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階段，美國對中國的認識撕裂為政治與經濟兩個層面，對中國經濟的分析則有風投行業與智庫兩大類，風投行業分析短期，目前悲觀，例如9月4日，彭博社發表一篇《對沖基金減持嚴重依賴中國的美國公司股票》，其中引述高盛集團編制的資料，美國對沖基金正在減持在業務上嚴重依賴中國的美國公司的股票。儘管作者強調，對沖基金迅速撤退與對中國經濟的長期預測無關，更多地是出於對北京全面監管打壓的擔憂，但讀者與轉述者都誇大為中國經濟前景晦暗，完全忽視了美國拜登政府正在努力效仿「中國模式」，對美國經濟結構與中美經濟有全域性影響的白宮政策，卻顯示出強烈的「抄中國作業」的傾向。

政府投資：根本之抄

在政府投資基礎設施及干預經濟上，拜登政府一直在抄中國作業，這一點我在《拜登美式大躍進有個「攔路虎」》（大紀元，2021年4月3日）一文中，指出拜登政府公佈的總4.3萬億（含長達8年的2.3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計畫及一項總額2萬億的刺激經濟計畫）是在「抄中國作業」。但當時美國媒體與經濟界主要在考慮負債規模，4個多月過去，拜登的產業政策與方向日漸明晰，《華爾街日報》（WSJ）終於發現拜登政府在抄中國作業，從7月份開始，連發數篇文章，都是分析美國正在學習中國模式，尤其是中國政府的產業政策及資金扶持方式。

在9月6日那篇《中國產業規劃升級，引發美國擔憂》的文章中，要點是談中美兩國輪流抄對方作業：

中國的中央計劃經濟曾經和前蘇聯一樣重視農業和工業生產目標，如今中國政府仍在進行五年規劃，但將資源傾斜到了具有工業應用前景的基礎科學研究上。在美國放棄對基礎科學的資源投入之時，中國在許多領域採用美國過去的做法，迎頭趕上，正向人工智慧和機器人等曾經由美國主導的領域進軍——這是中國在抄美國作業。

拜登政府感到危機，現在又抄中國作業，比如動用政府資金來鞏固在半導體生產方面的競爭力。該文引用拜登6月發出的感歎，「幾十年的忽視和不投資，讓我們處於競爭劣勢，全球許多國家，例如中國，已將資金和注意力投入到新技術和新產業中，讓我們面臨被甩在後面的切實風險。」

在WSJ的專欄文章《美國能從中國的產業政策成敗中學到什麼？》（2021年7月27日）中，作者承認拜登政府在基礎設施巨額投資與半導體產業等加大政府投資這些政策，都是在「抄中國作業」，但仍然給予高度肯定：「無論美國政府決定如何直接支持特定產業，做好基本工作不會有什麼壞處，而且從長遠來看，這可能關係重大。」

中國產業補貼政策：昔日缺陷，今天抄作業的重點

中國希望由製造業挑起經濟大樑，而非互聯網與各種相關的服務業，我在《中國行業整頓的即期目標：脫虛向實》（大紀元，2021年8月13日）說的「脫虛向實」的轉化。這一點讓西方各國感到危機。《華爾街日報》在《西方政府重返產業補貼老路，以抗衡中國》（2021年8月3日）一文中，開宗明義就指明一點：「美國及其盟國長期以來一直敦促中國停止以補貼、政府優惠政策等干預措施扶持重點產業。而如今，它們正開始『抄作業』」美國參議院於今年7月投票通過了一項幾乎前所未有的產業補貼法案——《美國創新和競爭法》（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批准撥款520億美元幫助建設新的半導體製造廠，即「晶圓廠」——美國國會通過的幾項法案將把聯邦政府在研發、科學教育和半導體工廠補助方面的支出提高多達2,500億美元。

前風險投資家、曾任維吉尼亞州州長的民主黨參議員Mark Warner是《美國創新和競爭法》的提議者與主要推動者。Warner稱：「中國模式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認為，中國政府確保中國公司而非外資公司成為國內市場的主導者，有效地保證了中國公司在全球市場佔據一大塊市場份額，並稱，很難想像美國或任何正常的、傳統的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體的公司如何才能與這種不可抗拒的強大力量競爭並取勝。與此同時，白宮提出了一系列工具，以促進被認為對供應鏈至關重要的四個行業的國內生產，即半導體、電池、特殊礦物和製藥原料。

其他一些發達國家也已推出類似做法。歐盟致力於將其在全球半導體製造能力中的占比增加近一倍，達到20%。韓國批准了規模可高達650億美元的半導體產業支持舉措；日本則承諾對半導體產業進行堪與其他國家的力度相匹敵的扶持，同時計畫把日本變成一個亞洲資料中心樞紐。

比較有意思的是：國有企業過去一直被視為中國模式的缺陷，上述《華爾街日報》的文章卻發現優點，一是政府擁有工業企業的產權：「西方政府不願意擁有工業企業的所有權，而這樣做對中國產業政策極為重要。根據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的研究，中國不僅許多大型企業是國有的，而且中國各級政府還建立了1,741只產業引導基金（實際上是政府支持的私募股權基金），計畫部署1.6萬億美元。」

二是政府容忍虧損與低效：「雖然經常缺乏協調、重複重疊，但此類所有權能夠賦予中國有關部門對公司決策的巨大影響力，模糊公私所有權之間的界限。政府投資者容忍虧損的時間也遠比西方股東更長。」

國有企業因其投入高產出低的低效運轉，一直被西方經濟學界及改革後的中國經濟學家痛詬。2001年，美國主導的WTO吸收中國作為成員國時，國營企業比例過高、政府干預經濟（例如產業補貼），都是WTO責成中國必須改革的缺陷，中國承諾做相應改革並由世行專家組赴中國考察合規後才允許中國加入。如今20年過去，昔日的缺點成了美國要學習的優點，這一事實夠諷刺。

中國模式更多是政治內涵

何謂中國模式？其核心就是鄧小平為中國改革設定的總目標：專制政體（政府配置資源）+行政管控下的市場經濟，簡言之，就是行政管控下的不完全競爭市場經濟。西方政治學家認為它是一種「獨裁現代化」（authoritarian modernization）或「合法化威權」（legitimizing authoritarianism）。

率先肯定中國模式的人是美國高盛公司資深顧問約書亞·庫珀。2004年，他在英國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發表了一篇調查論文，《北京共識》（The Beijing Consensus），指出中國通過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摸索出一個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他把這一模式稱之為「北京共識」，並給予高度肯定，「北京共識」具有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驗（如設立經濟特區），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如處理臺灣問題）以及循序漸進（如「摸著石頭過河」）、積聚能量和具有不對稱力量的工具（如積累巨額美元外匯儲備）等特點。它不僅關注經濟發展，同樣注重社會變化，也涉及政治、生活品質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諸多方面，體現了一種尋求公正與高品質增長的發展思路。在約書亞·庫珀看來，建立在「北京共識」基礎上的中國經驗具有普世價值，不少可供其他發展中國家參考，可算是一些落後國家如何尋求經濟增長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當時《北京共識》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但西方社會覺得與發達國家無關，最多可能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學習模本。國內的新左派學者崔之元等人撰寫專著，認為「北京共識」將取代「華盛頓共識」，國內學者均認為是取媚北京當局之作，北京高層更多將這當作宣傳品而非努力目標。當時，無人能夠料到，不到20年光景，美國會有個拜登政府會抄中國作業，學習中國模式。

但是，「中國模式」本身就是「專制政治+行政管控下的市場經濟」，有極強的政治內涵，政府在控制資源配置的過程中，會不斷從各方面加強社會控制，其結果是導致美國政治向中國模式的政治控制趨同，這種擔憂並非杞人憂天，而是必將出現的政治趨勢。（本文經作者授權刊出，原出處）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