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是夢遊人。他說起此刻的巴黎。

V清瘦、溫和，有一個英國父親與德國母親，如今在巴黎教授中國思想史，正在寫一本關於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著作。在此之前，他在香港工作了九年，是一家學術機構的負責人。V與我同齡，算是新一代的歐洲漢學家。我喜歡他的性格，在很多事情上，我們也分享著相似的觀點。

我們都感覺到，我們所熱愛的那套自由主義價值觀—對個人自由、人權、多元價值的尊重—正在遇到諸多挑戰。這些挑戰既來自重新興起的威權主義，也來自那些統治著東西方學院的、概念混亂的左派知識分子們。

在他們心目中，似乎個人自由、個人權利這些概念，因為過分簡單、理所當然，而不值得花時間去注意。生活在香港的經驗，一定更加劇了他對這些基本價值觀的感受，他看到了這座了不起的城市如何正在它自己曾經的自由與秩序，滑向紛爭、混亂與壓抑。

我們有一年未見了。香港的情況更糟了，而歐洲，因為英國退出歐盟正陷入新的混亂，沒人說得清這一切如何發生，它又將通往何種後果。更糟糕的是，似乎也沒人多麼在乎。他說起巴黎人，他們在咖啡館、餐廳裏，喝著咖啡、紅酒，做著各種閒談，對於玻璃窗外正在發生的劇烈變化—湧入的中東難民、右翼力量的興起，還有英國的退出—似乎都毫不在意。

世界再次處於某種夢遊中嗎？

V借用劍橋歷史學家Christopher Clark的概念，他用「夢遊人」來形容一戰前的歐洲人，他們在似乎渾然不覺的踏入災難中。如今，世界再次處於某種夢遊中嗎？

「夢遊人」讓我想起了奧地利歷史學家Philipp Blom的《眩暈年代》。在書中，他給予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戰另一個新的角度。它不再是軍事與政治事件，它也是一場技術、感官、思想革命的結果。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的世界，是一個不斷加速的時代、一個信息、交通革命、全球化的時代，是一個飛機、汽車、電影、艾菲爾鐵塔這樣的建築、世界博覽會的時代，它產生了無窮多的興奮與創造力，也讓人陷入無窮的焦慮與暈眩。

舊日的價值與秩序被顛覆，新的可能性出現。知名女作家伍爾夫（Virginia Woolf）感慨，在1910年12月左右，人性改變了，她感慨的是信息革命沖散的人性。

也是這種眩暈感，讓人失去了對事物重要性的理解力。在書中，作者引用了羅伯特•穆奇爾的《沒有個性的人》中一段話：「巴爾幹真的發生了戰爭了？註定會有干涉；但它不確認是否真的是戰爭。很多事情驅動著人類社會。飛機的飛行高度再度提高了；令人驕傲的壯舉。如果他沒記錯，現在是3700百米了，這個人叫做洛克斯。一個黑人拳擊手擊敗了一個白人冠軍，贏得了世界桂冠，他叫約翰遜。法國總統將去俄國；人們在談論世界和平面臨的危險。一個新晉的男高音在南美洲掙到了一大筆，數目大到北美洲的人從未聽過。日本發生了一場可怕的地震；可憐的日本人。簡而言之，很多事情發生了，1913年末與1914年初的時刻是非常富有動力的。」

中國進入更深層的夢遊

這段話再形象不過的象徵了這普遍的暈眩、茫然與混亂，面對蜂擁的信息與經驗，人們無法判斷什麼是重要的、決定性的，人們被潮流所裹挾，對未來毫無判斷能力。我們也生活在一個速度、技術、娛樂與全球化的時代，倘若伍爾夫生活在此，必定會再次感慨人性徹底的改變。

一直以來，我以為歷史的類比是荒唐的。此刻的世界與1914年的世界大不相同，人們不會如此愚蠢的重演歷史。但一種不祥之感日益強烈。在任何一次信息革命之後，不管它是印刷術、報紙雜誌還是電視機之後，總有一次相反的潮流到來，人類社會變得部落化、好戰、保守、宗教力量上升，世界變得更多隔閡，而不是更自由。

在V感慨歐洲的「夢遊人」狀況時，我感覺中國社會才是進入了一種更深層的夢遊之境。那種對外界一無所知、也毫不關心的心態，正使整個社會陷入普遍的麻痺與愚蠢。而不管是川普的美國，或是普丁的俄國，不都正如夢遊之境嗎？誰也不能料知，這些夢遊者們最終會走向怎樣一個時代。（文章經亞洲週刊授權轉載）

※作者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