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伐木修船的沿革

在康熙征臺後，臺灣正式歸入清朝版圖。雖然朝野多有議論表示「臺灣孤懸外海」，無關治國宏旨，但事實上，康熙並沒有全盤放棄臺、澎一帶的海事兵防。即使他曾有「棄臺島而不守」的念頭，他亦未曾摒棄臺灣海峽的海疆守備。究其原因，無非由於閩海一帶的海洋貿易「有益於生民」。康熙認為，海貿蓬勃方能令「東省（沿海）」一帶安定無事；而要令海上商貿往返無阻，便需削平盜寇，嚴巡海疆，促使「海不揚波」，安邦利民。換言之，有論者謂康熙征臺後，對臺灣、臺海不太重視，並僅以一種「被動式」的炮臺防守抵抗倭賊等語，或許未盡中肯；若輒論康熙只籌福建沿海一帶的陸岸防務，重陸輕洋，這亦有所偏頗。

其實，觀閱清代的硃批檔案與皇朝實錄，我們不難發現清政府自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已著力投放資源製船造艦，編修水師，定期巡邏東亞海域。而其籌海經略與會哨制度更比明季以來的海防方針更進一步。有別於明成祖（一四○二—一四二四）以後「棄守海島」、依賴「炮臺衛濱」的海洋政策，盛清政府一方面適度地調整內海邊陲的洋面空間，另一方面則致力秉持一種「海陸聯防」的守備模式。所以嚴格而言，十八世紀的清皇朝並沒有恪守一個棄海務而單重西北拓邊的「政治藍圖」；它所追求的，是一個能夠在管治上平衡中亞邊陲與海洋邊疆的大帝國。要證明康熙以至乾隆年間，中央已積極治理內海，監巡洋面的例子有很多，但礙於篇幅所限，本章只會聚焦在臺採木造艦這方面而已。

康熙早在一六八四年已於臺、澎設立水師營，由臺灣、澎湖水師副總兵詹六奇（？—一六九二）統領，負責監控閩海一帶的水寇與臺灣的前明餘黨。但當時在臺澎的標營戰船，多由內地廳員修造，臺灣只是提供樟木、藤、麻（用於索具）的原材料區。直至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為了減輕福建沿海一帶的造船壓力，並且改善戰船經常逾期竣工等問題，康熙遂頒敕上諭云：「（臺、澎戰船）尚可修整而不堪駕駛者，內地之員辦運工料赴臺興修。」自此，臺灣除了提供樟木等材料外，亦在中、北部設置造船廠（不過，這並非正規的軍工廠），協辦造船，是以「內地各廠員多力分，工料俱便，不煩運載，可以剋期報竣」。在康熙的諭令下達後，臺、閩兩地分力造船的規模的確有增無減，而閩海一帶亦慢慢成為建造、修繕戰艦的水師重地。另一方面，由於修造戰船的工序繁瑣，且耗費不少，所以有關製艦修船的則例也漸趨嚴謹，所涉及的官部衙府亦逐層增加。按黃叔璥在《臺海使槎錄》的記述：「至康熙四十五年……（康熙）令其（臺灣）與福州府分修（兵船）。議於部價津貼運費外，每船捐貼百五十金，續交監糧廳代修其半，道、鎮、協、營、廳、縣共襄厥事。」從以上引文看來，在閩、臺兩地分修戰船，在康熙眼裡並非無關痛癢的防務小事，反之卻是關乎帝國籌海固邊的軍國要務。

管轄戰船，羅列要工

及至雍正即位後，由於連接蘇、浙、閩、粵與直隸、山東一帶的海運航線與日遞增，海貿發展得以一日千里。然而，隨著海運興起，海盜侵擾港市、掠劫商船的問題愈漸嚴重，當中以福建、廣東一帶的情況尤劇。有鑑於此，直隸巡撫李維鈞，浙江巡撫福敏（一六七三—一七五六），福建總督劉世明，廣東提督董象緯等便先後上表，奏請雍正加強內海洋面上的軍事實力。相較康熙而言，雍正對於海疆的防務與控制更費心力。早在雍正初年，他已在硃批內明示「海洋緊要，實力為之」。而他更屢番下令加強沿海水師「叅遊分地巡防」，且指示提督巡撫「竭誠宣力訓練撫綏，務令武備修整」。

在雍正的籌海方略下，李維鈞等人的奏議很快便獲得批淮。然要增強海軍實力，自然需要廣造戰船，引文中提及要整修武備，大概亦與建造船艦有關。雍正三年（一七二五）下旬，兩江總督查弼納（一六八三—一七三一）遂建議在臺灣設立一所正式的軍工廠，修造戰船，用以巡轄洋面，肅清盜匪，並且嚴防日本的潛在威脅。查弼納建議在臺自設總廠造船的原因很簡單，諸如上文所說，臺灣是樟材的重要出產地，而樟木又是造船的重要用料，故在臺設廠，外則能「通達江湖百貨（意指藤、麻、竹材〔用於風帆〕等工料）」，內則可「聚集鳩工辦料」。所以，在臺砍伐樟木，就地修造兵船，「皆屬省便之議」。按照查弼納在奏摺內的說法，只要中央每年派道員「監督領銀修造，再派副將或參將一員公同監視」，便能「務節浮費，均歸實用」。故此，自雍正四年（一七二六）開始，部分監巡臺、澎、閩海一帶的戰船便併歸臺灣軍工廠修造，並由臺道、臺協互為督核。截至雍正十年（一七三二），由臺灣修造的繒船、走舸便近九十八艘，主要供臺灣及澎湖水師之用。如是者，清廷對臺海洋面的軍事控制便逐漸加強，海盜擾邊的問題亦能略為舒緩。不過，由於修船規模擴展的關係，臺灣一帶的樟林面積不免有所縮減；與此同時，臺島原住民對於官辦伐木的政策亦開始表現不滿，隨之而來的便是一系列的官民糾紛與衝突。

巨材所生，崇崗絕箐

臺灣雖屬樟林茂盛之地，但在臺灣伐木修船並非毫無阻礙。先不討論上文提及官方辦木與原住民的摩擦和衝突，僅就採伐樟樹一環，在技術上已有一定難度。由於樟樹體形高大，且多長於內山林區，要遣員砍伐必須攀山越嶺，並不容易，所以趙爾巽（一八四四—一九二七）便有「巨材所生，必于深林窮壑，崇崗絕箐，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的敘說。此外，周鍾瑄亦曾詳述採樟工程「勞民傷財」的原因，他表示：

鋸匠人夫日以數百計，為工須數閱月；每屬工人俱領官價纔十餘兩，尚不足支一日之費。凡食用雇夫等項，每匠勻派以補不足；工完方止。此為工匠之苦。工料辦齊，郡縣檄催，每縣約需車四百輛，每輛計銀三兩五錢，照丁派銀，保大丁多者每丁派至三錢，保小丁少者派四丁一輛，是每丁出銀八錢。合計三縣共派四千有零。所領官價，纔每屬三十餘金。此為里民之苦。至重料悉派番運；內中如龍骨一根，須牛五十餘頭方能拖載，而梁頭木舵亦復如之。一經興工，番民男婦，日夜不寧。計自山至府，若遇晴明，半月方至，此為番民之苦。今歲估修不過數隻，害已如此；若明歲大修三十餘隻，臺屬遺黎恐難承受，不去為盜，有相率而死耳！

根據周氏所言，伐樟造船不僅耗用人力，並且所費不菲；而工匠、里民、原住民亦各有難處，自有苦衷，足見採樟辦木殊不簡單。其實，早在周鍾瑄述說採樟的難度前，《重修臺灣府志》已記載臺灣知府周元文說明臺島辦樟、運載之難。周氏在〈詳情臺屬修理戰船捐俸就省修造以甦民困初詳文稿〉中有云：

臺郡僻在海外，百物不產，一切木料以及釘鐵、油、麻、風帆、棕、絲等項盡須遠辦於福州，紆回重洋，腳價浩繁；又有遭風飄失之虞。即採買之各料概係零星搭運來臺，一物不到，不能興工；及至到齊，不可以日月計算。其在臺採買樟料，則苦於鋸匠稀少，不能卒辦；且入山逼近野番，最慮生釁。而山多鳥道，先需肩運出山，方可車運至廠，亦必經月而後至。今以十五船之樟料，實屬萬難。況扣至興修之期，正值農忙之候；勢必重奪農時，荒工失業，於民又為苦累。卑府既稔知種種艱虞，情愿捐資賠墊，委員前赴福州省城照依原船丈尺從新打造，庶於軍工不致遲誤。惟是打造船隻，例應該營委員協同監造。其堪駕駛之船，仍令一例駕至省城；其不堪駕駛之船，即就近在臺變價。至於造完之後，亦應照依駕赴福廠之例，監造之員出具收管，領駕回營。伏祈憲臺俯賜轉詳，檄行該營委員赴省協同監造；並帶領舵水於竣工之日領駕回營。則頂戴憲恩於無既矣……況出樟處所逼近傀儡生番，最易搆釁。是此樟枋一項，雖非涉海遠購，其挽運之艱難、腳費之浩大，比購之內地更屬萬難。

周元文的建議雖然有其論點，但其中亦不免缺漏。首先，他輒言臺灣「百物不產」，顯然是對臺灣的風土民情觀察不足；其次，周氏亦低估了以陸路運木的風險。即使清政府能在雲南一帶以車輪搬載適合木植，其難度也不一定比在臺灣內山挽運樟木至造船廠，繼而就地造船為低。所以周元文雖然準確指出伐樟之難，但卻未有點明解難之法，他的建議未被康熙全數採納自然不足奇怪。事實上，雖然內地有足夠樟木得以製造戰船，但由於福建船廠（漳州、泉州及福州）每年造船的數量有限，故在臺灣設廠分擔，又或者就近製造是有其必要的。所以在雍正時期，軍工料館便正式設於臺灣南北路，負責木材的處理工作；木料經過剪材後，工匠便會將其運往臺南船廠，用於戰船的製造或繕修。

「番民」的頑抗

在臺伐木造船倍添困難的原因，亦包括臺灣原住民的武力抵抗。自雍正六年（一七二八）開始，由於原訂在界內山場的樟林已砍伐殆盡，雍正八年（一七三○）遂議訂移遷「生番界外」（如糞箕湖）一帶採辦木植。然而，官方斧鉞所到之處，原住民屢多負嵎頑抗，力保林被。據巡視臺灣御史覺羅栢修與巡視臺灣給事中高山的記載，在雍正內遷山界後，採木工匠被亂箭傷殺之事時有發生：計有軍工匠首陳勳於雍正十年被殺；次年十一月亦有匠人鄭恭、車夫郭有明進山鋸板時被「生番」放箭射傷。同年十二月初五，在加六堂一帶也據報通事盧賜、曾仲奇團隊在前往軍工簝廠時被「番民」狙擊。僅數日之後，弓役洪德奉命檢查鳳山木廠時，亦突遇「生番」亂箭射倒。類似的例子尚多，恕不贅舉。

但無論如何，因為伐木取材而造成的武裝對抗，無疑加深了軍匠工人入山採樟的壓力。即使中央政府多番增遣兵力，加強巡邏，但鑑於原住民久居山林，熟悉地貌，形蹤多變，營汛衛兵大多難以敉平滋擾，緝凶結案。如是者，覺羅栢修和高山便連署上表，奏請臺海兵船撥歸厦門、福州兩廠按期修造；樟木則從閩省延、建、邵三府的林區種植採伐。根據覺羅栢修的建議，由於福建內陸一帶在近年復殖情況理想，故從內陸林區砍伐木植後，沿溪順流省城，再由官民裝運出海送至造船處，雖有風險，卻可避免「生番」襲擊，「得永寧謐」。其後高山再補充，如果中央已明文頒令不再滋擾「生番」居地，但「生番」等「通事奸民」依舊越界度域，襲擊官民，查拏以後只要嚴加懲處，自然不致國法有誤，民心不穩。

※本書擷取自《海不揚波：清代中國與亞洲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