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1日，九旬余先生在家中眠逝，按中國人的說法，「走得很福氣」、「善得善報」。後事甚簡，餘家動靜很小，師母與幾個女兒很快將先生下葬，但外界還是激起一些不大不小的「回應」。畢竟「全球漢學第一人」，影響力天然形成。普林斯頓東亞圖書館櫥窗擺出先生遺相及介紹文字。這段時間，余先生著作借閱率明顯提高。

我與余先生緣慳一面，但得先生手劄一函：

毅然先生：

 

去年承寄大著論中國知識分子及評論等專著的剪報影本多件，十分感謝。我因去年去華府訪問，不常回普林斯頓，以致尊著近始拜讀。 先生用力甚勤，識見明通，如能繼續努力下去，必可取得重大的成績。 先生用心在於濟世，不只是為歷史研究而研究，這正是中國知識人的一個重要精神。今天肯奉獻於知識的人很少了， 先生志向遠大，希望能鍥而不舍，中國文化在世界上重放光彩正需要一群傻子肯不斷耕耘。

 

我今天才寫這封信，是因為在積壓檔下重新發現了來書，信雖遲答，但致敬的心是真誠的。希望 先生恕我年老事忙，不能早回信的困難。  祝

 

撰祺

                               余英時  0五、九、一九

余先生不僅稱我「先生」（比先生小24歲），且每處提及均空一格示敬。以微見著，先生恪遵傳統，僅此一細節，已然撼我。

2004年，我供職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在大陸出版《中國知識份子的選擇與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本人博導、復旦大學陳鳴樹教授囑我寄贈余先生求教。此函即余先生復函。得名家親筆函，對我鼓勵不小。2005年起，我在香港「反動雜誌」《開放》發表文章（最初只敢用筆名），2007年被官家嗅跡盯上，從外圍調查到直接「喝茶」，直至2015年1月羅湖脫內褲檢查（刻意羞辱）。扛受中共壓力，余先生的教導為支撑內力之一——「不只是為歷史研究而研究」。余先生函中還有「中國文化在世界上重放光彩」，暗示晚輩「承傳中國傳統文化」。我們知青一代（紅衛兵一代），喝紅色狼奶長大，少年遭遇文革，上山下鄉失學，毫無國學根柢，當然領會余先生（錢穆先生大弟子）的這份殷殷期望。此後，補課國學成為我的閱讀「自覺」，而國學讀得越多，越感吾華古代文化璀燦，越感補習之必要。很簡單，中國人不珍惜不懂自己的國學，難道要靠外國人來珍惜來繼承嗎？近賢潤身，我從余先生函中印證古訓。

2017年我流亡美國，民運圈內外、學界上下，余先生口碑極佳，都說他待人仁厚，毫无名人架子。尤其「六四」以後，凡有求見，全部接待。一次紐約幾位民運人士深夜求見，他開車到辦公室接談（免驚家人）。學深品自高，正身作則，前輩儀型，靜靜傳遞吾華人文光芒。

2019年，我在臺灣出版移美後第一專著——《赤難史證——大饑荒成因》。9月14日托採訪余先生的一位法國女記者帶去，同時附上2005年他手札复印件（以示「歷史回聲」）。法國女記者回來告知：余先生撫摸拙著，「好高兴！」

我購屋普林斯頓，與余先生可謂近在咫尺，之所以一直未趨前拜访，一則知先生年老多病，二則名人門前訪客多，不忍增加先生負擔。如今先生遠去，求教機會永失，深深悵然。

雖與先生未得謀面，但先生的作品則不時拜讀。除購讀大陸版《士與中國文化》、《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還精讀其自傳《我走過的路》，拜讀他寫先師錢穆的《猶記風吹水上鱗》，并溯源購讀錢穆先生的《八十憶雙親》（寫了文章，發表於《光明日報》）。報刊上若見余先生文章，再忙也會睡前拜讀。風雨浸滲，閱讀連動思想，筆下引用余先生的文字自然日漸增多。所謂「光澤流遠」，著作惠世，是之謂也。

學人的價值在於執持人類文化、承傳歷史理性，薪盡火傳，澤被後人。尤其二十世紀的中國遭遇偌大赤難，吾華五千年文化從根上切斷，錢穆先生艱難辦學新亞書院，送青年余英時上哈佛，為中華文化保留血脈，實在襟抱高遠。時窮節乃見，板蕩識忠臣。無論如何，漢學能在歐美得以流傳，錢穆先生功在不沒，余先生也深知自己承前啟後的責任。中共數典忘祖，盡棄四書五經，兒時我輩讀的是《朱德的扁擔》，搞什麼「文化大革命」（文化豈可革命？），幸好還有港臺，還有海外漢學，總算血脈得承、學脉得繼。

讀先賢之書、承先賢之志，當然是對先賢最好的紀念、最大的尊敬。知識人（余先生專用詞）的社會作用自然也在於守先待後，為去聖繼絕學。先生遠逝，著作靜留。千秋功業，在理不在力，英時先生得後人如此懷念崇敬（世界各地均有紀念活動），等身著作後學捧讀，放射性影響日漸擴播，當可獲慰矣！
 

※作者為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大興安嶺知青／復旦文學博士／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歷史所訪問學者（2018）／哥倫比亞大學東亞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