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著有《情報的藝術：新時代智慧之戰》、《情報生涯卅年》等情報研究專書的國安局退休情報官蕭台福先生在去年的軍武雜誌《亞太防務雜誌》為文〈台灣需要推動情報事務革命〉(《亞太防務》，第145期，2020年5月)，他在文中指出近年來台灣跟中國在諜員、訊號、密碼、高空偵察等情報領域的差距不斷擴大，而台灣情報界在組織、任務、理論等方面都未能與時俱進更是加劇情況的惡化，他強調：

「台灣不管是人因情報或技術情報都難再掌握優勢，透過創新思維牽動情報事務革命，已經成為刻不容緩的要務。」

「台灣的情報機關急需仔細地檢討面對的情勢與困難，設法快速、大幅的改進，這已經不再是『進化』的進程，而是『革命』的急迫感。」

蕭台福先生當時在文章中對於台灣情報界現狀的指摘跟針砭，無疑是令人憂心的，而同樣值得吾人正視的問題是一年後的今日，台灣情報界是否已經針對蕭台福先生所指出的問題作出改善及檢討？

如果從目前媒體報導的我國情報機構情況看來，除了調查局在公眾形象的經營有所成果之外，國安局仍然處在和文職出身的陳明通局長的磨合期，軍情局則尚未走出現任局長作風爭議的影響，而電訊發展室等單位則未見相關報導難以判斷，顯見今日的台灣情報界尚未準備好面對蕭台福先生所提倡的「情報事務革命」。

急需改革的情報機構

長年以來，不少情報機構，特別是軍系主導的情報機構如國安局、軍情局、電訊發展室等單位由於單位的機敏性質，加上相關主事者的保守態度未能適度讓公眾了解相關單位的重要性，使得公眾對於這些情報機構的印象始終朦朧模糊；即使是媒體對於這些情報機構的片段報導以及退休情報官員接受訪談，也僅僅是反映出其中的一麟半爪。

再者，台灣情報界故步自封的心態，如不願自我改革、不願引入更多民間人才、抗拒跟社會對話、情報相關知識未能與時俱進……種種因素使得公眾無從了解情務事務跟相關單位的實情，更不用說認知到相關單位的問題，即使是相關單位內部也難以形成自我革新的呼聲。因此不若軍隊因為眾多人士服役的經驗而讓社會知曉軍隊內部的種種不堪情況，台灣情報界得以在不受到公眾監督、議論的情況之下，迴避改革的壓力而繼續維持舊觀，使得台灣情報界在包括諜員情報在內的許多情報領域上陷入難以為繼的困境。

迴避改革的壓力而繼續維持舊觀，使得台灣情報界在包括諜員情報在內的許多情報領域上陷入難以為繼的困境。（圖片摘自總統府網站）

遺憾的是歷任主政者都未能推動情報界的徹底改革，即使今日的主政者也無意在這方面有所改革，更遑論打破情報界的窠臼跟沉疴。究其原因，除了對於改革情報界的投鼠忌器心態之外，主政者欠缺改革的意志跟缺乏外部的改革壓力推動也是原因之一。

但是任由情報界在這種封閉而隔閡的狀態維持舊觀，只是如蕭台福先生在前文所指摘的那樣，繼續讓台灣跟中國在各方面情報領域的差距不斷擴大，最終將會影響到台灣在未來情報戰場的成敗。

台灣是否已經作好情報事務革命的準備？

情報改革的重要性其實不亞於國防改革，遺憾的是，這個議題尚未被公眾所認知。而推動情報改革乃至於「情報事務革命」之前，主政者以及政界的態度、公眾的支持和如何改革情報界等等都是缺一不可的關鍵要素。

有鑑於此，筆者不揣冒昧提出幾個問題，作為衡量今日台灣是否已經作好「情報事務革命」的準備，這些問題分別為：

(一) 台灣各界，特別是政界是否已經有推動情報改革的共識？

(二) 是否該打破軍系壟斷情報界的現狀？

(三) 如何規劃情報機關的改革前景？

(四) 情報機構是否已經作好廣納民間人才的準備？

(五) 情報機構是否能主動消弭跟社會的隔閡？

筆者將分別就上述問題作更進一步的說明。

台灣政界是否已經有推動情報改革的共識？

去年筆者在網路媒體發表〈「巴黎情報局」的背後:法國對外安全總局的改革歷程〉及〈國安局該如何改革?從西德聯邦情報局的改革經驗談起〉兩篇文章都指出德法兩國一前一後分別在１９６０年代末及１９８０年代初對於本國主要情報機關進行改革，過程並非完全順遂，也面臨本國政壇朝野之間對於情報改革方向的分歧跟黨派對立；但是兩國主政者跟朝野政黨的有識者都體認到只有持續推動情報機關的改革，才能讓情報機關免於衰頹不振，國家利益為重的考量終使改革的步伐持續推進，撐過改革的瓶頸期，讓兩國情報機構順利轉型。

而今日的台灣主政者跟朝野政黨是否有體認到情報改革乃至於推動「情報事務革命」的重要性，甚至能超越政黨歧見促成改革的推動呢？

是否該打破軍系壟斷情報界的現狀？

今日台灣情報界，特別是位居情報界中樞的國安局仍不脫觀察家施威全所指摘的「從新生訓練到職場環境，軍職文化一面倒主宰國安局」的狀態，國安局主要領導職務多由軍職壟斷，而軍方守舊、抗拒新思想的風氣局限國安局的發展，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其他軍職壟斷的情報機構。

對此，主政者跟各界有識者是否考慮打破軍系壟斷情報界的現狀？是否該像觀察家施威全所建議的那樣，將國安局獨立出軍事體系？是否能夠讓更多不同領域的政府、民間菁英，例如過去甚少參與情報事務的外交界，進入情報體系管理階層參與情報事務管理以拉闊情報界的視野？這些都是應該儘快開啟討論跟辯證的課題。

如何規劃情報機構的改革前景？

今日的主政者跟台灣情報界對於情報機構的改革前景設想，以及如何規劃情報機構的改革方向，是決定改革成敗的指南針。

比如說如何將特勤業務從國安局分立，讓國安局成立專職的情報機構？如何重振並改革軍情局？如何讓「國家安全情報協調會報」主席和國安局局長分立，使此一職務成為專職的情報事務協調管理者？前述種種都是應該討論並作全盤規劃的議題。

而如何找到合適的人選組成推動相關改革的團隊？如何透過民意作為推動改革的推力？以及如何活用國安局局長的位置推動情報界的變革？是值得主政者跟相關主事者、各方有識者仔細思量的。

情報機構是否已經作好廣納民間人才的準備

筆者之前在網路媒體曾發表〈情報機關如何廣納人才：以二戰英國情報機關為例〉，指出台灣情報機構應該借鑑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英國情報界廣納各色人才的經驗，因應情研、情戰、科技等各層面的需求，及早開始從民間吸納更多的有志者加入並使彼等適才適所的發揮所長。

反觀台灣情報機構如國安局、軍情局、電訊發展室是否已作好積極召募民間人才的準備？是否為這些民間人才提供為之久待的工作環境？是否以合理的態度跟標準培訓文職新血？還是繼續像國安局那樣任由國安特訓傳出惡意淘汰、霸凌甚至性騷擾的負面傳聞讓民間人才為之躊躇不前？

今日的台灣情報界是否已經作好敞開大門廣納人才的準備？

情報機構是否能主動消弭跟社會的隔閡？

當不少台灣情報機構仍然以所謂「國家機密」的理由抗拒跟公眾溝通、對話的同時，歐美情報機構已經這方面積極進行耕耘，例如英國軍情五處近年來積極經營社交媒體跟消弭跟公眾之間的隔閡，英國軍情五處局長肯·麥克拉姆（Ken McCallum)強調：

「我們必須通過傳達更多如今軍情五處的實際情況，來克服任何喝馬丁尼酒的陳規定型觀念，這樣人們就不會因為社會經濟背景、種族、性取向、性別、殘疾，或他們碰巧出生在該國的哪個地區等感知障礙，而將自己排除在外。」

正如筆者之前在網路媒體發表的〈情報機關應該主動打破與社會的隔閡〉所指出的，無法打破公眾對於情報機關的隔閡跟促進對於情報事務的理解，註定是讓情報界處於封閉而隔閡的狀態，難以形成變革的動力，也難以得到公眾的支持。

今日的台灣情報界是否已經作好主動消弭跟社會的隔閡，甚至進一步對話的準備了嗎？

結語

在台灣情報機構如國安局、軍情局等單位仍然處於暮氣沉沉、沉疴難起的狀態，但公眾對此所知甚少，甚至未意識到問題嚴重性的當下，談論「情報事務革命」彷彿是非常遙遠的議題。

但是今日國際、兩岸局勢詭譎多變的當下，留給台灣情報界的時間其實非常有限，推動「情報事務革命」已經是刻不容緩，蕭台福先生一年前的為文疾呼仍然警醒今日台灣民主社會必須關注情報事務這個急迫卻甚少為人所知的國安危機，進而督促主政者及相關主事者作出改變。

※作者為情報體系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