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觀的印象，「神學士」或音譯為「塔利班」，不過是一個民兵組織，既沒有空中武力，也沒有先進的軍武器械，透過媒體看到接收喀布爾的塔利班戰士，沒有鋼盔、沒有個人通訊與防護裝備、沒有軍靴，甚至沒有可以辨認番號－即指揮系統－的制服與徽章，只是似乎人人都攜帶一支長槍，型號還五花八門。他們憑什麼打敗軍力全球第一的美國？本文試圖耙梳戰略思想與戰爭型態來找到答案。

美國20年前「入侵」阿富汗，名義上是打一場「反恐戰爭」，帶有美國民眾希望為「911事件」復仇的意圖，符合戰爭學者克勞塞維茨（Karl von Clausewitz）認為戰爭第一要素是「仇恨」的主張。對阿富汗的塔利班來說，他們也有恨，異民族壓迫到家了，這場「民族解放戰爭」非打不可；之後美軍扶植了一個親美政權，對於不服從的塔利班來說，他們的反抗又混有「革命戰爭」的成份。

此外，根據韓戰、越戰、兩次波灣戰爭的經驗，塔利班研判美國不會動用核武器，所以只會是一場使用傳統武器的「區域戰爭」，局勢也不會升高為「全面戰爭」。

民族解放戰爭

先看「民族解放戰爭」：其中兩造之一通常是西方白人的殖民帝國。美國之前雖然不曾在亞非拉等第三世界殖民過，但是挾強大國力，繼掌控中東、中亞、甚至印度近一個世紀的老牌殖民強權大英帝國之後，再度兵臨中亞，對於境內民族成份也很複雜的阿富汗來說，仍然是「外來的、工業文明的、白色人種的、異教的」強凌弱、大欺小，塔利班必然以民族主義號召同胞爭取獨立自主。這就是「民族解放戰爭」。

早前，美國1960年代介入越戰，名義是擔心「骨牌效應」，欲防制共產主義擴張才出兵，但是美軍開拔到越南，從越南人的視角而言，管你民主、自由、人權的價值幾斤幾兩，跟之前外來的法國殖民者不是一樣嗎？於是也成為一場民族解放戰爭。

後來，蘇聯1979年為了遏止親美政權上台，入侵阿富汗扶植親蘇政權，「劇情」結構也類似，但十年來有一項明顯的差異：彼時有老美暗中支持阿富汗「反抗軍」幫美國打「代理人戰爭」，間接耗損蘇聯整體國力，有助於美國贏得冷戰。但是，這回，塔利班背後可沒有一個「蘇聯」支撐，卻也獨力趕跑了美國人，顯然「民族解放戰爭」中，先天埋藏著對在地弱小有利的潛在種子。

革命戰爭

再來看「革命戰爭」：通常兩造是國內的兩股力量，一在朝、一在野。套用到阿富汗戰爭，就是：美國支持的「傀儡政府」vs. 反政府的塔利班。跟民族解放目的一樣，革命的目的是奪取政權，遂行自己的執政理想，就像民國時期的中共是「叛亂組織」，以顛覆老蔣的國民政府為目標，也是要奪取政權。

政府軍面對武裝的革命「叛亂團體」搞顛覆，必需「戡亂」，但是當美國大兵遇上塔利班民兵，以及配備德式裝備武器的國民黨軍隊遇上「土八路」、「泥腿子」都敗下陣來，證明政府軍縱然有武力上的絕對優勢，在戡亂戰中仍無法佔上風，因為「政治戰」與「心理戰」更重要。這一部份，美國在佔領阿富汗20年期間，不知做了多少？反正國民黨在這兩個層面是大敗給中共，否則也不會撤守到台灣。

「民族解放戰爭」也好，「革命戰爭」也好，都是弱對強，弱勢的一方一定避免「會戰」，只採取「遊擊戰術」，「敵進我退、敵停我擾、敵疲我攻、敵退我追」，就此而言，阿富汗多山的地型，對塔利班就太有利了。證諸阿富汗所謂「北方聯盟」的軍閥、中部山區被塔利班極度壓迫的少數民族哈札拉人、甚至更極端的基地組織、伊斯蘭國ISIS-K等恐怖組織，都能在缺少公路系統的阿富汗棲身或藏身多年，可見阿富汗的地型有利游擊戰術而不利機械化部隊。

1979年末入侵阿富汗的前蘇聯，1963年進入越南叢林的美軍，都敗下陣來，是遊擊戰依賴地理環境之助的兩個明證。

對於不服從的塔利班來說，他們的反抗又混有「革命戰爭」的成份。（湯森路透）

一旦轉成游擊戰美國麻煩就大了

再進一步想，一旦轉成游擊戰，對於「入侵者」的美國麻煩就大了，因為彼此的戰略目標都不是殲滅對方。美國只想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政權，塔利班只想趕走美國人，建立一個伊斯蘭信仰的哈里發國，信仰讓他們不怕犧牲性命，意志堅定，戰略自然成為「不敗就能勝、不輸就能贏」的「拖」，也就是「消耗戰術」。時間一長，美國的國家資源與人民耐心都消耗殆盡，反戰心態油然而生，原來為什麼開打的，也快忘了，只想儘早抽身。

堅持游擊戰的弱勢方，向來是等到有把握了，才會從戰略守勢，轉為戰略攻勢，發動大型「會戰」，就像中共當年在東北接收了蘇聯轉交的日本關東軍武器彈藥之後，實力大增，才會南下進行三大會戰：遼西、徐蚌、平津。這回在阿富汗，連這個走場過程都省了，川普政府去年2月底，跟塔利班一簽撤軍協議，就預告了決一死戰的會戰也不會上演了。

美國有五任總統打了十年的越戰經驗，以及兩次「入侵」伊拉克的經驗－老布希速戰速決，搞定石油利益後即快快退出，他兒子吊死海珊後還不撤，深陷其中8年，再加上蘇聯的前車之鑑，美國這回打阿富汗卻沒速戰速決，想建立美式民主政府，但一陷入「民族解放戰爭」，其實就已重下敗因。 註更多本文戰爭相關理論與資料來自蔡政文教授《核子時代國際關係的特質》第三章。

※作者為台大政治系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