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23日，美國總統川普，在他就任的第一天，就簽署了總統行政命令，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

2月7日，中國外長王毅隨即風塵僕僕趕赴澳洲。王毅此行的用意很明顯，是要敦促澳洲儘速完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協商進程，俾便為部署華夏版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坐運籌策。

在這段期間，「川普讓中國實現了偉大復興」（Donald Trump is making China great again）的標題，從英國衛報到日本時報（The Japan Times），在國際媒體上絡繹不絕，眾口鑠金。

抵達澳洲的首日，王毅就與澳洲外長共同召開了一場記者會。有趣的是王毅在這場記者會的說法。他表明「中國無意去領導誰，也無意去取代誰。」

他說：「我們對各種要求中國發揮『領導作用』的說法保持著清醒頭腦。中國的國力仍然有限，我們還需要集中精力發展好自己。中國當前和今後要承擔的都是與自身國力相適應的國際責任。實現13億人口的現代化，本身就是中國對這個世界承擔的最大國際責任和歷史擔當。」

對主流財經媒體上「中國將領導下個階段的全球化」的流行話語，王毅潑了一盆冷水。

在習近平於「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完成了「戰略性公關」的形象工程後，中國實際負責對外事務的官僚，顯然感受到了身為「全球化領導者」的壓力與負擔。企業界出現了要求中國降低關稅和取消其他產業保護措施的聲音，媒體界也出現對中國的資本管制的批評。轉身之間，在進入會議室之前，中南海官僚又操持起了「韜光養晦」時期慣用的官方修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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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國統治世界

在可見的將來，當人們要求中國對「中華型全球化」承擔起「世界秩序的維護者」的責任時，這些都還會是常見的畫面。

不過，以台灣與中國主流的天朝主義話語來衡量，王毅關於「中國無意去領導誰，也無意去取代誰」的外交話術，雖然看似違心之論的場面話，但也不能算是絕對錯誤的說法。

不論是天朝學人或官員，關於「世界史的中國時刻」的議論，早已四處飛揚。某個意義下，這些天朝主義話語的基本元素，都已經出現在英國作家馬丁·雅克經過台灣天朝主義「左派」調教而寫出的《當中國統治世界》。

《當中國統治世界》描繪出了這樣的天朝主義方案與議程：重新以「大國崛起」的姿態出現於世界舞台的中國，將不會是現代國際秩序下典型的「民族國家」，而將是一個「文明國家」。這個天朝主義的國家建設方案，對國際關係而言，具有政治與文化上的雙重意涵：崛起的中國，將不會從民族國家的角度去挑戰當代的國際秩序，而將會從「文明帝國」的角度，去徹底改寫國際秩序的基本遊戲規則—這即是華夏版本的「超克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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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國要經由什麼樣的國家戰略，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呢？

普世性的儒教王權主義

對這個複雜的問題，馬丁·雅克直率地提出了扼要的答案：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已經構成了「中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的開始」，而中國將首先會在東亞復興「中華型朝貢體系」，然後將其延伸至全球。

就此而言，中國版本的「大國崛起」，意義就不僅是各種「霸權轉移論」認定的「取代美國」，也不僅是要在既有的國際體系下成為領導其他民族國家的另一個國際強權。依循「天朝式崛起」的內在邏輯，華夏版的「大國崛起」，所要求的是徹底消融以人民主權的民族國家為構成單位的現代國際體系，按照儒教「天下帝國」的帝國傳統，按照「宗主—藩屬」關係的古典帝國模式，按照中國權貴集團的自我認知與自我形象，以「普世性的、政教合一的王權主義」來再造世界秩序。

是此，王毅的場面話，說到底，並未對這些天朝主義話語構成了官方的否定；相反地，對天朝學人與官員，這可能還是對中國的天朝主義立場作出了「不卑不亢」的表達。

這是因為，王毅的官方修辭，毋寧是表現了天朝學人與官員私下一致的判斷：「帝國復興」的「中國夢」，雖然是當代中國的「國是」，是支撐中南海的統治正當性的最後基石，但中國目前的國家力量尚未強大到足夠完整實現這種「天朝式崛起」。我們可以說，王毅的潛台詞無非是：中國官員承認，他們的主觀意願與中國的國家實力之間，依然存在不小落差；面對這種權力落差，中國的「帝國建設」，必須謹慎而為，「居易以俟命」。

中國統治下的「美妙新世界」

馬丁·雅克所彙整的天朝主義方案，當然不是沒有批判者。美國的香港裔學者孔誥烽最近出版的《中國為何不會統治世界》，或許是在意圖上最爭鋒相對的。

孔誥烽的這本著作，是多少必須具備勇氣才能寫出來的作品。在基本的分析立場上，為著批判馬丁·雅克的論點，他不得不也同時否定了他的老師，知名的世界體系學派學者喬萬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的論述，特別是他的老師在《亞當·斯密在北京：21世紀的譜系》提出的觀點。

喬萬尼·阿里吉的論述，在經濟層面，與馬丁·雅克有若干匯通的地方。喬萬尼·阿里吉認為，不但美國的經濟霸權即將會被中國所取代，而且中國的崛起還將表徵著不同於資本主義的新經濟制度。這種新經濟制度的特點，既不是資本主義的，但也不是社會主義的，而是「非資本主義的世界市場經濟」。他主張，面對這種新型的經濟制度，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分析已經無能為力，而唯有透過亞當·斯密的市場經濟理論，才能獲致恰當的說明。

尤有甚者，依據喬萬尼·阿里吉的「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概念，中國的崛起還不只是象徵著「斯密式世界市場社會」的興起，而更意味著「新的、社會方面更平等、生態方面更和諧的世界秩序」，以及「友好的文明聯邦」；簡言之，一種「包容性的全球化」，一種嶄新的「世界文明秩序」。

藉著喬萬尼·阿里吉，中國與台灣的天朝主義「左派」，不但書寫出了他們心目中的「新天下主義」烏托邦—或許，我們還可以這麼說—並且，也為歐美左派建構出了「屬於左派的東方主義圖像」，「當中國統治世界時」的「美妙新世界」。

中國為何不會統治世界？

相對於他的老師，孔誥烽對「中國崛起」的社會意涵，對「中國因素」的全球效應，提出了比較突顯批判性格的分析。在若干分析環節上，孔誥烽雖然還是借用了他的老師的觀點，但卻將這些觀點放在社會調節學派（regulation approach）的方法論視野下，賦予了不同的理論意涵。他堅持：世界各國的資本主義，在基本性質上並沒有差別；因此，「中國式資本主義」，嚴格地說，在理論上是個乖謬的用語。憑藉社會調節學派的方法論立場，他斷言：不存在如何說明所謂的「中國式資本主義」的問題，而只存在「如何解釋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國情下的萌芽、繁榮和衰敗」的問題。

或許，我們還應該接著說：需要解釋的，不是為何批判性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不適用於中國經濟，而是為何歐美左派會覺得中國經濟不適用針對資本累積的社會機制而發展出的批判性分析架構，而必須另闢蹊徑？進一步說，產生這種「學術禁忌」的理由與氛圍，是種什麼樣的幻見、幻境和慾念？

暫且擱下這些追問，回到孔誥烽的書來說，在實質論點上，他強調：中國的經濟繁榮乃是以全球性的市場自由秩序為基礎前提的。如果沒有擴張性的、不受到社會保護或生態保護反趨勢所阻礙的商品和資本的跨界流動，也就沒有中國在追趕發展策略下的經濟繁榮。正是如此，從體系邏輯的角度，中國的經濟成長，對全球性的市場自由主義，基本上乃是「維持現狀」的力量，而不是翻轉體系邏輯的「挑戰現狀」的力量。

從這些論點出發，他因此反對天朝主義「左派」之間的通行見解：中國的經濟成長構成了對全球經濟危機的解決方案。當然，對天朝主義「左派」，他們不難用疑似黑格爾的口吻，去主張中國經濟成長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間複雜的結構性關聯，乃是「既相互對立又相互統一」的「辯證關係」。但孔誥烽的分析，大概不允許這種護教學話語。

相反地，依據他的分析結論，中國的經濟成長雖然確實是當今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重要基礎，但同時也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矛盾所在。基於中國的經濟成長模式自身所創造出的嚴重結構性失衡，中國的經濟繁榮是難以持續的。這樣的政治經濟學論證，構成了作者申論「中國不可能統治世界」的基本論點。

中國：世界經濟不平等的新來源

通過孔誥烽的分析，一個很明顯的結論會是：天朝主義「左派」口中的「中國模式」的「「進步性」，在實際內容上，經常不過就是在既有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架構下，去尋求對中國權力集團有利的「權力平衡」。

事實上，為著在既定的資本主義世界格局下促進有利於中國權力集團的「權力平衡」，所謂「亞非拉團結」，所謂「萬隆精神」，所謂「南南合作」，就也成為天朝主義「左派」在論述上必不可缺的開胃佐料。

在經濟的層次上，這種「後殖民話語」屢屢將中國80年代之後的經濟起飛，當作是發展中國家「去殖民化」的契機和條件。他們的理由之一，在於這是對世界層次的經濟不平等趨勢的逆轉。確實，在中國的官方宣傳中，還一向喜歡標舉聯合國報告中的幾個數字：中國極端貧困人口比例從1990年的61%，下降到2014年的4.2%，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依據這種宣傳口徑，宛如中國經濟的高度成長就直接等於世界不平等趨勢的縮小。

可是，仔細閱讀孔誥烽的相關分析，卻可以發覺：儘管在這段期間，由於人口眾多的中國在人均GDP上的高速成長，使得全球的經濟不平等看來呈現縮小的趨勢，但多大程度上這是以世界其他區域日漸擴大的不平等為代價而取得的成績？乃至於，中國人均GDP的高速成長，又如何掩蓋了中國內部持續擴大的經濟不平等構造呢？在一個政府不再定期公佈基尼係數，而各方咸信財富集中度已經超越美國的國家，這些都是值得好好檢視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孔誥烽認為，即便將中國內部不平等擴大的趨勢存而不論，中國經濟成長對縮小世界經濟不平等的淨貢獻，也只會發生在中國在追趕發展的態勢下達成高速經濟成長，而且中國人均GDP還低於世界水準的情境下。但中國的高速經濟成長階段已經結束，開始邁向所謂的「新常態」；而一旦中國的人均GDP超過世界的平均水準，中國的經濟成長就將開始導致世界不平等的增長。

「中華型殖民主義」的興起

然則，就天朝主義「左派」的論述來說，中國的經濟成長，除了對減少中國自身的「極端貧困」會有「積極作用」，還會因為中國成為發展中國家能源與原料的新買方，中國企業成為替代西方企業的新投資者，和中國金融機構成為新的貸款來源，從而減少世界規模的不平等趨勢。這些作用管道，正是天朝主義「左派」與中南海津津樂道的「南南合作」的「物質內容」。

但孔誥烽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制度邏輯所做的分析，卻也對這種將「中國崛起」與「世界的去殖民化」畫上等號的「後殖民話語」，丟出了深重的問號，讓我們得以一窺，「反殖民的殖民主義」是如何練成的。

癥結在於：中國的經濟成長，究竟是增加了或阻礙了其他南半球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機會？

對這個問題，孔誥烽雖然同意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者與貿易夥伴，是確實可能提高這些國家在世界市場上的議價能力，但另方面，他也指出：中國作為投資者與貿易對象的角色，也是同樣是受到資本主義邏輯與國家利益所驅動的；中國企業關切的，也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短期收益，而罔顧它們的營運行為所會引發的長期經濟、社會和生態影響。

特別就中國給予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壓力而言，就中國對發展中國的勞力與自然生態的剝削而言，中國與中國所批評的西方國家並無根本的差別。對諸多發展中國家，在中國製造的競爭壓力下，在中國對進口資源的巨大需求下，依然會導致這些國家浮現「去工業化」的趨勢，甚至重新落入高度依賴大眾商品出口的「荷蘭病」—發展經濟學中惡名昭彰的「資源詛咒」。

在這個脈絡下，我們可以毫無疑問地說：天朝主義「左派」的「南南合作」話語，經由將「中國市場」、「中國投資」與「反美帝」、「去殖民」串連起來，的確成功地遮蔽了這種「中華型殖民主義」的「歷史現場」。

最終，中國還是想統治世界的

最後，有個問題值得一提。從整本著作的分析方式而言，孔誥烽似乎給人一個印象：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模式，使得中國依舊還是一個依賴美國提供「公共財」，在「美利堅式的帝國和平」下搭便車的國家；這樣的國家，因而不可能成為超越美國的新全球統治勢力的。

我沒有足夠的精力去考察這本書的簡體中文版與英文版是否存在差別，如果僅以簡體中文版來說，作者的論述似乎在若干分析上呈現不合法的跳躍或空白：當作者在論證中國的經濟成長實際上乃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擴大再生產的時候，似乎也同時將經濟上的結構特質直接解讀為某種模糊的「國家意向」。但是，中國成長模式的結構特徵是一回事，中國國家機器的策略性規劃和動向，卻是另外一回事了。

中國的國家作為是確實會被經濟構造和動能所制約和引導，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將國家權力的運作邏輯直接化約到資本權力的運作邏輯。在這點上，作者顯得過於急切，對「帝國邏輯」的層次缺乏足夠的迂迴與關注，似乎屢屢要從資本邏輯上的「中國無法統治世界」，去推衍出帝國邏輯上的「中國不想統治世界」。

我不知道孔誥烽要如何否認下面的趨勢：在中國當代的天朝主義話語下，中國是否能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霸主，已經變成衡量中南海的統治正當性的唯一尺度，甚而形成凝聚社會核心的終極性歷史目的。如果依據傳統帝國儒教的「修齊治平」修養術來說，會出現這種趨勢是毫不足奇的；如果不是如此，反而會讓人懷疑，古典儒教講究「帝國心性」的「禮樂教化」經綸術是否正面臨著「系統性失靈」。

「中國無法統治世界，但中國還是想統治世界。」如果我們能更準確地掌握這種微妙的內在矛盾和張力，我們不但可以更好地詮釋王毅的官方話語，或許也才能對「中國統治世界」的國家策略和路徑，作出更完整的評斷。無論如何，對中國的「帝國建設」方案的批判性研究才剛開始，孔誥烽的著作，不論最終是成功或失敗，都是足以拋磚引玉的開創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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