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動奧運正名公投的紀政，表示她將捲土重來，繼續推動巴黎奧運正名公投。消息傳出後，藍綠兩大黨，民進黨憂鬱，國民黨一面駡，一面懷著看戲心情。

國際媒體瘋正名

然而夾在兩次公投間，東京奧運會一開幕，國際媒體就在兩岸紅、藍、綠三黨擋也擋不住的情形下，持續地對「中華台北」進行一連串奇奇怪怪的「正名」運動。

首先，東京奧運會開幕式中，當大會司儀宣布Chinese Taipei進場時，NHK主播馬上說「台灣です！」 - 這是台灣。

接下來，Time、BBC 、 Deutsche Welle、THE NEWYORK TIMES、路透社、美聯社、經濟學人、TSN⋯等等國際媒體在編列各國獎牌統計表時，除了非常稀罕的例外，否則對我國代表隊的隊名時絕大多數跟NHK一樣，捨國際奧會規定的Chinese Taipei，而取TAIWAN。一開始甚至「俄新社」也一樣。

另外，國際奧委會規定我國參賽的旗是奧運會旗而不是國旗，都和正常國家不同。

這等等不同，造成國際媒體報導廣泛困擾，以致國旗和會旗後面跟的有Chinese Taipei，也有TAIWAN。會旗有標示在TAIWAN前的，偏偏按國際奧委會規定標示在Chinese Taipei前面的似乎找不到。

最離奇的是俄羅斯以ROC為隊名參賽，《衛報》居然把擺在ROC前面，把俄羅斯烏龍成中華民國。

Chinese Taipei、TAIWAN、China……如今這些符號，隊名、國號被國際媒體亂點鴛鴦譜胡亂送做堆，直到令人眼花撩亂，嘆為觀止。但其中偏偏没有人提到藍人神祖牌ROC；ROC唯一出現而且和梅花旗擺在一起，只是衞報出於誤會把俄羅斯當成中華民國。

國旗、國號，都是用來象徵國家，方便被人辨識的。不料蔣經國和國際奧委會在1981年對國旗、國號、奧委會名稱達成的配套共識，如今反而成了辨識的巨大障礙，就符號來說完全是反功能的。

國際媒體正名本質是要去政治化

諸如此類，國際媒體儘管在台灣隊的國號、國旗上面亂點鴛鴦譜，但是TAIWAN的稱呼仍然是絕對性的主流。國際媒體這樣做難道是為了呼應台灣社會的正名運動？並非如此。

在台灣，「正名運動」是「政治運動」；然而，國際媒體的正名，為的是在傳播言傳播，屬性是「去政治化」。一個政治化，一個去政治化，屬性完全相反。

我國在梅花旗和Chinese Taipei的配套下參加奧運會是二次大戰之後，從1952～1979年兩岸歷經近30年的政治角力 - 或者依共產黨員習近平慣用的說法，就是 「鬥爭」，而後在國際奧委會形成的政治結論。這是共産黨很滿意，而蔣經國因為保住了CHINESE 在名稱中，又沒有TAIWAN而覺得不錯的安排。只是時過境遷，迄今雖然共産黨依然很滿意，以維持現狀為第一要務的民進黨的領導人也認為應該予以強力維持，但是台灣社會在演變到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達到64.3%之後，不只不滿意的已經是多數，主張必須正名的也不在少。於是挑戰國際奧委會政治決定的政治性正名運動因此崛起。

在這次奧運會中，國際媒體中有幾篇比較深入這議題的報導，依其文章語氣，撰稿記者多少透露出他們對台灣正名的同情，但是絕大多數國際記者、媒體在報導時捨CHINESE  TAPEI而取TAIWAN，並不是基於實踐什麼政治立場，而是基於媒體本身的需要。《澳洲新聞網》登了一篇文章，他的標題〈「中華台北」 －地圖上你找不到的奧運奪牌國家〉，切確地指出了國際媒體普遍稱呼TAIWAN的理由：只有擺脫奧委員會咬文嚼字政治決定的拘束，直接稱呼TAIWAN，讀者才看得懂他們的文章，才知道郭婞淳是那裏來的，他們才善盡了媒體的報導職責。

大會既然把郭婞淳依規定列為Chinese Taipei的選手，搞不清楚其中政治曲折奧妙的印度記者就直直白白報導成中國獎牌又多了KOU HSING-CHUN的一面。近年來整個印度反中情緒高昂，如今印度媒體卻把台灣金牌奉送給中國，不禁令人發笑。

連印度媒體都這樣了，中國自然一點也不客氣了。微博説，中國台北奪羽球冠軍；央視祝賀「郭婞淳奪中國台北東京奧運首金」。有趣的是，相對於這種硬把台灣當成中國的一部份的報導，在反中情緒高昂的美國，媒體NBC的影片中的中國地圖，硬是不包括台灣，和美眾院通過禁止中國地圖包含台灣的國務院撥款法案正好同調。

時至今日，中國把CHINESE TAPEI說成中國台北，或中國的台北，台灣藍綠一樣不高興。然而，既然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是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時，參賽隊伍稱中國隊；那麼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稱中國台北奧林匹克委員會，參賽隊伍稱中國台灣隊有什麼錯？ 註更多雖然1989年，台灣和中國達成「台灣地區」隊到「大陸」參賽奧運時，凡台灣方面，中文都叫「中華台北」的協議。但是這為台灣內宣需要的防衛性政治安排，根本無法讓國際社會了解其中奧妙。

本來，國際奧委會很久一段時間，一再決議我國參賽的名稱是TAIWAN，但是蔣家父子非常不高興，才終於在1979年，國際奧委會決議了一個既有Chinese，又沒有Taiwan的名稱叫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的。這個名稱當年蔣家是滿意的，只是物換星移，人事皆非後，國民黨陷入既說不清為什麼被當成中國的「地方」隊，又不爽台灣正名的困窘之中。

1950～1971聯合國主流方案：兩個中國

當韓戰讓兩岸形成對立的僵局後，儘管兩蔣和中共都抱持漢賊不兩立立場，但是很快的，以兩個中國為解決僵局的意見就成了國際的主流。例如，儘管蔣介石夫婦痛恨兩中方案，但是在1961年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席位危機上升時，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就強烈提醒外交部，聯合國內空氣，多數傾向「兩個中國」。 註更多 其實，當時蔣介石和他的國安外交高層早就強烈感受到這氣氛，不必蔣廷黻提醒了。1971年中華民國代表被聯合國決議「驅逐」以前，美國歷屆總統也一直希望以兩個中國方案解決手中的燙手山芋。不只這樣，當時蔣介石政權中所有開明能幹的外交官如駐美大使葉公超、聯合國首席代表蔣廷黻、外交次長許紹昌、北美司長錢復⋯等等也都認為這是中華民國最好的出路。不幸的是，面對這一個內外彌漫的兩個中國氣氛，蔣氏夫婦硬是領著夫人派的萬年外交部長沈昌煥對內對外奮力作戰，阻擋兩個中國案在聯合國中通過，而最後真的給擋住了。 註更多自命剛烈果斷的蔣介石受到成群開明派外交官影響，於是在開明外交官和貴族氣十足的妻子及超保守的沈昌煥間舉棋不定，直到1971才扭扭捏捏地接受兩個中國方案，但是兩中方案最有利的20歲月已耗盡，時不我予了。為什麼要擋到在聯合國席位之爭全面潰敗？關鍵在於保守派認為放棄一個中國立場，他們無法保護政權在台灣實施戒嚴威權體制的正當性。 註更多這一點是無論保守派沈昌煥或開明派蔣廷黻等人的共識。

蔣介石夫婦有辦法逆世界大勢萬夫莫敵地成功在聯合國中擋住兩個中國政策的決議，依靠的本錢是1970年代前，台灣在美國對共產陣營全面圍堵戰略中位居第一島錬上樞紐地位的戰略價值。憑著擁有台灣這個本錢，蔣介石成功地要脅美國，在聯合國中擋住了美國自己也屬意的兩個中國方案。

實際上，由於兩岸量體大小過分懸殊，因此，最合理的安排並不是兩個中國，而是一中一台，但是那就更不容易讓蔣介石接受了。所以國際上不論友台與否，便優先主張兩個中國，但是到了最危險時刻，中華民國傑出的外交官或蔣介石是友好的盟邦沙烏地終於都提更合理的一中一台策略，只是一樣為時已晚。

1950～1979國際奧會主流方案：台灣正名

兩岸政權雖然煙硝味十足地把外交烽火也帶進在國際奧委會，但是國際奧委會畢竟非政府組織，創立的宗旨強調普遍參與、政治和體育分離、和平取代交戰，因此在這個地方蔣介石沒有辦法像在聯合國一様靠向美國耍賴的手段運作他的漢賊不兩立和反台灣遊戲。因此，兩岸一開始出現參加奧委會之爭，一中一台方案馬上就浮現。

1952 年奧運會由已經和北京建交的芬蘭主辦，芬蘭在邀請北京參加的後，也邀請「臺灣」或「福 爾摩沙」參加。

換句話說，奧運會正名在台灣社會是一直2018年才開始，但是台灣社會還沒有什麼奧運正名的概念時，70年前台灣正名就在國際奧委會中開始了。不必懷疑，國民黨政府拒絕參加。

1954年中國以PRC奧會名義獲得國際奧會承認，出現了兩個中國現象，於是1956蔣中正堅持漢賊不兩立，再度拒絕參賽。到了1959奧委員會仍然延續兩岸兩席的理念，只是因為時過境遷，國際奧委會接受蘇聯指出的現實- 中華民國的奧委會已經失去控制全中國體育的能力，所以通過決議，中華民國的中國奧委會應該改名申請才能繼續參加。於是在1960年國民黨把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的原名改名為the Republic of China Olympic Committee申請（簡稱ChinaR.O.)，但是國際奧委會通過，但是又決議只能用Formosa或台灣名義參賽。國民黨非常不滿，不過為了讓楊傳廣得獎牌，於是訴求抗議而在TAIWAN牌子後面入場參賽，並如願地拿下迄今76年來奧運會田徑賽唯2獎牌中的第1面。接下來，1964、1968都是以台灣名義參賽。

換句話說，當時蔣介石對奧委會的台灣正名的態度是非常不滿意但是勉強忍受。

難忘1968：紀政獲銅牌  「台灣」最後一次參賽，深藍反正名成功

1968年是戲劇張力十足的一年。紀政難忘1968，因為這一年，她在這在台灣隊的名義下繼楊傳廣之後贏得台灣76年唯二奧運田徑賽獎牌的另外一面；台灣也難忘1968，因為這是台灣最後一次以自已的名字參賽的一年；鐵藍同樣難忘1968，因為這一年他們驕傲得不得了地運作成功，把參賽國際奧委會的名義台灣逆國際大勢，改成中華民國，並在1972年以這個名義參加了夏季奧運會。

蔣介石恃美寵而驕，惹眾怒

1971年中華民國就被2758決議「驅逐」出聯合國了，為什麼在外交大潰敗前夕的1968年可以做成功奇跡的反正名？原因是：

一、中華民國持續一面倒地站穩靠在美國一邊的立場，所以雖然在1950年受到英國和西歐瑞士等6個國家斷交的衝擊，邦交國剩下38個，但是很快地又逐年大幅增加，到1968年，幾乎倍增，到了有69國之多，至於中國在這一年邦交國只有52個。

二、中國1966年啟動文化大革命，對內的武鬥和對外的輸出革命都在1968前後達到高潮。 註更多1968年法國高舉毛紅小書的左派學生主導的五月風暴爆發，戴高樂總統，因此下台。外交關係一踏糊塗。

三、中蘇聯交惡，雙方關係澈底凍結，各自在邊界集結重兵，到了1969年甚至發生武裝衝突。

中國既然忙於內鬥外爭，便無暇顧到國際奥委員會事務，更不可能在奧委會中像過去一樣得到蘇聯全力奧援，這給了蔣介石天大的機會反台灣正名。

然而蔣介石得到的機緣非常短，好運欠缺長期趨勢的支撐。1968竟成為蔣介石好運走到頂點並開始大逆轉的一年。過一年，1969，中蘇兩國爆發珍寶島武裝衝突。這時蔣介石看到的是中共政權的窮途末路，心喜之餘，甚至試探聯蘇攻中的機會；但是這時美國總統尼克森也看到了機會，而尼克森看到的機會卻是聯中制蘇。

至於中國，面對蘇聯全球佈署的攻勢，只好努力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改善關係。一旦兩相情願，美中聯手制蘇成局，美國圍堵共產主義的前線一下子從第一島鍊向西推到中蘇邊界，台灣樞紐性的地緣戰略價值一夕消失，不再是蔣介石可以用來要脅美國籌碼，於是外交急速崩潰。

韓戰結束後，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的國家迅速上升，面對這個趨勢，在蔣介石要脅下，美國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兩個10年，分別採取了所謂的「緩議」和「重要問題」兩個拖延戰術。在聯合國中，蔣持續20年為反對成為主流的兩個中國政策奮戰，累積了國際社會強烈的不滿 - 不論蔣的友邦、中國的友邦都不滿。

雖然拜冷戰對峙格局之賜，中華民國的邦交國年年大幅增加，1952到1960年增加了14個，但是在這期間，挺蔣而支持緩議案的，卻一直只有42票，8年中 1 票也沒有增加；相反的，反對票增加得很快，從7票飛升到34票，雙方差距從35票急縮到剩下8票。1961年，美國緊張之餘逼蔣介石接受以重要問題方案取代緩議方案做為拖延戰的策略。然而，到了1971年重要問題案還是被聯合國大會以59對55票否決了。接著，大會又以61比51票否決美日把阿爾巴尼亞合併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和排除中華民國代表的提案拆開表決的修正案，最後大會更以76比35票的懸殊差距通過了蔣介石稱為「排我納匪」的2758決議案。

才前一年，中華民國的邦交國還高達70國，遙遙領先中共擁有的56國，雖然在風聲鶴唳的1年中斷交了9國，但是表決當天，都還有61個邦交國，然而最後決戰時居然只剩35國，友邦倒戈了一半！太不可思議了！

邦交國數目大贏，表決大輸，不必懷疑，緣起於眾多友邦在忍受了蔣介石恃寵耍賴抵制善意的兩個中國政策20年後，怨氣終於大發洩。

蔣介石的耍賴怎樣令友邦反感，且看當年駐聯合國首席代表周書楷的回顧：「為了拉選票不得不使出渾身解數， 拿出追、盯、纏、磨的辦法，以致不少他國代表十分反感。」更慘的是蔣不只令友邦反感，也令執行他的瘋狂命令去聯合國對抗希望實現兩個中國的多數國家的能幹外交官都憤恨不已，周書楷說：「每年到 9 至 11 月，台灣出席聯大的代表均感頭痛，連他們的家人也深感焦慮不安。」周書楷回憶，表決失敗後，他反而如釋重擔－這當然也是從1950到1971持續在美國要求下挺蔣的眾多友邦的共同心情。居然真的就是這樣：長達20幾年，他們都處在不知為何而戰，卻必需賣命作戰的境地，真是可悲可憫。

蔣經國封殺台灣正名  換來一國兩制模式：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 Taipei

雖然1971年聯合國已經決議「驅逐蔣介石的代表」了，但是1972夏季奧運會，依據1968年國際奧委會的決議，台灣仍然以中華民國奧委員會的名字參加了夏季奧運。

1975年，中共挾在聯合國「驅逐蔣介石代表」的氣焰，以「中國奧會」的名義申請恢復在國際奧會的合法地位，但是因為申請案附帶排除中華民國會籍好條件，居然因此沒有被國際奧會所接受。

到了1976年，奧運會由加拿大蒙特婁主辦，加拿大在中國壓力下，便用已經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事實，不允許中華民國代表團進入加拿大。不能依奧委員會規章使用ROC的國旗國歌。奧會主席基蘭寧很不滿，抨擊加拿大違反奧林匹克原則，基蘭寧強調國際奧會所承認的國家奧會，並不代表政治上的承認。為了保護ROC會藉，基蘭寧努力斡旋，希望台灣回到羅馬、東京及墨西哥三屆奧運以「台灣」代表團模式參加。基蘭寧召開緊急會議，決議中華民國奧運代表團以「臺灣」名稱參賽，但是蔣經國拍版拒絕參賽。

1978年，中國發動35個國家提出排除中華民國會籍議案，但是沒能做成決議。

1979年，在基蘭寧努力下，國際奧會執委會通過提議，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奧會會籍外，並通過繼續承認中華民國奧會，但是ChinaR.O.會籍名稱及旗、歌要改。執委會據以進一步向大會提案。不料在蔣經國令下，徐享等人動員拉票連署在大會通過了修正案，內容成為：

在北平的奧會叫 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Peking；在台北的奧會叫 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Taipei；雙方的旗歌都應該重新提交執委會批准。

很明顯，這時國民黨已經放棄原來教條，只要能「去台灣」就好，兩個中國反而成為優先選擇了。

無論如何，大會這個決議通過帶必然帶基蘭寧的大麻煩。他認為自已好心沒有好報非常憤懣。接著北京再發動反擊，根據鄧小平剛剛發表的一國兩制精神提出新案，內容是：

一、名稱上是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 ＋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 Taipei。

二、中國繼續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國歌；但是台北參加奧委會的歌、旗都要改，並由執委會批准。

這方案在基蘭寧主導下通訊投票通過，這就是有名的名古屋決議。

片面要求台灣改旗、歌，蔣經國很生氣，於是國際奧會委員徐享向國際奧會所在地洛桑法院提出決議有歧視性違背奧委會憲章的訢訟，初審居然獲得勝訴。為從不公平中解套，奧委會決議維持名古屋原決議，但是修改憲章，把原先規定參加的是國家 - National，改成參加的是代表團 - Delegation：原來的規定是各國奧委會使用國家名稱、國旗、國歌參加，改成以代表團本身及代表團的旗、歌參加，並且都要執委會批准。

另外，奧委會又修改憲章「國家」範圍條文，增列土地及領土之一部份，Part of territory，以迎合中國一國兩制的需要。

修改憲章策略性而非本質性地解決了公平問題後，奧委會向台施壓，宣布暫停發給1980年奧運會邀請。於是蔣經國屈服，接受新任主席薩馬蘭奇要求，在依據奧委會新憲章，並得到和其他奧委會承認的國家奧委會員享有同等地位的條件的承諾下，全盤接受名古屋決議的內容，而在1981年和國際奧委會簽署洛桑協議。

依協議，台方接受的Chinese Taipei，其中沒有了Taiwan，有了Chinese，這樣，蔣經國成功地在奧運會中去台灣化並再中國化了，於是被歌頌是成功、務實、理性、對等的策略。例如當時「國際奧會會籍維護小組」執行秘書羅致遠就是這樣說。然而，後來升任ROC奧會秘書長的當年奉蔣經國意旨努力而被稱讚「致力維護中華奧會在國際體壇平等的尊嚴與地位，卓越表現」的奧會副秘書長湯銘新是這樣回憶的：1989年到北京時「始發現」落入陷阱的嚴重性遠超越他的想像，他懊惱地說當初如果能接受基蘭寧主席建議，使用在羅馬、東京及墨西哥三屆奧運中以台灣代表團團名義，參加蒙特婁奧運，「其後果可能有不同的結果。」  

無論如何，當北京的叫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  而台灣叫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 Taipei時，一個是中央一個是地方的調性不是自然浮現？更不用說Chinese Taipei根本是「一個在所有地圖上都找不到的名字」了。

有趣的是，當時和國際奧委會交奮力交涉的官員真的認為蔣經國屬意的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 Taipei是正確的好選擇？這有疑問，當時被派去交涉的官員對於基蘭寧等人建議的所有有Taiwan的修正都不敢答應也不拒絕，可見，他們基本上應該是處於和蔣介石時代葉公超在處理兩個中國問題時同樣的心態，只不過歷經蔣經國長期特務統治後，比起來，部屬的勇氣已經一代不如一代了。

回顧蔣家父子相傳統治台灣的期間，一個在兩個中國成為國際主流方案案時，拒絕兩個中國，以致於被逐出聯合國；一個在兩個中國空間已經非常狹小時拒絕台灣，又落得在國際奧委會組織中最後落入一國兩制陷阱，讓自已和台灣齊受盡屈辱。兩人都剛愎自用，心態一意孤行地反台灣，以致於令國際上許多誠心幫忙台灣或中華民國的朋友都一一被他當成仇人。（例如長期擔任奥委會主席的布倫達治尤其是基蘭寧便是）其間最令人稱奇的是，蔣介石雖然在聯合國席位之戰中剛愎顢頇，又厭惡Taiwan的稱呼，但是畢竟還能忍受在夏季奧運會中三度在Taiwan的名義下出賽，但是蔣經國卻對Taiwan非加以追殺到底不可，等到臨終又冒出前不著村後不沾店的「我也是台灣人」，其內心究竟如何真是難以理解。

幸好，由於奧委會讓台灣和其他奧委會擁有同等地位的承諾，淡化了「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  / 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 Taipei」體制的中央地方的區隔色彩；讓國際奧委會擁有批准各國奧委名稱、旗、號的「公平策略」也意外地一定程度淡化了中央地方的區隔；但是一旦香港回歸中國菜後，中國的台北隊和中國的香港隊、中國的澳門隊同時出現在運動會時，對照之間，無論如何一國兩制的印記仍然難以拂去。

台灣沒理由認為Chinese Taipei就是真理，更沒理由顛倒委屈為光榮

很久一段時間，Chinese Taipei方案倍受歌頌，甚至被加冕為可以大為推廣的「奧會模式」，Chinese Taipei光榮化、神聖化了，至少「去委屈化」了，這樣一來，凡形成了強調挑戰Chinese Taipei肯定會遭殃的刻板印象。例如蔡總統2016年就在派部長到WHA時，回應說被稱呼Chinese Taipei沒有什麼委屈，並訓令部長到日內瓦當然觀察員時，不可以像過去一樣凸出TAIWAN，強調自已是TAIWAN。

然而，Chinese Taipei真的是無法挑戰，也不應該加以正名嗎？只要回顧一番兩岸歷時超過半世紀慘烈的鬥爭史，我們應該很淸楚，儘管在國際間，現實主義，權力政治是主流，但是理想主義也不是就沒有空間，否則，在國際奧運會中，台灣早就會像在聯合國一樣被「驅逐」出場了；何況國際局勢變化不定，對任何國家的機會也因此總是有起有伏，台灣不但並不是一直沒有機會，甚至「被正名」的時間還長到將近30年之久，若非兩蔣父子一意孤行，台灣處境肯定完全不一樣。因此台灣在大勢不利時固應步步為營不可冒進，但是台灣必然還有機會，千萬不能有Chinese Taipei沒有什麼委屈心態，甚至要永遠維持現狀下去的想法。最近的趨勢就己經很明顯地往對台灣好的方向走了，台灣應該好好因應。

※作者為前民進黨立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