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相信我心中有愛......」

太平洋上的傍晚時分，漆黑的天篷掛滿星斗。有艘船正駛離日本海岸，船上一名水手讀著一封信；信是女人寫的，是他剛撇下的「合約妻子」，此時正在長崎港遙望大海的一扇紙門前傷心哭泣。

我要你知道，當你離我遠去

離我很遠很遠的時候

日本這兒也有女人會愛

會哭

這熟悉的一幕，或會引起《蝴蝶夫人》劇迷們熱烈共鳴，然而它卻不是出自義大利作曲家普契尼膾炙人口的經典作品。相反地，它源自較不為人知的一齣法國歌劇《菊花夫人》— 根據皮耶．羅逖的故事改編。這兩部作品有個共同的戲劇前提：一個日本合約妻子，一個迷人的西方水手，特別是其結論：心碎的女子絕望而徒勞地愛著一個離她遠去的男人。然而，在這一點上，相較於其原始文學素材，法國版的歌劇反而更貼近普契尼的想像。在羅逖的故事原著中，水手（皮耶）和菊花之間的最後一面不會讓人感動流淚，反倒令人費解地缺乏戲劇效果。皮耶前去告別，發現菊花沒在哭泣，她正在數他在這場告終的婚姻裡給過她的硬幣，見到他來反而大驚失色，又有些惱火，急急忙忙把硬幣藏了起來。法國作曲家梅薩熱（André Messager）的歌劇將最後一封信的悲傷表現得淋漓盡致，從戲曲中營造氣勢磅礡的情感，這與羅逖在其作品中描述的東西截然相反：單調、失神、怯懦的愛情，那不是愛情帶來的愉悅，而是它的幻滅。

羅逖是在一八八七年寫出他的這篇故事。一八五○年代和一八六○年代的日本，為法國帶來的最大貢獻，是在布雜藝術領域（beaux-arts）—因此，在法國掀起了一股研究日本和風文化的熱潮，深刻影響了馬奈 （manet）這類畫家和龔固爾這類作家。到了一八七○年代後期，不少集學者— 藝術家— 冒險家於一身的東方主義者實地親訪日本，締結了日本與歐洲的重要聯繫，企業家埃米爾．吉美便是其中之一，他在里昂、隨後也在巴黎創立了亞洲藝術博物館。吉美的畫家死黨費利克斯．雷加梅（Félix Régamey）認真研習日本文化，並以改寫羅逖的故事聞名—他痛恨羅逖的原作—他改以從菊花的觀點，如梅薩熱那般，為她塑造出傷心欲絕的浪漫心靈。他在一八九三年的歌劇版本中，把菊花描繪成一個曾經驕傲一時的貴族世家的女兒，最後卻毀在貪婪的「外國人」手中。

羅逖與雷加梅的分歧，突顯了羅逖作為男人、水手和法蘭西帝國運籌工具而習以為常的自私自利，以及他根本從沒打算透過「妻子」來理解日本。然而，這場爭議也襯托出為人比較厚道的雷加梅，他最終讓菊花變成一個真正的「女人」—情感細膩，強烈感知痛苦與憂愁的生命，孜孜矻矻於渴望別人知曉她也能夠浪漫地去愛。在這兩個故事中，作者都透過日本女性的情感生活來提出他們對日本文明的評價。 以日本作為例子尤為引人注目，因為它迫使讀者重新定義帝國主義意識形態。雖然當時這個島國正被脅迫簽署不平等條約並做出政治讓步，但它從來都沒有變成歐洲的殖民地。菊花的故事除了突顯一個侵門踏戶的歐洲，也反映出兩個帝國相互解讀、確認對方究竟是否在進步或衰落。

「你不相信我心中有愛。」相信或不相信，肯定或否定，接受或拒斥另一個人愛的可能， 這究竟意味著什麼？不論菊花曾否悲傷，這個故事敘述了法國和日本作家重新定義自己在世界帝國中的地位的時刻。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日本對歐洲來說，是一個新奇的所在，一片明顯具備大陸傳統的土地，卻又擁有「自外於」現代歷史大潮流的海洋歷史。正如法國作家東庫爾（A. S. Doncourt）所說：「但她從何而來？這個種族與亞洲民族的歷史無關，長期孤立地活在自己的群島上，對己自滿，對任何人都不聞不問？」

一八六八年，日本實行明治維新，幕府家臣制度逐漸衰微，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集權的帝國。在此之前的十年裡，法國人一直是幕府將軍傑出的軍事和商業顧問。一八七○年，法國在對抗普魯士的戰爭中慘敗。隨著日本天皇進行維新，而法國戰敗於普魯士，法國顧問的身價也跟著一落千丈。一八九二年，一名法國記者感歎：「二十五年前，我們在日本所曾擁有的最高地位......今天讓德國人拿走了。」如同另一名日本新聞評論家後來所說：「日本過去一切向法國學習；不久前，法國影響力開始日薄西山......嚴格來說，已不復存在。」不像在太平洋殖民地或印度支那，在這裡，法國人發現昔日的門徒嫌自己不夠優秀，同時德國、英國和美國則成了日本政策的新典範。

就彷彿法國在太平洋四周留下信仰、情欲或共同理想和愛國主義的印記一樣，法國人在理解日本人的時候，愛自然變得十分重要。然而，又與其他太平洋島嶼不同，此時的日本已開始工業化，並對歐美在東亞的統治構成強大的軍事挑戰，因此人們不再將其與大洋洲相比，而是與歐洲比較。原本的情感、激情與貴族情懷變成了地緣政治話語，既要對抗「條頓式」、僵化的歐洲，也質疑一個在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裡建立威望而成為新威脅的日本，這讓法國的報紙重新看待日本，並高聲警告東亞出現了「黃色普魯士人」。至世紀之交，不僅小說家，政治決策者也都多少需要重新衡量、認清日本在世界各國中取得領先地位的意義。

在世紀之交，沒有哪部法國作品能像《菊花夫人》那樣影響人們對日本的態度。記者費利克斯．馬丁（Félix Martin）觀察到羅逖的故事大受歡迎的程度，在一八九八年評論道：「許多法國人對於日本的一知半解幾乎全部來自《菊花夫人》。」一九一一年一份致海軍部的報告中，有法國海軍人員警告要小心「我們對日本的情感觀點」，並呼應佩羅茲中校（Peroz）在一九○六年發表的作品中高聲疾呼的：「一個被《菊花夫人》收服的作家激起我們的傷感， 形成了對日本有利的局面，而且不止於此......還描寫清新秀麗的誘人景色來迷惑人心。」一名文學評論家注意到羅逖過分講究的用字遣詞，乃至在一九二六年斷言道：「我認為羅逖書中對日本人的蔑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俄國人，他們因而拒絕日本的要求，並導致一九○四年的日俄戰爭。俄羅斯王室廣泛受到法國影響，而且許多俄羅斯海軍高階軍官也以羅逖為榜樣，各自去找他們的菊花夫人。」

若干日本觀察家不由得感到要對羅逖做出回應。報社記者北都南（I. Hitomi）要求自己的法國友人別把菊花夫人當成「典型的日本女性」，就好比「馬賽的一名向水手販賣肉體的煙花女子並不代表法國女性一樣」。此外，對於羅逖心愛的布列塔尼，北都南特別強調說道： 「從一個布列塔尼漁村挑出來的小小個人，不該代表整個法國的精神樣貌。」訪問巴黎的外交官末松男爵（Baron Suyematsu）曾就「菊花的真實本質」與東道主爭論，並辯詰道，由於受此故事的陰影籠罩，「絕大部分的西方人根本不曉得日本女人究竟是什麼模樣」。

羅逖在他的小說中，把菊花描繪成一個外表光鮮亮麗、略帶魅力，但微不足道的女人。人們從她身上看到的日本，是一個小巧玲瓏的國家。他故作不耐地嚷嚷著：「我真是隨便濫用了小巧這個形容詞；我十分清楚這一點，但我又能怎樣呢？」 9 他眼中的日本人不管在各方面都難以理解，而且「渺小」：一群虛偽、自私自利的人種因貪婪和愚蠢而淹滅了他們的「傳統」社會。

至於諸如雷加梅等藝術家心目中的菊花則完全不同：遭到西方羞辱，受外國人摧殘，卻保有一種罕見而燦爛的文化。雷加梅對於美國在一八五三年「打通」日本貿易的宣言感到不齒，如此寫道「野蠻的」洋基佬，「飢渴而貪婪」。這許多觀點產生了不同的敘述，一個可以愛或不能愛的日本，要麼就彷彿法國這般的精緻文明被野蠻掠奪者侵犯並慘遭毀滅，要不然就像是普魯士這樣雖然物質進步卻心靈匱乏的土地，受到工業現代化和—不久後— 狂熱軍國主義所吸引。

羅逖所否定的日本，沒有承受心碎的能力，無法在分離時感到苦痛，沒法了解感情和親密的感覺；他把日本稱為「這個渺小的、膚淺的、虛構的世界」。11 而雷加梅所做的，就如同梅薩熱和普契尼歌劇中所傳達的意境，為日本重塑了一種華麗而沉痛的女性氣質。以文學術語來講，羅逖屬於「世紀末」，雷加梅則屬於「浪漫」，他們一個尖酸刻薄，一個充滿激情，另一方面，梅薩熱忠於歌劇傳統中的情感表現。然而菊花也屬於「史學史操作」（historiographical operation）的一部分，創造了一種雙重敘事：其一是普遍認定日本乃迂腐無情之土的觀點，有點像是德國；但同時也提出另一個具有善意的「浪漫」日本，如法國般執著，在社會和政治動盪不安的時代，堅持自己的精緻與尊嚴。

藉由對「愛」的探討，法國作家梳理出自身的與日本的變體，寫下了情感和感性的意識形態。菊花被運用在一種情感政治中，用以批判宗教、社會結構，婚姻關係和勞動實踐。這些觀點，無論稱心與否、或不討人喜歡，在意識形態上都關聯到做愛，以及女人眼淚所代表的可能，連帶影響了日本明治時期—和法國—的歷史地位。

作者簡介

馬特．松田（Matt K. Matsuda）

　　美國紐澤西州立羅格斯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領域為現代歐洲和亞太比較史。另著有《現代的記憶》（The Memory of the Modern）、《太平洋世界》（Pacific Worlds: A History of Seas, Peoples, and Cultures）、《太平洋歷史教學入門》（A Primer for Teaching Pacific Histories: Ten Design Principles）。

譯者簡介

丁超

　　美國麻州大學碩士。美、加地區求學、工作、定居多年。曾任職企管顧問公司，現為自由譯者。譯有《旅館》（八旗出版）、《酒的科學》、《辣椒獵人的辛香探險》、《簡明大歷史》、《第二種不可能》等書，著有網路小說《民國童話》。

※本書擷取自《愛的帝國：權力與誘惑，作為感官文本的「法屬太平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