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在《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一書的〈書成自述〉（1997年） 註更多東大圖書公司2011年版。中，曾經批評當時中國學界對於陳寅恪思想的「去政治化」詮釋取向。概言之，就是把陳寅恪捧得高高的，但卻對其思想的政治批判意涵避而不談，從而把他改造成一個對極權統治毫無威脅的「文化大師」。余英時用了頗具諷刺意味的文字，來描述這種詮釋取向：

「一九九五年《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出版了。這似乎表示官方也無法或不想再阻止陳寅恪『晚年遭遇』的問題曝光了。至少它已默認了陳寅恪晚年在中共統治下受盡踐踏和侮弄這一事實。但在這一事實的基礎上卻出現了下面這個新論說：不錯，陳寅恪最後二十年確實遭遇了一波接一波的苦難，並終於『迫害至死』…然而政治是俗人之事，對於高雅出塵的陳寅恪來說，卻是無足輕重的…所以今天談陳寅恪絕不應再涉及政治，因為一說到政治，便會害得他在九泉之下仍不能安穩。怎麼談陳寅恪呢？我們祇需反覆不斷地說：文化、文化、文化…」（《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頁34-35）

這種詮釋取向當然大有問題。真正具有文化關懷的思想家，本於求真，必然會以人類社會的具體現實為觀察對象；而人類社會的具體現實，又必定會涉及各種分歧、矛盾、對立、衝突。政治議題，所由生焉，無可迴避，也無可分割。

所以說，人文思想固然不僅只是政治立場的投射，但任何具有相當深度的人文思想，都不可能完全沒有政治意涵。若要理解一位思想家，卻又諱言思想家對於政治局勢的評判，這本身就是知識追求上的自我閹割。尤其對陳寅恪這樣一位「讀史早知今日事」的學者而言，歷史與當代相互參照、思想與現實息息相關，根本無法在「不涉及政治」的情況下適當理解陳寅恪。

我猜想，對付陳寅恪的類似操作手法，本來也可能會在余英時逝世後用到他身上，也就是把他「說成一個祇有『文化』概念而無『政治』概念的人」（《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頁39），進而對余英時的思想學說施加無害化改造，弄出一個有利於統戰的詮釋版本。畢竟，他是當代第一流的漢學大師，更是極少見從1949一路走來的碩齡耆宿，身後名有其利用價值。

然而，由於余英時晚年不避爭議，在臺灣與香港議題上明確表態，等於是提前封鎖了這條發展路徑。此舉固然影響了他著作在中國的流傳，更引來不少中國網民的唾罵，但也大幅減少他的身後名遭到北京利用的可能性。

老人家生前有沒有想到這一點，我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我很感謝他在2014年那個詭譎多變的春天，願意出來公開聲明：「中共一直在千方百計地企圖摧毀台灣的民主，台灣的人民和政府都必須把警惕提到最高的程度。」（參《台灣的公民抗議和民主前途》）。我相信，這會在歷史上留下一道指標性的痕跡。

至於著作在北京治下能否流傳？無足輕重之輩對他如何看待？那顯然不是余英時在意的事。就如同陳寅恪曾經這樣形容他留在北京清華的王國維紀念碑：「我的碑文已流傳出去，不會湮沒。」（參《對科學院的答覆》），余英時的著作與思想，也是如此。

※本文經作者授權，標題為編者所加，原標題為「去政治化的思想詮釋」，原文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