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初期，當范雷文霍克觀察到這些小動物變成一種接近死亡的狀態時，歐洲各地也都擔心自己可能會變成其中之一。當時他們閱讀的小書裡經常充滿了驚悚的癲癇故事，受害者失去呼吸或心跳，然後被誤診為死亡；這些人被放進墳墓，等到他們在棺材中復活，待被發現時已無法被拯救。

這種哥德式恐怖的恐懼在整個十八世紀得到進一步加強，十九世紀則越演越烈。愛倫坡（Edgar Allen Poe）於一八四四年發表了他的短篇小說〈過早的埋葬〉（The Premature Burial），讓這種惡夢變得更為真實，「生命與死亡的分界是相當朦朧且模糊的，」愛倫．坡說：「誰敢肯定地說是從哪裡開始，在哪裡結束？」

被這些故事搞得疑神疑鬼的家庭，紛紛購買配備了拉線和鈴鐺的棺材，以便萬一復活的親人可以拉鈴提醒。整個十九世紀，許多德國城市建造了華麗的「等候殮房」，把看似已死的人放在此處，一直放到屍體開始腐爛為止。馬克吐溫（Mark Twain）於一八八○年代初訪慕尼黑時，便參觀了其中一家。

「這是個可怕的地方，」他後來寫道：「房間的兩邊是深陷的凹室，像一個個向外的凸窗一樣，在每個凹室中都擺著幾具大理石般的人屍，這些人屍幾乎被完全埋在鮮花堆裡，只看得到臉和交叉的手。在這五十具左右靜止屍體的手指上，無論大小，每個人的手指上都套著一個環，環上有一條線連到天花板，再一路連到值班室的鈴鐺上。」

一切都像是徒勞無功且浪費時間：過早埋葬的恐懼是藉由謠言助長，而非由證據證明。不過如果沒有一種快速簡便的方法來確定死亡，醫生就無法使這些擔心的人平靜下來。有位醫生建議用煙為患者灌腸，如果連這樣都沒有反應，便可有把握地宣布死亡。而到十九世紀中期，許多醫生開始採用新發明的聽診器。因為即使是微弱的心跳聲，也意謂著病人還活著，只有長時間寂靜無聲，才是真正死亡的可靠信號。

畢廈已瞭解為何心臟停頓是死亡的徵兆，因為心臟、大腦和肺屬於重要的生命三角。如果心臟衰竭，其他兩個也會跟著衰竭。二十世紀的科學家已能在細胞程度的細節上，繪製出這些衰竭的連帶關係。如果心臟無法從受損或充滿液體的肺部獲得足夠的氧氣，心臟便會衰竭。因為心臟細胞需要氧氣和糖來製造燃料，沒有燃料心臟就無法收縮。一旦心臟無法收縮，就無法把血液輸送到大腦。腦細胞甚至比心臟細胞更需要氧氣，因此幾分鐘之內它們就會開始死亡。

重擊頭部也可能使心臟停止。這種撞擊會導致大腦陷入頭骨內壁，因而撕裂脆弱的血管。隨著血液溢入，大腦開始腫脹並擠向頭顱後部，然後向下擠到顱骨底部的開口。最後壓力切斷了整個大腦的血管，切斷向大量組織供應的氧氣。通常最早死亡的是「腦幹」，也就是腦部發出心臟跳動信號與肺部呼吸信號的區域。

畢廈相信只要正確瞭解死亡，醫生就更能保護生命。因此他們學習​​如何透過輸血來治療失血過多的情況，也學習​​如何遏止毒物或對抗病原體。二十世紀初，美國醫生面臨了一波小兒麻痺症大爆發，成千上萬的兒童癱瘓並慢慢窒息死亡。工程師開發出「鐵肺」為這些年輕患者提供呼吸的能力。氣泵會在封閉金屬筒內產生負壓，撐開病人的胸腔以利空氣吸入肺部，這種器材的幫助可讓患者在抵抗病毒之際，逐漸恢復自行呼吸的能力。

人工通氣的技術不斷進展。鐵肺慢慢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將空氣直接推入氣道的呼吸器。由於小兒麻痺症疫苗的普遍，醫生已不再需要應付大量小兒麻痺症患者。然而在這種流行病消退後，新發明的呼吸器仍保留在醫院中，因為醫生發現了它們的各種新用途。例如用來治療吸毒過量的患者、掉入冰冷池塘中的溺水者、早產兒等任何需要呼吸器協助康復的人。

一九五○年代，法國神經科醫生莫拉瑞（Pierre Mollaret）和古倫（Maurice Goulon）視呼吸器為一種利弊參半的發明。雖然呼吸器挽救了許多生命，卻拖延了患者的死亡。當人們遭受嚴重腦部損傷時，呼吸器可以使他們的心臟和肺部正常運作，但他們的大腦卻永遠無法恢復。莫拉瑞和古倫仔細記錄這些患者的病情，發現即使在呼吸器的幫助下，他們也沒有再次醒來。相反地，他們通常會在幾小時或幾天內死亡，因此呼吸器做的似乎只是延長了家人的痛苦。

古倫曾說這種徒勞無功的狀況是「一種新的、以前從未被描述過的生命狀態」。一九五九年某次會議上，他和莫拉瑞為這種狀態取了一個名稱：「不可逆昏迷」（coma dépassé）。

現代醫學正在挑戰各種人們熟悉的死亡界線，就像它已改變了我們對出生的看法。生命的開始曾經是我們無法控制的，但現在的幹細胞生物學家，可以把普通皮膚細胞變成胚胎，這個胚胎還可能變成人類或像腦器官這樣的新事物。原先畢廈的生命三角失去其中一角後，便是不可避免的死亡時刻；然而人工呼吸器破壞了畢廈定律，產生了一種新的生命狀態。

也有其他醫生同意莫拉瑞和古倫對這種「不可逆昏迷」的擔心。「復甦療法和支持療法的發展，產生許多挽救垂死病人的無效努力，」哈佛麻醉師比徹（Henry Beecher）在一九六七年說：「有時被救活的人成了去腦強直狀態。這些人在地球上的數量正在增加，因而產生許多必須面對的問題。」

「不可逆昏迷」在時間判斷上也有點諷刺。當呼吸器無法挽救患者生命時，外科醫師開始學習如何將器官從死者身上移植到接受者身上來挽救生命。一九五四年，波士頓外科醫生默里（Joseph Murray），利用一位病人的雙胞胎兄弟所提供的腎臟，替換掉該男子損壞的腎臟。要找到願意放棄腎臟的人很難，他們的器官也可能並不適合病人，如果病人損壞的器官是心臟或胰腺時，別人就沒有多餘的器官可以提供。

移植外科醫師看到越來越多瀕死者處於前面所說的「不可逆昏迷」，且在等待死亡期間造成了器官壞死。因此默里抱怨：「患者被送往急診病房急救時，原本有用的腎臟也可能變得無法使用。」

有些醫生會偷偷自行控制這項過程。他們會讓病人在手術房做好接受移植器官的準備，然後把不可逆昏迷中的病人推入手術房。接著醫生關掉呼吸器，等待心臟停止跳動的死亡信號。然後他們立刻從供應者體中取出器官，移植到接受器官的病人身上。儘管這樣的程序減少了時間的耗費，但仍然存在著缺點。當移植外科醫生打開剛死去的供應者身體並取出器官時，器官也會因為一段時間的缺氧而開始惡化。

一位比利時外科醫生亞歷山卓（Guy Alexandre）決定跳過等待死亡信號的時間。他挑選一位並未發現大腦活動跡象的嚴重腦傷患者，在不關閉呼吸器的情況下取出腎臟，立即移植到新的接受者體內。這顆腎臟也立刻開始運行，經腎臟移植後的患者，多活了將近三個月，之後因敗血症死亡；而未關閉呼吸器的捐贈者，也在差不多相同的時間死亡。

亞歷山卓在一九六六年的外科手術會議上，說明了他的所作所為。現場許多醫生表明不願如此，英國外科醫生卡恩（Roy Calne）說：「我認為病人如果還有心跳，就不能將他視為一具屍體。」

一九六七年，比徹在哈佛組織了一個委員會，著手研究如何定義這種神祕的新狀態。默里和其他醫生，以及一位律師、一位神學家，一起加入了討論。他們陷入了激烈辯論，但最後達成共識，提出報告，並於次年發表在《美國醫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這份報告為宣布病人死亡的時機提供了新標準：腦死。

該委員會認為，醫學必須擺脫過時的生死觀念。心跳停止曾是判定某人死亡的可靠方法，因為它也會同時導致肺部和大腦衰竭。但從現在的醫學來看，即使大腦受損超出預期，醫生也有辦法維持病人的心跳。因此該委員會聲明：「這些新的醫療方式，改寫了傳統持續呼吸和持續心跳的生命判斷標準。」

比徹和委員會所提出的是「生命」，而非僅有「活著」。該委員會宣布：「在發生大規模腦部損傷後，恢復意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醫生確定病人符合委員會所說的「腦死狀態」，便可宣布病人死亡。

委員會建議醫生在宣告腦死之前進行一系列檢查。包括患者的腦電波圖讀數應為水平、瞳孔固定並放大。醫生也應關閉呼吸器幾分鐘，確保患者在沒有呼吸器情況下已無法自主呼吸。委員會裡還有一些成員認為醫生應該連續三天重複進行這些檢查。然而如果垂死患者迫切等待器官，移植外科醫師就認為這樣的檢查拖延太久。因此他們說服醫生同事將這項建議縮短為一天，醫生就可宣布病人死亡，並關閉呼吸器。不過委員會建議醫生不要忽視這些指令，他們警告：「否則醫生就等同於關閉一部在目前技術適用的嚴格法律下，仍然屬於活人使用中的呼吸器。」

委員會的報告雖然記載了可用的遵循規範，不過這些討論根本缺乏依據。比徹和他的同事只是斷定可以對符合腦死症狀的患者宣布死亡，卻未說明理由。他們等於提出偌大的問題卻懸而未決。舉例來說，當委員會宣稱腦死者沒有恢復意識的希望時，是否意謂著「意識」就是生命的本質？

作者簡介

卡爾・齊默（Carl Zimmer）

　　傑出的美國科學工作者、科普作家，現居於紐約；曾擔任Discovery雜誌資深編輯，經常為紐約時報、新聞週刊及National Geographic，Audubon，Science等知名科學雜誌撰稿，並在Natural History雜誌上闢有專門介紹演化的專欄，曾獲得2004年科學新聞報導獎等多項獎項；著有 At the Water’s Edge （水之濱）、Parasite Rex（霸王寄生物） 及 Soul Made Flesh （血肉靈魂）等科普書籍。

譯者簡介

吳國慶

　　中興大學外文系，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研究所畢業。曾任Hi-Fi Choice國際中文版副總編輯、《錢Money雜誌》美術總監、《潮人物雜誌》美劇專欄作家，現任醒吾科大商業設計系講師。譯有《比特幤標準》、《區塊鏈的商業應用》、《天天都是自然課》、《自然界的設計力》、《我們為何吃太多？全新的食慾科學與現代節食迷思》、《每具屍體都會留下痕跡：微物證據會說話，鑑識生態學家帶你進入案發現場》。

※本書擷取自《生命的一百種定義：原來還可以這樣活著，探索生物與非生物的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