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脫歐公投，最明顯的一個教訓，無非是移民問題作為對階級問題的遮蔽與轉移；階級對立被取代為族群與宗教的緊張，同時也敗壞了階級意識。在性別問題與移民問題的關係上，也如是。

每個地方的官方論述，都主張大量移工與移民有助於經濟成長。但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客觀地說，凡是在經濟低速成長的狀況下，低技能勞工的薪資就必然因此受到壓縮，同時還會增加社會福利的負擔與支出。

在這個時候，如果國家機器再祭出「撙節資本主義」作為財政理性化與經濟理性化的措施，無疑就是將勞工推向「極右翼排外道德恐慌」的最佳推手。

一旦到了「危機時刻」爆發，媒體機器以「總動員」的方式建構「民粹主義批判產業」，與其說是護衛「文化多元主義」，不如說是在呼應官方論述，掩飾類似歐盟這樣的帝國權力裝置本身即是「極右派排外道德恐慌」的助產士的事實。

同時，這些「反民粹」話語也掩飾了歐盟在製造「移民問題」上的官僚作為與「民主赤字」——因為事實的確是：這些經過歐盟的官僚決策而推行的對市場與企業友好的政策，並沒有經過歐洲人民的民主審議和決策。每一個「民粹主義」的指控，不僅暗示了勞動階級沒有能力和德性成為「歐洲公民」，也證實了這個「後現代資本帝國」甚至不需要「資產階級民主」的外衣。

每一個「反民粹」話語，都在自身的言說行為中，複製著將少數族群投射為嫉恨對象的操作，暗地對勞工階級發出「極右派排外道德恐慌」的呼喚。如此，在教條化的「文化多元主義」與「極右翼排外主義」之間，就構成了一種微妙的共生關係，一種難以解構的相互補充關係。

也正是如此，每一個「反民粹」的話語，就也無形中成為支持歐盟層次的「官僚權威主義」的戰友，一種使得「移民問題」——其背後的實質，乃是社會不平等的問題——去政治化的權力工具。關於這種「反民粹」話語與官僚權威主義之間隱秘的共謀關係，關於這種「反民粹」話語的去民主化動向，在台灣，難道不是我們早已經熟悉的故事(文章轉載自曾昭明臉書)

※作者為天朝主義批判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