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14歲少女全紅嬋以破世界紀錄的高分，奪下奧運女子跳水10公尺跳台項目金牌，外界除了為她個人優異的表現發出讚嘆之語外，她在賽後所透露的成長背景與家庭環境，更讓輿論關注中國長期以來的城鄉差距與三農問題，同時也無意間拆穿了習近平在建黨百年前高舉的「脫貧」政策的謊言。

「一個都不能少」是導演張藝謀在90年代末期的電影，深具反省式的題材與真實的角色，引發了影評與觀眾高度的評價與迴響，平心而論，二十年過去了，中國農村的諸多問題還是投射在全紅嬋身上；人們赫然發現，黨所宣傳脫貧政策，似乎只是海市蜃樓般的虛幻，大內宣筆下的美好光景只是粉飾太平的道具樣板。

許多人內心都有個許多疑惑，何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始終擺脫不了「上學難，看病貴」的問題，中共不是多次宣稱要處理「三農」與「三差」相對於沿海一線城市的繁華榮景，鄧小平所謂「現讓部分人富裕起來」的想法是否過於樂觀？中國共產黨這個高舉解放農村生產力以及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政權，何以成為坐擁龐大財富的既得利益者？

如果說，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剝削，那麼壓榨就是社會主義的真實樣貌。新中國成立後，要在這樣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進行工業化與現代化，只能透過「戶籍制度」針對農村資源進行計畫性的掠奪，在「居民」與「農民」的二元制下，前者可在計劃經濟與單位所有制下享有國家提供的物資供應，後者則是被鎖入「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新型態經濟社會生產制度中，成為支撐計劃經濟所需的資源所在。

即便毛澤東基於意識形態與戰略考量，一度透三面紅旗、知青下鄉與三線建設等政策，意圖結構計畫經濟所產生的城鄉二元制；1962年時為了收拾大躍進的爛攤子，也曾經讓劉少奇與鄧小平在在農村大搞「三自一包」，有限的私有化與市場化雖然恢復了農村的生產，卻也埋下兩人在文革被扣上「走資派」的罵名。但是，毛澤東的政治動員與瞎指揮，始終無法改變中國農村貧窮的事實。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再度搬出當年解放農村經濟的不二法門，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自負盈虧的套路，歷史制度主義學者認為人民公社雖然解體，但是前後恢復的鄉鎮一級的地方政府延續了先前經濟社會職能，在所謂「地方政府法團化」或「發展型政府」的模式下，扶持了為數不少的鄉鎮企業，成就了中國農村的新榮景。各地興起的發展模式一時成為新典範，不論是私營企業為主的溫州模式，或是日後家喻戶曉的蘇南集體化模式都成為中國研究的顯學。

然而成敗都在蕭何之手，當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開始將改革開放的路線有農村轉向城市時，昔日的「戶籍二元制」反成了差距的開始。鄧小平美其名說是讓條件好的地區與人先繁榮富裕起來，但是在人為政策刻意傾斜以及市場化形成的馬太效應，都為中國的梯度發展埋下伏筆。

隨著時間效應發酵，中國經濟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面貌，城市經濟有了快速的增長，在江澤民三個代表的訴求中，中共儼然成為先進文明與經濟的代理人，廣大的勞動階層與農民卻被甩出這條船上，不僅無法享有居民的社會福利，反而成為城市邊緣化下的低端人口。

所得分配、區域發展與城鄉差距的擴大，導致社會關係的嚴重扭曲與嚴重的相對剝奪感，人們認為新的異化現象正在中國發生，中國學者在農村田野調查時詢問農民欠缺什麼？得到的答案發人省思：「咱什麼不缺，只缺陳勝吳廣、洪秀全與毛澤東」，背後被寓意共產黨自己最清楚。

為了平衡差距與扭曲，胡錦濤嘗試用科學發展觀消弭「粗放式經濟發展」的惡果；企圖用「五個平衡」與「包容性成長」扭轉經濟發展的傾斜；希望以「民進國退」誘發市場機制的角色；期待用「和諧社會」與「社會主義新農村」活化農村經濟的內涵。

然而胡錦濤時期的新思維，卻被好大喜功卻有意圖改變現狀的習近平所取代，國家對市場的干涉重回五十年代社會主義改造的夢魘，在工商業國有化與農業集體化的訴求下中國逐漸揚棄了新民主主義對於私有化的包容，這也是習近平當下國進民退路線的寫照。結合中國製造2025的野心引發了美中經貿大戰，疫情爆發也讓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處於被動位置，新建構的內循環經濟目前成效難料，在失業率攀升、經濟成長趨緩、基尼係數逐漸升級下，中國農村的寒冬似乎提早來臨，全紅嬋只是一葉知秋的現象，看說明了官方脫貧政策的謊言。

※作者為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