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早在去年8月開始與德國BNT藥廠洽談疫苗採購，經過雙方多次的來回交涉，指揮中心在今年1月6日呈報行政院核定購買。我方在1月8日根據BNT藥廠要求調整新聞稿，原本已打算對外公告。不料，同天晚上BNT藥廠改口要求調整新聞稿中的「我國」兩字為「台灣」。我方如擬照做後，BNT藥廠卻一直延到1月15日要求重新評估疫苗量、調整時程，合約時程就是這樣延後數週。雙方換約不成，原本在今年上半年該到貨的BNT疫苗就在最後一刻被硬生生地擋下來

BNT疫苗採購案一直到鴻海創辦人郭台銘介入購買後才起死回生；所以，只要不是把自己眼睛遮起來的人，都看得這其中有不為人說的政治因素。這個政治因素不想在今年元月讓台灣政府買到德國BNT疫苗，卻在今年6月之後，同意讓鴻海永齡基金會、台積電及慈濟等民間團體採購到1500萬劑的BNT疫苗。這過程，也證明了幾件事：

第一、德國BNT藥廠的大中華區總代理是上海復興醫藥，在今年元月我與BNT藥廠簽約的過程裡，這家總代理已展現它可以左右BNT疫苗可否或如何進入台灣的實力。即使德國BNT藥廠曾私下表明不希望疫苗採購沾惹政治因素，但對台灣而言，相較於AZ、莫德納疫苗，BNT的供貨的確多了不可測的政治因素。

第二、「政治因素」讓台灣官方在購買BNT疫苗時鎩羽而歸，卻讓鴻海、台積電、慈濟可以在官方授權的情況下買到BNT，無非就是要證明「民間行，你官方不行」。從今年5月疫情爆發到昨天93萬劑BNT正式進入台灣，老共出一張嘴，順帶做個小動作，就讓台灣內部因為疫苗吵了4個月，連帶挑起朝野惡鬥，藍綠支持者互相怪責；這種面對主次敵人的區別對待，是典型的統戰手法，只是浸淫其中的台灣人多不自知。

第三、不同於五月中旬疫情爆發之際，疫苗無著的窘境；台灣的疫情從7月底時開始緩和，加上美日兩國馳援超過580萬劑疫苗，大幅抒解了疫苗的迫切性；若共產黨再扣住原本可以賣給台灣的疫苗，不僅造成上海復星的損失，還平白增加台灣人民的惡感，於是不如做個順水人情。換句話說，當台灣能夠充分掌握不同的疫苗來源時，原本買不到的BNT反而得以順利來到台灣。這是美日馳援台灣580萬劑疫苗的戰略意義，也是自助才能人助的道理。

郭台銘提議台灣應該趁此機會在明年一次採購3千萬劑BNT疫苗，姑且不論在病毒不斷變種情況下，這種單押特定疫苗的作法可能存在極高的風險；在上海復興醫藥可以政治因素左右BNT疫苗對台灣供貨的情況下，若還將有限的資源押注在BNT，這不剛好曝露自己的弱點給共產黨？

台灣不應該一次買3千萬劑BNT疫苗，但郭台銘呼籲台灣疫苗採購必須「量出為入」、「有備無患」，是個重要的提醒。疫苗作為一種戰略物資，即使要超額籌獲，也必須分散風險，不能鎖定在單一來源，更要盡可能地掌握自己產製的能力，這正是過去半年的「疫苗之亂」給台灣的教訓。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