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頓小鎮，被一條小街糖葫蘆似的貫穿，南端伸出去的籤子，接二○六號小高速，逶迤而去，一路都是參天古木，夏季尤為綠蔭深濃。那一帶是普鎮精華，林木中散落棟棟宅院，讓我油然想起王維輞川絕句裡的「仄徑蔭宮槐，幽陰多綠苔」。這個世紀之交的十幾年裡，我驅車往返那叢林小徑不知幾何，常常不是伴隨著翻騰的思緒，就是悲傷的咀嚼，皆因這是我生命中劫難的一段歲月，而小徑之旅每每又是受用不盡的精神陶冶。

大凡是造化的捉弄，一眾六四流亡者被那常春藤名校接納，落腳普鎮，我也忝列其間。大家在東亞系弄出一個流亡項目，有一次請歷史學家余英時講講什麼是歷史。他說，你們是創造歷史的人，寫歷史則是另一回事情，你須先知道前人說過什麼，然後才知道你能說什麼。當時在座的，有不少八○年代如雷貫耳的角色，且剛剛逃出一個血腥歷史，然而「創造歷史的人」竟是寫不來歷史的，這是後來才知道的。我則非但沒有寫成什麼史，反而跌入一場「離魂歷劫」的個人災難史，流亡項目散了，我卻滯留下來又多年。

「很多人問起你，你也要考慮做些什麼，不能說人就這麼廢了吧？」

一九九四年夏季，有一天余英時先生叫我去他府上，他剛從台灣回來。我被崩潰感籠罩，已有年餘，前景一片空白，又求神求佛都不應。先生為我指點迷津：人的困境只能求援於人世的精神力量，那蘊藏在文化傳統中的無數先人積累的巨大資源，唯此方能超越有限的此生，與綿長的人類活的生命接榫。這種活的生命，也只隱然昭示在極少數被現代人所不屑一顧的「文化遺民」的蹤跡裡。

兩年後，余先生又相送〈後世相知或有緣〉、〈陳寅恪與儒學實踐〉兩件手稿的複印件，那是一九九六年夏天，他也是剛從台北回來，其中《陳寅恪與儒學實踐》便「完稿於台北旅次」。兩件墨香新文，當夜令我讀得癡醉而驚嘆：一是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猶如一次「史學重構」，完全印證了余英時八○年代初對陳詩的釋證，恐為當今覲見的學術奇跡；二是，該著收錄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覆》：「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詩，他做李商隱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傳出去，不會湮沒。」這種氣概，余先生稱之爲「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知識階層史上一篇別開生面的大文字」，但是這文字對於我輩而言，四九後身在大陸卻未覺「天蠻地荒」，也熟睹「衰翁變奼女」，就有石破天驚之效。

那次在余府我又同余先生談了近六個小時，旁及人生和學術諸多話題。先生說我：你靜心修煉幾年，會成完全另外一個人。他說，為中國憂慮的人常常會遭遇大不幸。你要從困境中擺脫出來，跳出來你才更理智清醒，纏在裡面不好。要有長期準備了，也許是一輩子沒有盡頭的，從最壞處著眼，期望不要過高，你才不至總被失望擊倒。去同歷史上的優秀人物接通心靈，充實自己。陳寅恪四九年後就是在極度的悲苦中只寫心史的。我想談陳寅恪，先生則對我談了很多梁啟超，他說，超越自己的過去不容易，梁啟超就是靠接受新知不斷超越自己，後來康有為都說「我不如卓如」。

後續幾年，我直接就在余太太陳淑平的引領下，從普林斯頓「一九一五級的優秀生」王賡開始，一路寫了張幼儀、徐志摩、陸小曼、林徽因、賽珍珠等，一個「五四人物」系列。常常是在美國東岸被暴風雪襲擊的那些苦寒日子裡，用小紙條貼滿書的精彩處，再去圖書館找其他參考書。我的英文也是那時候才讀通的，寫林徽因時參考一本英文傳記，有耶魯史景遷的一篇序，寫得大器磅礴（余在耶魯任教時，陳淑平是史景遷的中文助手），我譯不出來去請教余先生，他教我如何從意思而不是從詞句上翻譯這類英文，最後還是他親自潤色的。（後來台灣出版這書中譯本時，譯者很欣賞我譯的這幾句，全搬過去了，還付我幾百美金。）那時余先生見我沉浸在徐志摩的往事裡，竟送了一套徐志摩全集給我，我是頗醉心徐的散文，尤其是他寫杭州西湖的文字；但是回望上個世紀初的這些巨靈名媛，都是何等了得的人物，卻哪一個不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

「五四人物」練筆，其實是我的一個「書寫復甦」，不久我便應楊澤之邀，在時報《人間》副刊寫起一年「三少四壯集」，最後由季季編輯成書《離魂歷劫自序》，這個書名就是我向余先生討來的。這本書寫到結尾時，屋後出現鬱金香，開得正盛。余先生暮色裡悄悄來看過那神奇的花。

余府仍掩映在那叢林中，小徑狹窄而坑凹不平。那時余先生還在教書，府上門可羅雀，余太太照料著他的飲食起居，大西洋颶風或暴風雪會颳斷樹枝電線，掩埋道路，很多年來，一遇惡劣天氣，老兩口常常幾天沒有音訊，我就會擔心他們。九一一以後，普鎮居然有一次也發現炭疽信件（編按：二○○一年九月於美國發生，寄發含有炭疽桿菌信件的生物恐怖攻擊）周遭一派恐慌，余太太只好把余先生放進一家旅館去，因為他還得趕稿子。他們一直到退休後還住在那叢林裡，除了一根電話線，沒有電腦，也沒有網路。

二○○一年春天普大有一場「中國的過去與將來」國際學術會議，其實是余先生的榮退典禮，我去聽了兩天他的弟子們發言，覺得他們是被「余老師」訓練得可以做學問了，都是從很小很專門的一點出發去研究，如王汎森談明清盜版問題，羅志田則談民初的《山海經》熱，羅是唯一從大陸趕來的，變得很俏皮，說余先生在大陸如今已是「一尊偶像」，某人從海外回國捎來一本書到處炫耀：「這本《士與中國文化》最暢銷。」

余英時的「士魂商才」，就是中國版的韋伯「新教倫理」，講的都是一種正派商業精神，中外皆然，我在美國生活感受很深的一點，也是這個東西，美國人人炒股，天上掉餡兒餅的大有人在，坐擁豪宅名車卻遊手好閒的人約十分之一吧？但那十分之九都視其為當然，沒有嫉妒兩個字，自己依然老老實實賺辛苦錢，一分是一分，我周圍都是這樣的人，小康而快樂。中國大概要恢復到這種境地，才是正道。

大體來說，市場經濟之下，必須經過一個很長的法制形成過程、銀行系統完備過程、保險制度完備過程、必要適量的福利制度完備過程等等，才可能把傳統的權力交換徹底轉換為市場交換，其間無數的社會化細節大概要費百年歲月，才能漸進完成，而且還必須在一個風調雨順、安定的百年裡。由此而見，中國的一切，最終還是歸結到不能激進，余英時的歷史觀在此便尤其顯出深刻。　

浩瀚的中國典籍，是沒有「童子功」就不得入門，也無處問津的，有趣的是，余英時這樣的「童子功」教授，全世界也沒剩幾個了，他從耶魯走後，那裡的中國研究，就只剩下史景遷這個不靠中文也可以一輩子給洋人寫中國古典故事的牛津漢了。往下美國學界還會不會產生一個余英時，就希望渺茫，所以西方漢學的危機已是可以看到的了。依我看，美國學界如果懂行，似應在普林斯頓或耶魯，讓余英時這樣的碩果僅存者，從中國找幾個幼童來，關在校園裡，不碰英語，專門辦私塾，也許還可以一脈香火傳承。

余先生也常說「對中國這個民族失望」。二○○○年法國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一大早就有電話來採訪，我說這是他個人的榮譽，跟中國和中國現代文學無關，台北的楊澤一聽就笑起來說「真是怪人怪語」。其實瑞典煞費苦心，還是嘲弄了中國當局和中國現代文學，余英時說他很高興這種選擇，但也怪我說得太極端。高之獲獎，至少是一個常識，即中文人才大量流失，流到中文意義世界之外去了，而中文世界品質下跌，通俗占據主流，陽春白雪已成絕響，種種下里巴人的說書、童話、言情、武俠、連環畫洶湧澎湃；相反則在中文世界之外，卻可養育孤獨的中文精華。後來高行健的演講稿出來，我立刻傳真給余府，余先生隨之來電話說「真好，不卑不亢，有自信」，並移用蘇東坡句，稍改兩字贈高：「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今已破天荒」，非常精當。

二○○六年底余英時獲克魯格獎。余英時的眼光，實非眼下一般中國學人所能比肩者，在於他視此獎為「西方社會如今更平等的看待中國這種古老文化」、「是真正有興趣脫離『西方為中心』的思維」，這種虛懷若谷，乃儒家真道，他的感言也是對中國傳統的一次重估：第一、中國傳統是「軸心時代的原創超越」；第二、在與早期印度佛學和晚近西學的比較中認識中國傳統，摒棄「中國中心主義」；第三、中國的「朝代循環」不似西方模式；第四、中西文化、價值的重疊、共識多於對抗。這麼高屋建瓴的概括，中國學人中無第二人可為，其支撐不僅在學養，更在心胸氣度，即一種態度，從余的身手可以看出，中國文化失落的更是一種態度。

從這裡也可窺見余的學養何以圍繞、尊崇兩人：陳寅恪和胡適，前者長於印度佛學東漸中土的學識，後者則慧識於晚近西學東漸，此相距兩個千年的文明演化，昭示中國傳統應對變局、順應大勢，皆依據內在感悟到的人類共通價值，而這也是余英時堅守人權、人道、民主價值的根柢。近六十年中土的變局，則是傳統衰微而沉渣泛起，一百餘年中土應對變局唯有激進之道，終於是耗盡自我精粹而又未得普世真道，兩相落空，直面此情境，余英時潔身自好，凜然拒斥一切誘惑。他一直講兩個字：「骨氣」。

然而，從普大退休的這位講座教授，後來自願給自由亞洲電台做「特約評論員」。二○一一年秋某日，余先生打電話來問，紐約時報稱香港歌劇《中山‧逸仙》在北京的演出突然叫停是何故，我查網上說中共忌諱紀念「辛亥百年」有影射之嫌，急速降溫，於是找了有關資訊傳真過去，因為他要準備在自由亞洲電台的節目講講，接連打了三次電話找不到我，我出去採購了。晚上陳淑平來電話才講出原委，原來余先生日前與北京《經濟觀察報》記者馬國川訪談〈回首辛亥革命〉，是近來他極精彩的談話，國內封殺，卻被董橋欣賞而刊登於香港《蘋果日報》。我這才找來閱讀，果然把所謂「晚清變革」、「辛亥意義」捋得一清二楚。近十幾年，「反『反傳統』」漸成主流話語，進而對「辛亥推翻皇權」作負面詮釋、否定孫中山已成時髦，一個替代的說辭，即「西太后亦做了改革」堂而皇之成立，卻是欲為中共今日「不改革」辯護。哪知「批判激進主義」的大師，率先肯定「辛亥」、否定「晚清變革」、極言「滿洲黨」不肯改制才誘發革命，進而肯定革命並非「暴力」，甚至「軍閥割據」才有多元空間而生出「五四」，比比皆歷史洞見，非「大師」不敢言也。由此便也印證「所有歷史皆當今史」，不從當下出發說歷史則無異於空談妄說。余英時滿腹經綸，把玩古今於談笑之間，卻不沾一絲迂腐或高深，當今一人而已，學問可以安身立命的境界，大抵如此。

兩年後我搬離普鎮去余府告辭，老兩口拉我進去聊得戀戀不捨，余先生說：「我們是朋友，日後多回來看我們。」他拿出一頁草稿說是「借宋代談中國傳統政治」，我問是朱熹嗎，他說是的，五十萬字已大致寫完。陳淑平在旁透露了一句：「下一本書他也想好了。」「什麼？」「《唐詩與佛教》」，我的天，真是一部大書！

二○○○年底我有一則日記寫道：余英時為文稱八九年以來是「天地閉、賢人隱的十年」，此句出自《易經》，他說此話如今只對那些不識時務的知識人才有意義；在早已無「神」的「神州」，知識分子被「先鋒隊」視為「亂源」，「墨儒名法道陰陽，閉口休談作啞羊」，陳寅恪一九五三年的詩句復見於新千禧年伊始之際，這不是「天地閉、賢人隱」又是什麼？感恩節前陳淑平告訴我，余先生的表妹張先玲，兒子王楠在「六四」被打死於天安門廣場的一個母親，要來美國探親了，他們約在華盛頓見一面。節後余先生來電話：「告訴你一件奇聞，這次見了張先玲才知道，她的妹妹原來是丁關根的太太，也就是說，這個丁關根居然是我的表妹夫，不過我完全記不得張先玲下面還有一個小妹妹，五十多年前我在他們家住過一年，對她還有一點模糊印象，他們桐城張家，出過兩個宰相的。這事只告訴你一個人，不能傳出去啊。」──我守口如瓶十幾年，從未向外洩露這個祕密，今天已時過境遷。那年秋天余先生從華盛頓國會圖書館訪問歸來，我們在電話上聊起大陸暴富風景，他說他對民主制度在中國，短期內已不做預想，我估計他的失望也包括近來台灣的亂局，那麼我問他，難道中共就此穩坐下去了？「我想，大概要等那一代人都走完了才行，就像蘇聯，恐怕是要七十年的，放心，你是可以看到的，我則看不到了……」他說。

去年深秋，有人從國內帶來一套「余氏老宅」的照片給我，起初我想沖洗出來，寄給普鎮余府，出去找到最近一家照相館，未料那裡的設備偏偏壞了，我也沒去再找一家。回家跟傅莉商量，她則一再勸阻我：「你去打擾余先生幹啥？他已經打消了回家的念頭。」據捎來照片的人講，安徽潛山的余氏老宅，現已定名為「余英時故居」，作為當地旅遊資源而整修裝潢一新，照片可見於故居正堂上高懸「五世同堂」、「七葉衍祥」匾額，乃乾隆御賜；另有一間屋子上懸掛「余英時主臥室」字樣。這就是余先生文墨中常常寫到的「潛山縣官莊鄉」，「在群山環抱之中，既貧困又閉塞，和外面的現代世界是完全隔離的。官莊沒有任何現代的設備，如電燈、自來水、汽車，人民過的仍然是原始的農村生活」，「我的八、九年鄉居使我相當徹底地生活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而由生活體驗中得來的直覺瞭解對我以後研究中國歷史與思想有很大的幫助。」（《我走過的路》）

余英時安徽潛山縣官莊鄉金城村西山大屋故居，經過刻意整修後的現今模樣。(蘇曉康提供) 

余英時從那個山鄉走出來，再也沒有回頭。聊天時他跟我說，一九七八年他曾隨美國學術代表團訪華，看到的是「城郭如舊人民非」，他發誓不再踏上那塊土地。記得一九九三年秋我們在水牛城出了車禍，余先生余太太搭火車趕來，我把余先生從病房拉到外面，哭著說「我想帶傅莉回國去」，他很詫異我有這種不切實際的念頭：「共產黨會那麼仁慈嗎？」 整整二十年後，二○○三年春我父親癌症病危，中共就拒絕給我回國簽證。這個時間長度，顯示了一種洞穿力，至今鮮少有中國人具備它。

「我是一九五○年從羅湖橋（編按：深圳河上，連接香港和中國唯一一座鐵路橋）走出大陸的。」有一次也是在聊天中余先生說。一個皖南青年走過羅湖橋的時節，恰是眾多留歐訪美的中國高級學人紛紛「回國報效」之際，如華羅庚、熊慶來、趙九章、董鐵寶、陳夢家、冰心等，而當時的中央研究院八十一名院士，在政權變更、個人面臨重大抉擇的關頭，據統計，理工科院士近五分之四作了誤判（選擇留在大陸），人文院士三分之二誤判。這當中，便包括後來余英時考證的，陳寅恪對四九年未聽從夫人唐篔浮海之意的萬分追悔與愧疚。這些名士，以及整個中國知識界，所經歷的改造、淩辱、坑殺，便構成「反右」和「文革」的慘烈故事。

然而，那個皖南青年，從那山鄉走出來，在改朝換代之慘烈變局中，極偶然地逸出中國本土的大崩壞，先香港後美國，經西方教育系統訓練，造就成為當今中國人文第一人。而且，他從此沒有鄉愁，到晚年常說一句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那叢林中的余府，後來竟門庭若市，訪客絡繹不絕，無論天涯海角，名士布衣；我也聽說，大陸從政府到學界，常常有各層級的人物希望造訪余府，也都不會被拒絕；其間自然少不了安徽乃至故鄉潛山的「父母官」們，竭盡全力邀請他衣錦還鄉，「哪怕給故居寫幅字留個紀念」（後來余太太轉告我「余氏老宅」照片也傳到他們手上），卻從未如願。在另一端，余英時又是出名的「慷慨」，誰求他寫序也都會如願，其中有的人他從來沒見過，序言多到出版了一本《會友集》。他說這是「人情味」，中國文化的一大要義。對於中國大陸，他別有一種情懷，僅僅講過一次，是藉周亮工《因樹屋書影》中的一個佛教故事，說一只鸚鵡見山中大火，「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因為「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我每次讀到這裡，都會眼眶潮濕。

※作者蘇曉康一九四九年生於西子湖畔，少年長於京城景山腳下，青年流落中原；遂以《洪荒啟示錄》開篇，引領「問題性報告文學」浪潮，嘗試一度被稱做「蘇曉康體」的寫作文本，即「全景式」、「集合式」、「立體式」的「記者型報告文學」，且多為「硬碰硬」的重大題材，每每產生爆炸效應，為「新啟蒙運動」推波助瀾，兩度獲大陸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又據「廬山會議」敏感史料，作長篇紀實文學《烏托邦祭》，乃最早描寫大饑荒之作品。八十年代尾聲，領銜製作《河殤》，把社會關注、討論、探索的各種命題、假說，都匯集起來，化為電視語言加以傳播，引起億萬人刻骨銘心的一次共振，成功地嫁接了思想和視覺、激情和理性，創造了一個新的電視片種，也攪起了一場全球華人的「文化大討論」。八九後流亡海外又遭車禍，孤煢二十年，為民請命大骨架散解，轉向療傷書寫，淺斟低唱人生終極命題，也呼籲奔走人權，二○一○年秋領銜發起簽名呼籲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劉曉波。

（本文原刊登於《印刻文學生活誌》182期，2018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