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於政治低氣壓的香港，無力感日積月累，本地政評論述買少見少，自是意料之中。

過往多有人談及英式管治傳統，妥善處理政社關係、建立地區及公共行政體制，藉此奠定「東方之珠」賴以成功之根基。取其梗概，可借用《聖經》的話：智慧建造房屋，鑿成七根柱子 — 自由開放、恪守法治、尊重民意、保障民權、兼收並容的領導層、負責任的政府、施政奉行「積極不干預」，致使港人有限度民主擁有極大自由，在維持政治穩定、經濟榮景底下得享安居樂業。

踏入1980年代，香港前途問題迫在眉睫，鄧小平設計「一國兩制」應對主權易手後之制度銜接，起初似無大幅更動，然而各種水土不服引爆的政治危機，諸如西環治港與特局政府內部政爭、破壞司法獨立的人大釋法、掀起大型示威抗爭的《基本法》廿三條立法等，令中共在管治初期吃盡苦頭。

無論西環呈報的港情，抑或直接上達北京聖聽的耳目，無不將港人逆反心理歸咎於「懷英戀殖」、民心未回歸，企圖以大中華愛國情懷曉以大義，時而夾雜威迫利誘，遇上巨大政治紛爭則暫且擱置，在不動搖主權與地區位格的前提保留些許彈性，故在追求經濟發展、走向國際為首要任務的江、胡時代，港中關係大體相安無事，令港人迷於民意小勝，甚或產生「公民社會」足以對抗威權之幻覺。

但當習近平自2014年「雨傘革命」逐漸認清港人不臣之心的本質，實建基於制度薰陶形成的政治社群，導致昔日民主拒共、反中的層次，躍升至完全否定中國主權的港獨思潮與行動，終堅定他展現權力意志的決心。

中共之憂患意識，從來不在關顧生民之幸福，而是體現於維護政權合法性與穩定，是以政治鎮壓往往不惜代價，故不能以過時的「底線思維」評估其作為。

「黨人治港」的濫觴

時間回溯到6月中，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趁建黨百週年之機，宣示對港管治踏入「新常態」：破天荒於香港將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之創想與成就掛勾，同時向1960年代文革其間策畫「六七暴動」、1989年血腥鎮壓國內民主訴求的「六四慘案」掀起的恐共甚至仇共情結，劃上句號 — 警告港人黨國誠為一體，政治層面的羈縻綏靖已經過去，臣民必須全心全靈服從這片土地的新主，依循黨國主旋律正確認識中共。

話音剛落，中共在港活動由昔日因政治禁忌而低調統戰，既無正式的黨工委(與屬國務院的中聯辦藉「一個機構兩塊牌子」掩耳盜鈴)，亦無公開活動的地下共產黨員，浮上水面的風聲甚囂塵上。加上中共親自操刀的政治改造：選舉制改革(人大化)，參照「公檢法合一」的政法系統授意警務高層入替管治核心，各級議會、公務員以至所有公職人員的宣誓效忠，均呈現強烈黨國化傾向。

離港學者沈旭暉指出，這場大手術的終極目標是管治文化與制度的「奪舍」，從而明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優越，甚至意圖把這種新威權主義模式輸出全球，承東亞「民主退潮論」之餘緒。試循更宏大的治國框架觀之，可察知背後思慮之深邃：

1.毛澤東由奪取政權前的「革命」，到掌權後黨政內部權爭與內政絕對控制，不斷革命論為基礎的階級鬥爭的「繼續革命」，無視政經紛亂的攬權，都是以權力意志驅動。

2.至鄧小平1978年復出後「撥亂反正」，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主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而代之，表面稱「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但實質上告別革命，或可視為鄧小平運用改革開放革了毛澤東路線的命。

3.輪到習近平執政，除了抹平江、胡奠定的功績，不斷重提革命、改革開放2.0等概念，操作上以各式「國進民退」去市場化、從開放國際恢復保守、民生層面去自由化，甚至精神內蘊參照國民政府曾經的「新生活運動」(劣化版)，培育新時代「高大上」愛黨國好青年，不僅要示人以「德兼三皇，功蓋五帝」的虛榮，本質更是革了鄧小平的命，意味更大的政經風暴山雨欲來。

香港黨國化的後果，恐怕不止於製造更多逃離的移民。（湯森路透）

以鎮反對付不臣

以上思維應用於香港，習近平變更「一國兩制」，是在意識形態(包括族群意識、身份和政治認同)無從融合的基礎上，增強內政鉗制，黨務機構往後不再止於「指點江山」，而是通過《港區國安法》取得生殺予奪的權柄。形象化來說，中共的國安公署是頭腦，主理策略、情資分析及偵察，香港的警務處國安處則為肌肉，負責實質偵辦，兩者均由表面為聯合國安委員會統整調節，香港自此徹底淪為中共的禁臠。

故此在政府機關以外，同時用「鎮壓反革命」方式取締民間取向各異的結社，就成了必要之舉。無論是統籌大型遊行的民陣，聲援中國民運及維權人士的支聯會，聚焦中小學教育政策及教師權益的教協，關注囚權及物資供給的石牆花，經由黨媒或親中人士點名抨擊、港警及國安捕風捉影式調查後，紛紛土崩瓦解；各大學的學生自治會社、大律師公會、職工盟、記者協會等亦在這波鎮反風潮底下，人人自危 — 但凡有礙黨國管治的，一律視同反中亂港甚至潛在的港獨機構，務必截斷其人脈、金流與海外奧援。

國際社會除了關注和譴責以外，僅止於開放接納移民及政治庇護，缺乏強而有力的制裁；那邊廂的中共政權，無視移民潮構成的資金與人才外流的壓力，沿用高壓手段制約香港社會。因為在習氏為首的鷹派心目中，所有政治鬥爭均屬權威之爭奪，有權能之行使，方可立威治眾。

香港黨國化下一步？

誠如中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所言，「國家安全等同共產黨安全」，所以論述外國干預、「顏色革命」證成中共考慮國家安全的決斷，全屬妄言。是以中國國務院2014年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強調對港擁有「全面管治權」，深層恐懼乃基於港人日益高漲的「不臣之心」，致令「高度自治」演變成脫離國家主權的「完全自治」(獨立政治實體)，或可與國家主權分庭抗禮的「充分自治」。

下一步的走向，仍不離「一國一制」的黨國化軌跡，但大概許多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自中共建國初期黨政不分，到1980年代鄧小平銳意推進黨政分離，以至2013年習李新政初期，仍倡議「簡政放權」，試圖解決黨務、行政機關互相傾軋，權責不清的積弊。不過到了2018年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明言「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善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的制度，加強黨對各領域各方面工作領導，確保黨的領導全覆蓋，確保黨的領導更加堅強有力」，黨政關係重新倒退回融合之路。

可見將來，香港或會正式設立機關黨部，因應不同行政職能設置若干相應辦公室，繼而把職能相近的行政部門併入黨機關，或至少實行黨政合署辦公，屆時行政部門僅對外保留頭銜職稱，但是原機構、職能、編制皆不復存在。如若避免大幅更動行政架構，可乾脆於行政部門內成立黨委、黨組，由中央行指導之責。

最有可能先行試驗的，正是現時「有機結合」的國安系統。

黨國欲深入香港管治肌理，所謂權力監督與制約必不可少。針對行政權力運行，未來或不止於以法律責任(行政法、刑事或民事法等)約束，更會以黨紀或政紀處分約束，揹負沉重的政治責任，中共也進而取得強力的政爭工具，在絕對控制下整肅「逆意的自己人」。

歷史最詭異之處，客觀而言在於舊體制力量倒下，反而斷絕大中華陣營之退路。毫無死角的控制和清算，無論現時被逼迫參選當花瓶「完善選舉制度」的民主黨，抑或業已倒下的支聯會、教協等組織，過往均傾向大中華主義，信奉「民主回歸」、中國有民主香港有民主的「民主同步論」。習氏卻因權力焦慮而在香港急遽加速威權化，把對中國稍微存有好感的懷想一一扼殺，後果恐怕不止於製造更多逃離的移民，更多敢怒不敢言的「順民」，還有認真渴望走向獨立的「不臣之民」，而已。

※作者為香港人／網媒記者兼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