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上百年發展中，政治確實相當程度被視為世俗者的神聖工作，歷史上多有以自由和正義作為精神感召的領導者，類似的道德感也常被當成美國元首的重要特質，包括華盛頓、林肯，他們所採行的政治手段，基本上也都是為了達成那心中高尚的目的。

但近來民主的演變也出現了許多難題，其中之一，就是為了在選舉上鼓動熱情、獲取支持，政客的修辭便出現愈加泛道德化（如高舉平等、正義、人權、包容等等..）的跡象，且因此凸顯了國家既有的治理體系，在實踐道德的能力上有非常多侷限。尤其當政客為了要表現信守自己宣稱的道德而不願意做出妥協時，民主政治很容易就會陷入僵局。於是，為了讓政治能夠運轉下去，大家慢慢地開始不再那麼「衛道」，坦然接受權力遊戲不是只有光明和黑暗，甚至得藉由灰色地帶才有機會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基於政治多樣化和人類思維的複雜，要同時保持潔淨的道德信念變得非常困難，「選擇」自然成了政治的基本要件，關鍵只在有決定權的政客如何排序和維持平衡而已。時至今日的美國政壇，幾乎已不可能在不損害某一道德目標的情況下去實現另一個道德目標（健保、加稅皆然）。所以甘迺迪才會說：「我的責任就是選擇，因為治理就是選擇。」到今天，要說美國政治充斥著俗氣的權力槓桿，應該也沒什麼人會反對。

但這樣的發展，似乎又不慎將美國政治從強調道德感的一端推往另一極端。也就是政客很大程度已被容許可以彈性地遵守道德觀，即使要與違背自己價值者結盟也無所謂，反正只要能獲取利益或解決當下問題就好。由此而至，美國「邪惡帝國」之名，一部分不就是這樣來的。

過去幾年，美國前總統川普是最常被拿來討論政治道德感的人。因為儘管大家都已承認，懂得妥協的實證主義將有助於加速現代民主政治的效率，但是，直接屈從單純的現實主義卻是另一回事。

當初，或許有美國人以為讓由商轉政的川普試試，說不定能帶來一番新政治和新氣象，但人們很快就發現，川普幾乎是把自己商場上的一套，原封不動搬上政治舞台。依照川普在個人自傳中吐露的價值觀，他認為人與人的區別，很明顯就只有贏家和輸家、強者和弱者之分。而原來他也是以強弱、輸贏的角度看待這個世界並治理國家。

結果到頭來，他之所以讓為數不少美國人感到氣餒，正是當大家對所謂泛道德主義的政治正確感到疲乏時，沒想到取而代之，卻是一個凡事只著眼現實卻缺乏靈魂的政治。至於川普式現實的風險，就在於他不但會隨時以犧牲道德為代價，而且如此政治手段將無止無境，因為他眼裡唯有不斷贏得個人勝利。

近日媒體報導，前高雄市長韓國瑜的心腹黃文財已進入民眾黨任職媒體總監，一時「柯韓合」的猜測甚囂塵上，以為柯文哲將吸收「韓粉」選票。外界如何解讀還在其次，有意思的在於柯文哲的說法是：「…有人來支持當然說好，為什麼一定要管過去的背景…我要拐全台灣的票啦！」再說：「我最討厭人家說柯文哲沒有中心思想。做為醫生，中心思想是把刀開成功、病人恢復成功，難道一定要堅持化學治療、手術、標靶治療、放射性治療？不會嘛，終極目標是手術成功，病人要恢復健康，這不就是醫生的中心思想嘛。」醫生救人一命的中心思想和政客治國的中心思想是否通用，就像川普從商的中心思想能否轉嫁到從政一樣，皆容有討論餘地，況且柯文哲只論醫術不談醫德，這樣的醫生能算有中心思想？

柯文哲不只已非當年的政治素人，且是連任兩屆的首都市長，尤其執念著下一個大位，他的每一言、每一行，很明顯都在為總統寶座預作鋪陳，我們若以美國對政客「道德弱化」和「現實揚升」的警示作為參照，則以柯文哲過去至今的發言和表現，恐怕是相當符合「單純現實主義的政客」這一類型。過去幾年台北市政，更證明了當初對他新政治的期待已不可為，而且還要小心他不僅有偏執之虞，其偏執的標準另變化奇快、讓人捉摸不定。

為了總統選舉，柯文哲只得從藍、綠之內接收夥伴，很實際地「不管那人過去背景，就是要拐全部選票」。這樣一來，恰恰又如美國學者丹尼爾（Daniel Patrick Moynihan）在《具保障收入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a Guaranteeal Income)一書中所寫：「在有了執政經驗之後，將沒有人是無辜的。」這或許也是他「藍綠一樣爛」的操作已達極限，很難再靠它衝刺行情的原因。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