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成功地建造了一個與世隔絕的網際網路，受其嚴密控制，井然有序，而且不容一絲異議。

 

                     詹姆斯·格里菲斯

農夫與蛇的故事：誰幫助中國成為網路大國？

一九八七年九月，德國西門子公司將最先進的大型電腦主機運到北京，中國購買這台昂貴的機器得到了世界銀行條件優厚的貸款——世界銀行認為，幫助中國落後的科技實現現代化是其當務之急。

西德商人維爾納·措恩（Werner Zorn）是此事的主要推手。他不眠不休地工作，從不得販售電腦給共產集團國家的冷戰禁令中尋找漏洞，以便將這台超級電腦出口到中國。

措恩在中國的合作夥伴是王運豐，此人是機械電子工業部下屬的中國兵器工業計算機應用技術研究所的教授——從這個機構的名稱就可看出，中國引入電腦技術，一開始就是軍用，而非民用。

這件買賣是在西德與中國之間進行的，但作為北約成員國的西德，必須得到北約盟主美國的同意。彼時，美國仍延續基辛吉的大三角戰略，即便是最反共的雷根政府，都批准出售若干先進武器給中國，以提升中國對抗蘇聯的戰力，而中國與蘇聯的對抗，又能將蘇聯的相當部分兵力牽制在遠東，從而減弱蘇聯在歐洲咄咄逼人的態勢。所以，美國對此一買賣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四日，王運豐一個字一個字，以德文和英文（當時還沒有辦法輸入漢字）鍵入了一句話：「越過長城，我們可以走向世界。」接著，他意氣風發地寫道：「這第一封電子郵件從中國送入國際科學網路。」他補上自己和措恩以及十一位同事的名字，按下送出鍵。但什麼事都沒有發生——出錯了。這封電子郵件還要再等六天才終於送達，但終歸締造了歷史。美國記者、研究中國網路問題的專家詹姆斯·格里菲斯（James Griffiths）的《牆國誌》一書就從這裡寫起。這本書與其說是一部中國的網路發展史，不如說是一部中共如何控制和利用網路、走向數位極權主義的歷史。

王運豐否定式地使用「長城」這一象徵來表達中國人「越過長城、走向世界」的雄心壯志，絕非偶然。在那個千家萬戶觀看《河殤》的時代，在那個「走向未來」叢書洛陽紙貴的時代，「穿越長城」是中國人共同的心願，即便是王運豐這位在體制內效力的工程師也不例外。然而，如今看來，王運豐的願望實在是過於天真了。

後來的中國，不僅成了網路大國，用習近平的說法，還將成為「網路強國」。但是，中國人並未「越過長城」，反倒在網路上修築起一道比長城還堅固、還厚實的「大防火牆」，把諸如臉書、推特、谷歌、維基百科等西方的社交網站和資訊網站隔離在國境之外（這些西方網路巨頭，都曾幫助中國走進網路時代，試圖在中國龐大的市場中分一杯羹，結果全都鎩羽而歸），也把所有批評中共政權的聲音全都剔除地一乾二淨。這個善於修牆的國家，在網路上修建了一道比柏林牆牢固千百倍的高牆。網路這一新科技及其帶來的新的生活方式，未能瓦解中共的統治，反而堅固了中共的統治。中共對網路的控制和利用，甚至比對付傳統媒體還要得心應手——雖然作為半文盲的習近平只會伸出一個手指頭來敲打鍵盤。

沒有強國，只有牆國

二零零零年，時任美國總統的柯林頓在一場演講中樂觀地宣稱，網路的發明能夠幫助自由的擴展。他說：「毫無疑問，中國試圖壓制互聯網。祝他們好運。那就像把果凍釘在牆上一樣。」他認為，互聯網最終會把中國推向民主。一個國家怎麼可能控制如此自由流動的東西，同時還指望保持科技的活力？肯定是要付出點什麼的。然而，他錯了，而且錯得一塌糊塗。他的關於果凍的比喻太過輕率——中國共產黨不僅將果凍釘在國內的牆上，還充滿挑釁意味地釘在西方的牆上。

網路剛剛在中國出現時，中國的民主人士也像柯林頓那樣樂觀，認為網路會加速中共的垮臺。劉曉波在一篇文章中生動地描寫了網路出現前後他個人寫作生涯的重大變化：在沒有網路的時代，他為西方媒體寫稿，只能寫完後騎自行車到外國記者的公寓中，用他們的傳真機將文章傳出去，這個過程耗費的時間精力甚至超過寫文章本身。有了網路之後，他不用出家門，只需要在電腦上按一個鍵，就能將文章的電子版發出去。然而，這種樂觀氣氛沒有維持太久，中共的黑手很快伸進虛擬的網路世界，甚至連「網路主權」這種強詞奪理的概念都應運而生。

當中共壓制維吾爾人的反抗時，瞬間就將一百六十六萬平方公里的新疆全部斷網。詹姆斯·格里菲斯寫道：「過去，帝國當局在中國境內施行政策前，會先拿新疆當試驗場，同樣的做法，這個區域現在被用來試驗新的控制政策，這回是無比先進、侵入生活各方面的安全監控，將讓老大哥相形見絀。」書中寫到作為反抗者和作為壓迫者的兩個代表：作為反抗者，性格溫和的大學教授伊利哈木，因為在網上發表批評北京當局的言論，而被判處無期徒刑。二零一九年，伊力哈木榮獲歐盟的沙卡洛夫人權獎。二零二一年，中國邀請歐盟外交官訪問新疆，參觀其精心打造的波坦金村式的樣板屋，歐盟提出會晤在監獄中服刑的伊力哈木是訪問新疆的一個重要先決條件，中國予以拒絕，並譴責說，歐盟「要會見伊力哈木這樣的違法犯罪分子，這是對中國主權的不尊重」。

作為壓迫者的代表，幫助中國政府將伊力哈木及百萬維吾爾人送入監獄和集中營的高科技公司商湯科技，從為中國公安部提供的技術服務中賺翻了。這是一家標榜擁有全球最先進的「智慧監控」和臉部辨識技術的公司。正是在此類公司的幫助下，新疆警察局已安裝一套人工智慧情緒偵測軟體，該系統偵測分析臉部表情及皮膚毛孔細微變化，其目的是在「毫無任何可信證據情況下進行預先判斷」。一位元軟體工程師揭露說：「中國政府將維吾爾族當作各種實驗的測試對象，就像實驗室裡的老鼠一樣。」

網路並未給中國帶來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網路也沒有形成推動中國政治改革的輿論和壓力集團。反之，人們來不及用網路作為反抗的工具，網路成了共產黨奴役民眾的利器。英國《經濟學人》雜誌駐中國記者加蒂·艾普斯坦（Gady Epstein）指出，網路本來應該幫助中國民主化，但是它卻讓這個專制國家加強了控制。中國這個一黨專制的國家雇傭了大批網路員警、網路專家和網路宣傳人員過濾、監控和引導中國網民。中國專制政權不僅在互聯網環境中生存下來，而且還顯示了駕馭新技術為自己服務的技巧，使他們能夠更好地控制社會，並且成為其他壓迫性政權效仿的榜樣。

紐西蘭研究政治與傳播問題的學者安妮-馬裡·布萊迪在《行銷獨裁：當代中國的文宣與思想工作》一書中，有專門的章節討論中共如何使用各種手段對中國民眾進行政治宣傳，全面控制包括網際網路在內的所有傳播媒體，以專職人員篩去不利自己的新聞，美化中國的經濟成長，醜化美國和西方人民的生活，主導輿論，轉移話題，運用網路評論員即時駁斥「反動言論」，作全體人民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又提供大眾喜好的電玩遊戲和娛樂新聞，使得網際網路成為中國人的「虛擬的心靈監獄」，被催眠的中國人逐漸認為是共產黨賜予他們幸福生活，他們可以「娛樂至死」。

如果「中國夢」成為「世界夢」，世界將變得怎樣？

中國是一個山寨大國，在網路世界更是花樣翻新。西方的每一個熱門網站，在中國都有一個替代品——中國人驕傲地宣稱，他們不再需要跟國際接軌，中國自成一個網路世界。詹姆斯·格里菲斯形容說：「本來它是一座被牆圍住的花園，有許多梯子往外伸，如今逐漸變成越來越無從穿透的鐵桶。」

如果說網路是一個戰場，中共很快從防守轉向進攻，中共將果凍釘在西方的城門上，當做宣戰品。中共從來不滿足於奴役本國民眾，還想恢復世界帝國的地位，乃至最終取代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

習近平還是王儲的時候，就在訪問南美途中對西方罵罵咧咧，說既然中國不再「輸出革命」，西方也就沒有權利對中國說三道四。是的，中國確實不再像毛時代那樣四處煽風點火、顛覆他國政權，但如今的中國除了輸出鋪天蓋地的廉價商品（包括毒餃子、毒包子、毒奶粉、毒玩具以及中國武漢病毒）之外，還免費輸出其精準、嫻熟的網絡控制術，幫助其難兄難弟維持獨裁統治，並以此贏得更多的盟友——哪一個獨裁者不需要此種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九陰真經》呢？

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全然顛倒了：過去，是蘇俄出錢、出武器、出顧問幫助中共奪取政權，蘇俄是中國的老大哥，中國向蘇俄「一邊倒」，毛澤東唯一一次出國訪問時到莫斯科朝聖，在中國宛如皇帝般目空一切的毛澤東，在史達林面前畢恭畢敬、耳提面命；如今，是中國幫助俄羅斯建立防火長城、打擊來自西方的「前所未有的資訊壓力」。普丁的前顧問、俄國政治學者謝爾蓋·卡拉加諾夫（Sergey Karaganov）認為，一場新冷戰已經開打，上一次的冷戰俄國失敗了，但這一次俄國有可能贏，因為「中國現在是在我們這邊，是一個巨大的戰略資源，它利用了西方的大部分軍事和政治力量」。

中國的網路控制術還傳播到很多非民主自由的國家。本書中有專門章節描寫中國如何幫助在烏幹達掌權三十多年的獨裁者穆塞維尼控制網路。該國的通訊設施都是中國公司華為等幫助建設的，中國同時協助該國的秘密員警過濾和審查網路，坐實了人們對北京涉入非洲事務最深切的恐懼。該國的異議人士尼齊指出：「穆塞維尼選擇照搬中國施行的一些最惡劣的政策，實在不要臉。……這塊大陸的政府正從中國輸入一種事物，而其人民至不樂見：一種作風高壓的威權主義，控制滴水不漏的文化。」顯然，這是一種更可怕的新殖民主義。中國聲稱它在近代史上深受西方殖民主義之苦，如今它卻忘記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祖訓，發展出一套用「一帶一路」包裝的劣質殖民主義。

中國向一個個國家逐一傳授其以網路控制為核心的統治術（中國模式），還企圖將若干國際組織導向「中國化」。中國同俄羅斯等國結盟，在如何管理互聯網問題上，形成了一個在全球對抗西方民主國家的同盟。中國的外交代表對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下功夫，一點一滴削弱支撐全球網際網路、讓網路保持自由的規範和規則。為中國宣傳的人士，黑手已經伸進好萊塢和國際媒體，以便控制並壓下對中國的所有批評。

本書中描寫了《大參考》創辦人李洪寬以及翻牆軟件自由門在這場網路之戰的節節敗退——個人或小型公司的力量難以抵抗中國以舉國之力的壓制；中共挾經濟和技術的雷霆之力攻城掠地、所向無敵——異議分子和批評者走到哪裡，中國政府贊助的駭客騷擾就跟到天涯海角，破壞掉削弱防火長城的嘗試。二零零八年的北京奧運會上，中國提出「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可怕的口號，一旦「中國夢」成為「世界夢」，世界即跌入萬劫不復之地獄。

不知何為羞恥的矽谷巨頭，是發大財，還是自套絞索？

中國從網路科技的後來者一步步發展到今天的「超級牆國」，當然離不開西方高科技巨頭們的支援。這些西方高科技公司，心甘情願地成為中共釘在牆上的果凍——柯林頓等政客也是如此，他多年來遊走於太平洋兩岸，攫取巨額遊說經費，既然可以發大財，當果凍又何妨？

美國和西方的跨國公司認為，他們進入中國是雪中送炭；然而，對於熱愛自由的中國民眾來說，他們的所作所為是助紂為虐。

其中，最具典型性的是由雅虎-師濤案——雅虎將其用戶師濤的資料提供給中國國安部，正是這些資料（師濤用雅虎信箱給海外媒體發送了一系列批評中國政府的文章），導致師濤被判處十年重刑。劉曉波嚴厲批評雅虎的做法，並且呼籲全球用戶抵制，「見利忘義者未必就能收穫豐厚的回報，更有可能是義利兩空」。果然，十多年後，雅虎黯然收攤，固然不是用戶抵制的結果，卻也符合佛教的因果報應觀念。

美國國會議員、納粹集中營倖存者蘭托斯將雅虎總裁楊致遠傳召到國會，厲聲譴責這家公司是「資本上的巨人，道德上的侏儒」。當時正在美國做訪問學者的我，在電視上看到楊致遠在現場向就坐在他後面一排的師濤的母親鞠躬道歉的場景——那是少有的正義得以彰顯的時刻。另一個相似的時刻是作為蘇聯難民之子的谷歌高管布林，為了信守谷歌「不作惡」的座右銘，毅然關閉谷歌中國、退出中國。耐人尋味的是，兩位難民之子從自身的切膚之痛中得出不能向極權主義低頭的結論，而這樣的結論並未成為西方主流社會的常識。

更多時候是「黑暗之心」佔據上風。《牆國誌》中記載了另一場美國國會聽證會，網路巨頭們與國會議員們火花四濺的對話。蘭托斯譴責這些公司如同當年與納粹合作的德國公司西門子或美國IBM公司，他們打著「尊重當地法律的幌子」，卻淪為中國政府的僕從，運用其先進科技幫助中國政府實現審查並迫害異議人士，並當面質問他們說：「你們覺得羞愧嗎？」

谷歌的代表回答說：「我不羞愧，我也不會引以為榮，我覺得你的問題不公平，我們在造福敝公司的中國用戶。」微軟的代表回答說：「我不熟悉那段歷史。」他進而自我辯護說：「如果我們離開中國，中國公民會有所損失。」

然而，同樣是這群人，在北京出席富麗堂皇的公關活動時，卻拿出另外一套說法，低三下四且卑躬屈膝：「我們踏進一個國家，業務才剛起步，就對別人怎麼經營那個國家說三道四，我認為是自大的行徑。」他們搖身一變，背誦起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發言稿來，如此誠懇、如此流暢、如此理直氣壯。列寧說過，資本家會把絞索賣給絞死他們的無產階級。不知何為羞恥的矽谷巨頭們，就是這樣的資本家。

中共的防火牆影響的不僅僅是牆內十三億中國民眾的日常生活，更影響到牆外所有人的命運。中國的微信成功地將數千萬海外華人的精神生活拉回不自由的牆內，就連對中共暴政深惡痛絕的流亡藏人都不由自主地使用這一在中共嚴密監控之下的社交媒體——我在海外極少遇到像我這樣從來沒有使用過微信的海外華人。中國的抖音居然成為西方青少年每天都離不開的社交媒體，人們長期浸淫在那些弱智化的短視頻中，最終淪為喪失自由意志的、被野獸吞噬的羔羊。自由正在喪失，危險正在降臨。詹姆斯·格里菲斯如此警告說：「北京對香港、台灣和其他地方的批評者，以資訊戰大動干戈，中文讀者不憚身處資訊戰的前線，也為中國的審查制度付出代價，即使他們是在防火長城外持續度日。我希望這本書能幫助所有讀者，瞭解這套體系是怎麼建立的；以及，如果要在網際網路還稱得上自由開放的地方，保護給它的自由與開放，我們還能做什麼。」期盼每一個使用網際網路的人，都能挺身而出，為自由而戰。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