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透過帝國與奴隸制來到拉丁美洲，卻透過自由主義在拉丁美洲繁衍和興盛。

拉丁美洲的自由主義是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古典政治自由主義──一八二○年代拉丁美洲獨立運動的理想，就像之前美國、法國和海地革命的理想一樣──與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和戴維．里卡多（David Ricardo）的經濟自由主義交織在一塊，根據一個國家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的地位，決定了一個國家的健康和財富。結果產生了一種以市場為基礎的國家進步願景，以適應在實踐獨立中將會遭遇到的難題，在薩爾瓦多這樣的小型商業「死水」中，這將是一個格外複雜的問題。

寄希望於咖啡

一八二一年，脫離西班牙獲得獨立後不到一年，薩爾瓦多的菁英們便提出經濟獨立的可行性，於是決定向美國申請建國。即便美國政府在饑渴和深遠的領土擴張過程中曾經討論過這個提案，該項紀錄也早已不復見。薩爾瓦多自由主義者不顧英國及其富裕的鄰國瓜地馬拉的野心，如同該地區的其他國家一樣，尋求通過經濟發展來實現國家進步。幾十年來，他們一直在追求可行的出口作物，即「更多希望的果實」，包括可可、香脂、橡膠、小麥、菸草、香草、龍舌蘭和咖啡。

一八四○年，來到薩爾瓦多任教的巴西人安東尼奧．科埃略（Antonio Coelho）買下首都聖薩爾瓦多外圍的一些土地，將他從巴西帶來的咖啡種子種植在這片土地上，並將咖啡種植園命名為「希望」（La Esperanza）。薩爾瓦多的商業性農業以染料為其重心，然而到了十九世紀中葉，由於出現來自亞洲以及來自後來德國實驗室研發的新染料的競爭，薩爾瓦多染料工業的前途堪憂。

儘管如此，咖啡要想取代染料仍遠不容易。與染料相比，咖啡是一種嬌貴的農作物，需要持續的降雨、充足的陽光來抵禦霜凍，還需要大量的勞動力，特別是在早期。即使在最好的條件下，咖啡樹也要經過四到七年的細心栽培才能獲得豐富的收成。最重要的是，儘管薩爾瓦多比起拉丁美洲其他地方更希望通過出口實現經濟發展的自由，尤其是透過咖啡出口，卻碰上土地匱乏這類額外的問題。

需要更多土地

薩爾瓦多的國土面積很小──和麻塞諸塞州差不多大──其中四分之一或更多的可耕地，已經被印第安人和自耕農所掌控，這是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公有土地使用權制度。在許多情況下，土地持有者的身分不明。這種不確定性阻礙了對有風險的商業作物的投資。如果咖啡要改變薩爾瓦多，就必須有人負責接管。薩爾瓦多政府在一八四六年首次支持咖啡的種植，並為種植五千棵以上咖啡樹的種植者提供稅收減免，並免除咖啡種植園工人的兵役。這些早期的激勵措施成效甚微。

然而一八五九年，在赫拉多．巴里奧斯（Gerardo Barrios）總統的領導下，政府開始同意分配土地給那些在種植咖啡的人。巴里奧斯年輕時曾在歐洲旅行，激勵他通過經濟發展「再造」自己的祖國。後來，政府還贈送了數萬株咖啡苗給大地主和農民。由於有了這些補貼，種植咖啡的土地面積穩步增加，薩爾瓦多廣大階層皆開始參與其中：商人、工匠、教師、專業人士、商業農民──周圍的西部高地為中心。一八六○年代初，聖塔安娜及其周邊地區共種植了三百多萬棵咖啡樹，巴里奧斯總統預測，兩年內薩爾瓦多將成為中美洲的咖啡之都。

然而，兩年時間過去，該國許多看似最好的咖啡種植地仍然掌握在印第安人和農民手中，而且儘管不是全部，主要種植的卻是糧食作物。特別是在聖塔安娜火山的山坡上，由於西班牙的征服和殖民，印第安人離開平原，在山坡上定居下來，並種植了大量玉米。這種重疊使那些對咖啡抱持很大希望的人，與那些長期依賴土地生存的人之間發生了衝突。

通過這場衝突，經濟發展問題被重新定義為種族問題。印第安人被貼上了「落後」的標籤，並被指責為造成商業停滯的「惡魔」。其中許多自由主義菁英自稱是歐洲人的後裔，夢想著利用這片土地來生產咖啡、金錢和文明。他們預先將未來的所有希望歸功於自己，並以「堅定的手段……斬斷奴役農業的枷鎖。」

咖啡政治從激勵轉向了命令。自由主義政府開始採取更加積極的行動來支持咖啡，並反對「未開墾的肥沃土地」的所有者和占用者。「未開墾的肥沃土地」指的是政府認為這些土地沒有生產能力，無論那裡種植了多少作物。特別針對公有土地所有者，他們似乎「滿足於種植玉米和豆類作物，而這些作物將永遠不會讓這些可憐的人民從悲慘的處境中解脫出來，而是繼續處於與殖民時代同樣悲慘的狀態。」一八七四年以後，火山高地上的印第安人和農民社區被命令建造咖啡苗圃，並通過對狗徵稅來支付這些苗圃的建設費用。自由主義政府「決心打造一個共和國，使每個村莊成為工作、財富和舒適的中心。」沒有理由懷疑自由主義者對於工作普及、財富和舒適願景的誠意，但有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對絕大多數薩爾瓦多人來說，只有工作普及有實現的可能。

印第安人的噩夢

二十年來，薩爾瓦多通過咖啡出口實現經濟發展的希望，是建立在「解放」或是從「落後」的人民手中取得國有土地的「自由化」基礎上──特別是印第安農民──他們似乎「與所有進步和活動無關」，而陷入了自給自足的陷阱之中。

一八七九年，薩爾瓦多政府強制進行了一次土地普查，使問題和契機成為焦點，薩爾瓦多的自由政府開始著手以法律途徑解放過去的土地。首先，將原本屬於公有的土地分給那些在那裡種植咖啡的人，證據顯示許多印第安人願意「付出相當的努力」種植咖啡，以避免失去土地。但這也許並不是自由派菁英們的初衷，因為三年後，也就是一八八二年，薩爾瓦多的公有土地所有權制度被聖塔安娜參議員頒布的一項法令完全廢除了。那些沒有土地所有權的人，被要求向有關當局提供他們曾經耕種過某塊土地的證明，並支付一定的費用，以獲得土地所有權。如果他們無法在六個月內提出證明，這塊土地就會被拍賣。

土地合法化的過程停滯延宕，加上官僚主義的無能、地方的衝突矛盾和露骨的貪腐行徑，使得土地私有化進程持續了數年，甚至數十年。然而，當土地私有化進程完成時，薩爾瓦多四分之一或更多的土地被重新劃分，土地從公有變為私有。土地使用權長期以來一直是一項社會權利，現在變成了一種市場商品，出售給最精明的買主。

平等原則只適用於有錢人

隨著這些土地上的變化，新的生活方式出現了。一些失去土地的印第安人和農民收拾行囊並展開遷移，離開咖啡區前往該國的北部和東部地區，在那裡他們設法在邊界土地上恢復自給自足的農業。許多留下來的人，由於他們養活自己的能力受到影響，如果不想被淘汰，便選擇去咖啡種植園工作，在那裡他們得接受「對於農村生活新的和更嚴格的規定。」全職工作者被造冊，以追蹤未能完成工作的人。

一八八二年，一項全國性的命令要求地方官員嚴懲曠職的工人。接下來的一年，聖塔安娜近八百名遭到逮捕的人之中，有四分之一是因為違反工作規定而被捕，而在咖啡種植區外因這種罪行而被捕的情況卻很少。一八八四年所增訂的一項法律，針對擅自占地者，「有效」遏止擁有私有財產的障礙日益形成。一八八八年，隨著西部地區反對私有化的聲浪愈來愈大，政府對咖啡徵收了新的稅收，以擴大農村的警力部署。一八八九年，一支新的騎警部隊成立，主要在咖啡最為盛行的西部地區活動：聖塔安娜火山周圍，以及火山與太平洋沿岸港口之間的地區。

即便如此，薩爾瓦多自由主義者圍繞咖啡建立的新的經濟和社會秩序，仍未完全穩定。土地私有化後，一些印第安人和農民生產者在數十年間仍然保留著自己的土地，即使是在咖啡資源豐富的地區，比如聖塔安娜城外的查爾丘阿帕（Chalchuapa）鎮仍是如此。與此同時，許多失去土地的人並非簡單就放棄土地。在薩爾瓦多土地私有化之後，儘管並未出現大規模的叛亂或改革，但幾乎每通過一項新的自由主義法律，都遭到火山高地的當地人反對。一些被剝奪財產的人放火焚燒咖啡種植園和處理廠，而另一些人據說砍掉了負責撰寫新土地所有權狀的官員的手。然而，此時「出現一支軍隊來對付他們，而且也確實做到了」，不費任何吹灰之力。「印第安人社區無法與軍隊的武器、數量、組織化或機動性相提並論。」歷史學家赫克托．富恩特斯（Hector Lindo Fuentes）寫道，「此外，他們沒有人可以求助。」

土地的私有化、商業的軍事化、對工作和社會生活的嚴格管制，這些法律統稱為「自由主義改革」。儘管這些法律建立在自由主義的基礎之下，然而實際上在之下，卻隱藏了種族主義核心──當然，這市場中機會平等的原則只適用於那些有錢人。

一八八五年，應美國國務院的要求，美國駐聖薩爾瓦多領事，一位名叫莫里斯．杜克（Maurice Duke）的英國人描述了土地私有化後的商業環境：「目前，有絕佳的機會提供給那些願意在土地上投入一點智慧，且擁有商業和清醒頭腦的人；這一類型的人擁有適度的資本，比如說，五萬到一萬五千美元，正是這裡需要的人；同時，其他資本少得多的人也擁有非常大的優勢，能夠從一開始就賺到錢；但那些只是來找工作的人，將會發現他們陷入無可救藥的悲慘境地。」這裡已經擁有足夠的工人，薩爾瓦多需要的是老闆。

作者簡介

奧古斯丁‧塞奇威克（Augustine Sedgewick）

　　哈佛大學博士，在紐約城市大學任教。他對全球飲食，工作和資本主義歷史的研究獲得了美國學術協會理事會，安德魯‧W‧梅隆基金會和哈佛大學的正義、福利與經濟學項目的研究金，並已發表在History of the Present,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Labor。他最初來自緬因州，居住在紐約。

譯者簡介

盧相如

　　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畢業，目前為自由譯者，喜歡閱讀小說。譯作有《最後的外科醫生》、《記憶游離》、《凌空之夢：1974，我在世貿雙塔上走鋼索》、《告訴你有多好吃：我的第一本美食寫作書》、《滾貓不生苔：貓咪教你的人生哲學》、《大草原的奇蹟》等。

※本文擷取自《咖啡帝國：勞動、剝削與資本主義，一部全球貿易下的咖啡上癮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