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主席本來只是藍營內部傳統的宮廷鬥爭大戲，但由於張亞中採取堅壁清野的策略，手握的政治機關槍似乎不分青紅皂白，從內到外進行無差異的掃射，這種攪局甚至毀滅性的選舉方式雖然為他迎來有史以來的高聲量，但也讓不少人擔心他選上主席之時，將是國民黨分裂與台灣民主黑暗之日。

在他眼中，千錯萬錯都是民進黨、李登輝或是美國的錯，完全無視國際潮流、中國政情與台灣民主的轉變，一心只想把當下的政治時鐘「撥亂反正」，重返國民黨在兩蔣時期的「那個美好年代」；或者刻意跳過蔣經國的本土化路線、洗掉李登輝台灣中心的思想，甚至想要抹去野百合學運、政黨輪替、太陽花學運所建構的公民社會與憲政主義的精神，直接銜接習近平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甚至那威權體制取代民主政體，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吃掉中華民國也在所不惜！

這根本就是當代的保皇與政治復辟思想，一廂情願的人格特質，不禁令人想起康有為這個一介狂生。因為康的個性桀驁不群、自視甚高、木訥乖張卻又固執保守，直白說就是書生誤國的典型。

康有為當然有其學術造詣，作為今文經學權威在其所著《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中，稱東漢以來古文經學，多出自劉歆偽造，是新莽一朝之學，非孔子之經。不過他的學術成就似乎很難與政治參與劃上等號，在戊戌變法前，康有為唯一的政治運動就是自吹自擂的「公車上書」，他雖然高舉反對簽署馬關條約為號召，動員數千秀才舉人連署，實際人數不滿百人，由此即可看出康有為自我貼金的本事。

相形之下，張亞中貴為台大政治系教授，自然有其學術研究上的專業，還曾經通過外交特考外派歐洲任公職，就這些條件看來其國際觀理應在康有為之上才是。

有趣的是，張亞中早期參與的政治運動要不是旗幟鮮明，再不然就是頗為邊緣，知名度與群眾魅力其實十分有限，雖然近年國民黨大小選戰無役不與而且屢敗屢戰，他始終都只是個遊走紅統學者，未曾涉入權力的核心，直到洪秀柱擔任主席時，讓張擔任孫文學校校長，並讓他操刀有關和平政綱、一中同表與國共論壇的論述，才讓張亞中開始成為局內人。

另外一方面，康張兩人某種程度之上都是自以為是的迂儒，套用中共的統戰術語來說，都屬於左傾冒險主義或是空想主義。說的口沫橫飛，但是不具備執行的條件，把自己捧成救世主，卻欠缺政治家的高度與胸襟。

康有為沒有袁世凱的鬥爭技巧，因此才會在榮祿面前揚言「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就可以變了」，顯見他對權力現實認識異常膚淺；他沒有革命黨容人雅量與胸襟，所以才會令孫文行拜師禮（雖然孫文的胸襟也比不上黃克強或宋教仁），並阻擾立憲派與同盟會的合作；他沒有自己學生梁啟超的智慧與視野，因此屢屢鄙視共和的時代潮流，甚至力主清廷復辟。最後害了光緒，誤了六君子，自己烙跑在海外靠假的衣帶詔斂財。

張亞中同樣不遑多讓，他認為兩岸關係就是國共內戰的延續，因此只要簽署和平協議萬事迎刃而解；他沒有任何政治資歷，搞不清楚黨機器的運作、選戰的策略、黨團在立院的角色，甚至公共論述，滿口煽動詞彙對於深藍群眾看似有情緒勒索效應，但仔細檢視其實空無一物；他手中也有類似康有為的衣帶詔，通關密語就是兩岸統一追求和平，以為如法炮製疫苗就能源源不絕，全球僑社就會紛紛慷慨解囊，豈不知口袋中就只有塗改過的本票！

更重要的是，康滿口新思想，內心卻是十足封建保守的衛道迂腐意識，其弟子在為他作傳時批評的十分傳神：

「先生曰戒殺，而日食肉；亦稱一夫一妻之公，而以無子立妾；曰男女平等，而家人未行獨立；曰人類平等，而好役婢；極好西學西器，而禮俗、器物、語言、議文，皆堅守中國；極美民主政體，而專行君主；注意世界大同，而專事中國，凡此皆若甚相反者。」

可惜民主時代當下，康有為這類人在台灣政壇無所不在且有其生存之道，拜國民黨特殊的黨員結構，張亞中猶如戊戌變法前夕捲起千堆雪，但不了解時代潮流與民心向背的人，最後就是書生誤國最後被歷史給遺棄，最後留下罵名與訕笑聲。

※作者為台灣韜略策進學會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