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最快的速度造就了一代無論是稟賦還是質素都堪稱前所未有的富人。中共曾經體制性地接納過他們，各屆最高領導人或說過讓他們暖心的接納之語，或做過讓他們認為自己是中共自己人的事。如今這種好日子行將消逝，2015年後出現的新公私合營、民營經濟退場論雖然被習近平2018年11月的講話暫時化解，現在卻成了頭頂上的密集烏雲。我相信，大多數民營企業家們都在密切從去年11月開始的行業整頓，敏銳之人會聞出其中的味兒，清楚感受到調整中國經濟的公私權重勢在必行。

被打擊對象，政府認定其對政權有傷害能力

中共國政府大舉整頓科技（服務）業，阿裡巴巴創辦人馬雲、拼多多創辦人黃崢、小米創辦人雷軍、位元組跳動創辦人張一鳴等行業巨擘為求安全，不斷大手筆捐款做慈善，想通過順應當局的扶貧政策方向，規避被進一步審查的風險。

中共國政府打擊的這些企業當然都是民企，但當局也並非見民企就打擊。仔細分析，就會發現中國當局選擇打擊目標有個共同點，即當局認為他們對政權有（潛在的）傷害能力。

以馬雲為例，這是中國富豪中最高調，最張揚的一位，也許這份張揚讓他隱隱覺得不妥，因此自號「風清揚」，想借這位武俠小說中的世外高人的避世來明志自況。馬雲一是喜歡結社，涉足各種社會事業。外界都知，中國是個嚴厲禁止結社的極權政府控制下的社會，但他要成立一個江南會，江南會的八位浙商當中的另外七位，成立之初論富有人超過他，論出頭露面屬他第一。二是喜歡辦「外交」，馬雲先後見過的國家元首有德國總理默克爾、美國總統奧巴馬與川普、印度總理莫迪，俄羅斯總統普京、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等等，見了面猶可，還要彙集成一本相冊炫耀一番，一篇《馬雲：中國首富的政界朋友圈有多強？》列舉了馬雲的「外交」成就。

見過世面的當然知道這種見面算不上「朋友」。孔夫子雲，君子相交以類，你一位商人廣交世界各國元首朋友，還要拿出來炫耀，這在中國確實是個大忌。尤其是習近平這位中共當家人不比胡溫，比江南會資格更老的企業家俱樂部泰山會，見勢不妙於2017年悄然解散。而馬雲卻將其轉型為「湖畔大學」，當真是不懂韜光養晦。

再來說孫大午，他算是中國命運最坎坷的民營企業家之一。他創辦大午企業，造福鄉梓，中國當局按照當時的慣例 ，在1995年大午集團躋身於中國五百大私營企業之後，將其選為保定市人大代表，1996年8月他「當選」保定市禽蛋產業聯合會理事長。但孫大午有個特點，很想為中國社會做點經濟之外的貢獻，因此廣交學界甚至維權界朋友，在大午網站上刊發時論，指點江山。2003年4月31日，徐水縣公安局通知大午網站：該網站發表的《小康社會的建設及難點》《悼念李慎之》《兩位民間商人關於中國的時局及歷史的對話》三篇文章嚴重損害了國家機關的形像，宣佈整頓網站，停止營業6個月，罰款15000元。從此以後，孫大午與牢獄結了緣，2003年5月29日，他被以非法集資的罪名遭到收押，其後判其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罰金10萬元。幾年之後孫大午回歸企業，對企業進行改造，通過設立董事會、理事會和監事會三個機構，來實現對企業的所有權、決策權和經營權的分離與制約——這一企業治理結構，其它企業也有，但人家在商言商，不會用禁忌詞。但孫大午卻要用私企立憲、勞資共和來命名這種企業治理結構，而中共國政府此時對美國在華策動顏色革命已經非常警惕，認為孫大午是借企業「立憲」、「共和」來影射時政，不惜羅織罪名陷其入獄。

對科技公司的整頓，倒是與西方並無二致。我已經多次說過，從2020年美國大選之後，世界各國包括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美國盟友也不希望發生美國那類科技公司介入大選、操控輿論之事。只是歐洲是通過反壟斷監管部門加強對亞馬遜、穀歌、臉書、蘋果等科技企業的監管，中國當局用的是另一類名義。但目的相同，除了資料安全，所有國家都不希望這類企業借資料掌控權來介入甚至操控政治。

中國私企：讓黨信任不容易

中國私企與黨曾經有過一段蜜月期。從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初允許個體經濟存在，宣佈「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必要補充」開始，直到江澤民在十五大報告中正式確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承認「非公有制經濟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後，允許資本家入黨，並根據其企業規模與社會效益而吸納進各級人大、政協，算是進入蜜月期，這蜜月期一直延續到胡溫時期與習的第一任期前期。據《紐約時報》2015年兩會前夕報導，胡潤百富榜上中國最富的1271人裡，203人（七分之一）是兩會代表，他們的資產總和近3萬億元人民幣，超過奧地利經濟總產值。2017年「兩會」5100名代表中，個人財富超過20億元以上的「富豪代表」有209人，他們的個人財富綜合總和3.5萬億元人民幣（約5100億美元），相當於比利時、瑞典或波蘭等國家年GDP總量。

儘管「兩會」成為中國富豪俱樂部，但中共歷代領導人骨子裡沒將私營企業當作自己人，對民營經濟始終未脫「利用」這一思路，認為私有資本的力量無法預測而且不能完全信任。習近平接任中共掌門人之後，就將「建立純潔的官商關係」放在首位，通過反腐，清理掉大大小小的數個官商集團，再將當時在中國資本界呼風喚雨的王健林、吳小暉、肖建華等逐一壓在「五指山」下之後，就開始繼續其未竟之業：調整國有經濟與私營資本在經濟中的權重。

習近平從2013年開始反腐，兩年內黨政軍洗牌基本完成，這種情勢讓他覺得調整經濟中的公私權重時機已臻成熟，於2015年10月推出胡溫時期就在醞釀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通稱為《國企改革方案》），從這時開始直到2018年，這段時期「私營經濟退場論」、公私合營2.0版即將推行，引起國內民營企業界極大恐慌。

習近平安撫民企的弦外之音

讓習近平暫停調整步伐的是中美貿易戰開打。2018年3月，美國總統川普開始對華貿易戰，中國受到極大打擊，安內成為要務，習近平不得不出面安撫驚慌不已的民營企業界。在2018年11月1日召開的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習近平在講話中高度評價民營經濟對中國經濟奇跡所起的重要作用，被廣為傳頌的講話內容中，有如下一段：民營經濟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徵，即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給民營企業喂了一顆定心丸。但是，很多人完全沒注意習近平講話還有一句伏筆：「民營經濟發展首先是一個經濟問題，但又絕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我讀講話全文看到這句，但發現媒體基本不引用，不太清楚私營企業主有多少人關注了這段話。

事實證明，習近平的講話只是口惠，私營部門在獲取貸款上難度越來越大。據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20年10月發佈的報告，中國近年來對私營部門的信貸下降，以及對國有部門的信貸上升。2013年，銀行信貸的35％流向國企，57％流向私企；2014年，60%流向國有，34％流向私營，其餘流向外資或合資企業。到2016年，國重民輕這一趨勢更加嚴重：83％流向了國有或國有控股公司，而只有11％流向了私營企業——據彼得森報告說明，2016年是可獲得中國官方資料的最後一年。這段時期抓住一些有汙點的民營企業加以整肅從未停手，《人民日報》每隔一段時期就要強調：「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私企當中建立黨組織，是中共加強對私企控制的重要手段，到2015年底，全中國有157.9萬個非公有制企業已建立黨組織，占非公企業總數的53.1%。

當初讓私有經濟存在發展，是因為中共政治需要；現在，讓私營經濟逐漸退出一些領域，也是中共盤算利害得失之後的政治考量。如今，習近平連任已無懸念，中國調整經濟的公私權重勢必會強力推行。今後若干年中，中國私企巨頭們將以各種姿態被迫或者「主動」離開社會舞臺，江胡時期兩會的「富豪俱樂部」將成為他們的光榮回想。（本文經作者授權刊出，原出處）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