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已去，我的敬意長存。

我無緣親炙余英時大師，我不是他的同僚，也不是他的學生。他不認識我，但我奉他為啟蒙老師。他的〈反智論〉叫我看到慎學慎思的威力，他的〈說鴻門宴座次〉讓我領悟到細思尋繹的為學之道。我的思學態度因此獲得指導。

1970年代的大學，不分文理法商工農誰都得用至少一年，一年至少8學分修讀中國哲學名篇、四書五經、史傳文學和議論文；形形色色組成的這門課，就叫國文。國文課裡的思想家個個超凡入聖，不沾塵俗。老師滿黑板的章句註解，把學生渡到知其然的字面，卻遠遠到不了知其所以然的理解。誰也不知道這究竟肇因於學習者魯鈍，或傳道者不求甚解，還是古人的思想就是如此晦澀難懂不在人間。一直到余英時先生的《歷史與思想》出現，我才大惑得解。

讀余英時〈反智論〉的震撼，對一個非文科的大學生而言，可謂石破天驚啟瞶振聾。原來道家的棄智絕學、淡泊無欲，說的不是道德而是治國，是手段不是涵養，是給治國者愚化民眾的指南，是給民眾樂於變笨的地圖。先秦九流十家本就是亂世裡的治國理論競賽師，道家宣揚的當然是治國，怎會是清心寡慾保守道德。書上那些冠冕堂皇又窒礙難明的釋義，是後代整治出來的形象，不是道家素顏。道家的面貌，是余英時先生給還原的。

「不尚賢使民不爭、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此一反智的中心思想，二千年來連篇累牘的迂曲闡釋，根本多餘；這詞說的就只是字面所表的：「別讓他求好，別讓他會思考，要讓他肚子飽飽，要讓他意志薄弱，要讓他體魄健強」。這道理相信家有寵物禽畜的飼主都會按讚。如果豢養的動物能分辨、會思考、有主見，或者吃不飽，飼主就麻煩了。不讓麻煩上身，道家教給君主的方法是不尚賢、棄智絕學。不尚賢就不存在好壞差別，沒有好壞差別就沒甚麼好學，上智下愚一樣，伶俐笨拙無別，吃飽後，誰還需要去跟誰競爭較量。沒有競爭就沒有壓力，沒有壓力就是快樂，只要國度裡都是吃得飽的快樂人，「無為而治」就此達陣。就算不幸有弱化不完全的人察覺自己被愚弄，道家說，別擔心，人民不會聽他的。偉哉道家，偉哉余英時。

道家懂得「道」人，也要人民樂於「被道」，安於逸樂是人性，是以，道家反智裡的不能思考就不是人民的遺憾，意志薄弱也不算丟臉，只要吃得飽有得樂，其他都是累贅。羅馬不也說「bread and circuses」嗎？至於強其骨，考慮的是抵禦外敵不是人身健康，畢竟人民得要能保家衛國，才能守護主政者的利益。

道家「反智論」成於紀元前，其精神亙古常存，從未消失，是九流十家中最長壽也絕對萬壽無疆的手段。所以，今之候選人會說：吃飽比尊嚴重要；所以日夜間部文憑會長得一模一樣；如果把台灣160所大學都取名為台灣大學，整個國家都開心，就沒有重考的壓力；如果取消60分的及格線，就能快樂滿校園。

反智論多年後，我讀到余英時先生的〈說鴻門宴座次〉。司馬遷費盡心思描述的座次方位，幾千年來無人知曉其中有玄機，彷彿太史公就只是多言瑣事細節而已。是余英時的解讀，讓鴻門宴不再只是鴻門宴，而是項羽人格的展現和合理合情的決定，而劉邦之所以全身而退，坐對位子正是關鍵，雖然，我覺得劉邦未必知道。

南面稱王北面稱臣這個禮節，在鴻門宴發生的彼時，絕對是通識。出身貴族教養的項羽，不妄尊自己是王，所以選擇坐在主人位（西邊），這完全符合身段可以理解；作客的劉邦不坐客位，而屈坐臣位（南邊），不是沒有通識，而是對項羽的告白。劉邦的肢體語言項羽看懂了，對於眼前這個進門就自稱小弟、年紀幾乎長自己一倍的老頭，貴族後裔的項羽豈有魯莽揮刀的道理。所以，無視旁人的再三催促示意，項羽也要護全劉邦一命，劉邦的命是項羽救的，在鴻門宴裡。

史書上乾枯的文字，在余英時的推敲下，登時血色光鮮。歷史是活的，道理是通的，場面是有意義的。如果沒有余英時的細思，司馬遷還在等待知己，後代也要繼續認定尿遁是救命仙丹，而項羽也只是婦人之仁。鴻門宴坐次的論述，讓我恍然，細節的存在原來是事情意義的所託，細思尋繹是治學要講的真道理。

項羽有包袱不敢妄自尊大，所以不南面而坐，劉邦沒有這種內斂，所以在登基的宴席上，把父親叫到眼前問，過去常說我不務正事，不似二哥一樣勤奮置田置產，現在問你，誰的產業置得比較大，逼得老父俯首認錯。所以婦人之仁，正是身分教養的包袱，野蠻戰勝文明本不是歷史中的特例，劉項不過是其中一例。

1987年我以訪問學人身分到哈佛一年，當時，漢學研究在西方已是顯學。我曾問起，現下哪裡是美國的漢學研究聖殿？哈佛？普林斯頓？耶魯？結果，得到的答案是：余英時在哪裡，那裏就是漢學殿堂。此言毫不過譽。

余英時在2002年公開一個說法，說他將不再繼續隨俗使用「知識分子」這個詞，因為「分子」是貶抑詞：黑道分子，恐怖分子，破壞分子，這才是分子。讀書人就是讀書人，不應該成為分子，所以，余英時主張把知識分子正名為知識人。

余英時先生的這個提倡，我已遵行多年。

※作者曾任行政院副院長，中研院各級研究員，現任台灣金聯公司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