，主張應發回更審的法官。

筆者之所以在此特別提起《彭案》，一則，《彭案》當年判決定讞時，也曾引起輿論相當大的爭論，當時還是桃園地院法官錢建榮與台中地院法官張升星，這兩位司改健將還曾為此大打筆戰，當時已有「歐盟觀點」與「美國觀點」對抗的跡象；二則，《彭案》的案情與《湯案》相當類似，可是，《彭案》死刑定讞，《湯案》改判無期徒刑定讞，生死懸殊，假若檢察總長為了統一法律適用，決定提起非常上訴，這兩案是十分妥適的對照組─總長可以為《湯案》提起，也可以為《彭案》提起，當然也可以亂石打鳥─兩案都提起。

先說說《彭案》與《湯案》案情雷同之處。兩案所認定的犯罪事實都不是直接在死者家裡或居處所縱火，彭建源是在死者處所的鐵門外縱火，湯景華也是在死者住所前縱火燒機車，因火勢延燒不可收拾，才釀成死亡結果，因此，兩案的事實認定與罪名都是間接故意殺人。

再說兩案的差異。《彭案》的裁判見解是認為，《公政公約第六條》的要求，僅屬於「敦促」性質─可以「敦促說」名之，所謂的「犯情節最重大之罪」，並不侷限於「謀殺」或直接故意殺人，因此，犯間接故意殺人罪，若情節重大也可論處死刑。

至於《湯案》的裁判見解是認為，《公政公約第六條》的要求，具有內國法拘束力，─可以「拘束說」名之，所謂的「犯情節最重大之罪」一詞，必須作嚴格解讀，應限縮於「謀殺」或直接故意殺人，因此，犯直接故意殺人罪，情節最重大才可論處死刑。

正因為最高法院審判《彭案》與《湯案》這兩個合議庭，對於《公政公約第六條》的解讀與法律效力，顯然兩歧，因此，才造成都是犯了間接故意殺人罪，殺5人的被告彭建源判死刑定讞，殺6人的湯景華反而改判無期徒刑定讞。

拋開法理爭辯，純從普羅大眾觀點觀察，最高法院判決《彭案》與《湯案》，顯然輕重失衡，到底是《彭案》判重了，不該判死刑？還是《湯案》判輕了，不該改判無期徒刑？就看檢察總長如何提起非常上訴，最高法院是否召開大法庭統一法律適用了，且拭目以待。

※作者為資深司法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