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國家資本主義實際上擴大並普及了它聲稱「建設社會主義」要解決的不平等，包括城市與鄉村、勞心與勞力，以及工廠與農田之間的不平等。儘管黨用充滿敵意的論調將城市描述為帝國主義和消費主義的象徵，但除了從農村榨取剩餘之外，黨獨厚城市積累及資本配置的無數政策也讓城市居民變得富裕。其中一個例子是四九年後，黨為了特別照顧長期住在城市的居民，不僅運來物資，更將四十萬難民送出上海。這些政策使得農村居民注定只能擁有更少的機會以及更低的生活收入。一九五八年的戶籍政策讓此種情形達到高峰，黨給予城市優惠，因為城市是潛在的工業和資本積累中心。然而此類政策不僅延緩並破壞了城市生產社會關係的轉型，更擴大了城鄉差距。
 

農村是最不「社會主義」的部門

就像早期工業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其他形式，如英國圈地運動或美國蓄奴政策，中國農村的「原始社會主義積累」同樣殘酷無情，對邁向工業資本主義也同樣至關重要。國家祭出各式各樣的策略來積累農村資本。首先是從農作物收成中攫取更大的份額，接著是剝削那些被戶籍制度強迫留在鄉村的低成本勞動力。最後，國家還榨取了環境資源，猖狂而毫不節制。國家資本主義政策在儘可能榨取的同時，也儘可能減少進入地方消費的資本再分配──甚至到了令數百萬農民挨餓的程度。除了少數與社會主義相關但仍屬資本積累的政策，例如改善公衛、實施教育、小規模農村工業化，以及建立促進低成本資本榨取的公社等等，農村堪稱是這個經濟體中最不「社會主義」的部門。正如在蘇聯的情形，中共領導下的中國也把農村地區當成提款機：資本的原初（或「原始」）來源，為主要在城市進行的工業化提供資本。

國家資本主義追求最大化對農業剩餘的控制榨取，但不是將這些剩餘分配給這個資本的原始生產者農民，而是分配給大部分位於城市的資本密集的重工業。這些政策降低了原已低落的農村收入，讓農村面臨勢必更為嚴峻的消費者前景。對剩餘的榨取意味著將收入移出農村，因此國家也試圖剝奪農村居民對非國家剩餘的分配能力。國家大量攫取穀物、蔬菜、棉花和其他農產品，甚至到了讓農民幾乎沒衣服可穿、甚至沒東西可吃的程度。留在農村的糧食較少，就意味農村居民能用來購買腳踏車、手錶和縫紉機的資本較少。如第一章所說，當時農村已將「三大件」視為基本的聘禮，這代表兒子要討個好老婆的可能性也較少。難怪當地人回應中央榨取政策的方式，就是想盡辦法為自己留下更多的剩餘。

戶籍制度把農民困在農村

國家資本主義的概念包含了黨從農民身上榨取的三種資本形式：勞動力、土地及牲畜、工具。這種「原始資本主義積累」始終是學者理解中共發展策略的關鍵面向，因此關於中國如何在五○年代對農業產出（收成）取得更大控制的文獻紀載相當充分。簡言之，五○年代初地主的土地重分配後，國家先是半哄半騙，繼而強迫幾乎所有農村人口進入一系列國家控制逐步擴大（但很少為國有，藉此讓中央政府付出的成本降至最低）的農業機構，這些機構促進資本榨取的極大化，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運動成立的人民公社是其代表。「大躍進」被譽為一座橋樑，可通往共產主義並消除工業資本主義所產生的「三大差別」。戶籍制度擾亂了勞動市場，阻礙了農村居民前往城市尋找更高薪的工作，因而讓農村勞動成本持續維持在較低水準。事實上，戶籍制度創造出一個幾乎是契約制的農村勞動階級，使得國家為城市提供服務的成本降至最低，要不然城市人口原本還會更多。

農村土地所有權和城市的資本所有權類型相似，它們同樣是為國家資本主義積累服務。國有農場大致相當於國有工廠，在國有農場工作的農人也很穩定，包括擁有保證工資。然而就像城市的國有工廠一樣，國有農場只僱用了一小部分的農村勞動力，產出也僅占總收成的一小部分而已。合作農場和公社對應的是城市合作社及公社。也就是說，它們都是國家用來榨取資本的工具，但又被期望在只得到極少或毫無國家支持的情況下生存下去。最後，儘管市場資本主義國家對冷戰時期的普遍印象是「社會主義」國家沒收了所有私人土地和企業，但實際上私人土地（就像其對應的城市私人資本一樣）仍然存在。即使一九五六年國家幾乎徵收了所有土地，黨仍持續爭論允許小範圍私人土地存在是否能增加產量。跟城市裡私營企業持續存在的情況一樣，無論國家政策如何，農村裡仍持續存在著超過官方允許數量的大量私人自有地。在整個毛時代，這類私人或半私人自有地持續存在，不是到毛時代結束時才出現。再一次地，和城市私人資本主義活動一樣，企圖極大化農村榨取的國家政策，也刺激了這些私人活動的出現。

國家政策搾取農村

國家拿得多一點、城市工人吃得多一點，農村居民就吃得少一點、買得少一點。國家消費主義政策壓低農村的收入和配給，僅夠維持生存甚至低於生存所需，亦即壓抑消費主義的第一定義面向（量產商品的流通），因此更別說是透過消費傳達身分認同了。除了一心完成積累的國家，黨的政策也刺激了地方幹部浮報糧食產量，讓國家可以順理成章從農村攫取更多。在制度上，稅收、固定價格以及對壟斷必需品都助長了國家消費主義，因為這些制度讓國家可以額外控制收入，並讓農民幾乎沒錢消費必需品，更別說是消費品。首先，農業稅即是一種明顯的直接榨取，即使規模不大。其次，國家透過讓農產品價格更便宜、工業產品更昂貴的方式（一種被稱為價格剪〔price scissors〕的制度安排）而從中獲利。國家以低廉的價格從農民、接著從合作社／公社手中收購農產品，並以高昂的價格出售工業產品牟取暴利，包括食物、衣服和肥料。第三，國家建立一套向農民出售工業產品的壟斷機制，從而減少競爭。國家禁止過去向農民提供大部分產品的農村手工業的運營，這消除了工業產品（以及農村勞動力挪作他用）的競爭。此外在擴展國家資本主義的時期，如一九五九年，國家還關閉了私人農村市集，這些市集讓農民銷售他們獨立加工的（或偷來的）產品，從而阻止農民積累國家想從他們身上攫取的資本。最後，在第一個五年計畫時期（一九五三至五七年），國家鉅額投資以城市為主的重工業，這也代表了對農業的低度投資。

黨用不同方式分類農村居民，也以不同方式分類一九四九年擁有資本的人群。農村裡數量最多的「資本家」（以及那些國家想從他們身上榨取資本的人）並沒有被貼上「資本家」的標籤，而是被稱為「地主」。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國家改變了對地主的定義。在城市裡，資本家在一九四九年倖存下來，並持續享受某種程度的消費主義；與之相反，國家卻立刻決定向農村的土地擁有者開刀。農村地主不像資本家，他們不一定比其他農民更了解農業，況且他們也不可能帶著自己的資本逃到國外。在一九五○年至五二年的「土地改革」時期，國家拿走了他們的土地，因而消除了「無生產力」的地主對剩餘的控制，也減少了基於土地所有權而非勞動收入所導致的不平等。至於那些擁有土地、在部分土地從事農作並僱用勞動力的人，就被貼上「富農」的標籤。起初黨不直接徵收，而是和他們妥協，原因跟城市資本擁有者妥協一樣─贏得他們在政治上的支持，並利用他們農民的身分和識字的能力，以便日後發展出幹部。

儘管為了振興農村經濟，國家對發揮關鍵作用的土地私人控制權作出了各式各樣的妥協，但大部分都不持久。一九五五至五六年「社會主義高潮」期間，隨著針對城市企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黨也從範圍更廣的人群中攫取土地。幾乎在一夜之間，黨就以強迫形成「集體」（collective）的方式徵收了「中農」的土地。透過「集體」，黨得以迫使土地更多、設備更好的（稍微）富裕農民和其他農民分享。黨的目標是透過土地和工具的分享來加強獎勵勞工，而不是那些有可能從最小形式的資本（多一點的土地、一頭牛、一把堅固的鶴嘴鎬）中獲取額外收入的人。跟其他政策一樣，中共高調宣傳這個先建立「集體」再大規模公社的政策不是為了加強國家的榨取，而是「建設社會主義」的下一階段。黨甚至在五八年的「共產風」期間提出這個想法：人民公社是即將實現的共產主義及「全民所有制」的前導。與工人控制自己勞動成果不同，這個集中資本的政策促進了更大程度的國家榨取，使資本從農村向城市轉移。

作者簡介

葛凱（Karl Gerth）

　　在哈佛大學專研中國消費歷史，師承著名漢學大師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一脈，受孔復禮（Philip Kuhn）與柯偉林（William Kirby）指導，於2000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於南卡羅來納大學與牛津大學，現為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歷史學系教授、Hwei-Chih and Julia Hsiu中國研究基金會首席講座教授。

　　1986年時大學三年級的葛凱首次訪問中國，從此他也踏上了日後三十餘年中國研究的漫漫長路。探討中國消費及資本主義問題的他，致力於建立近代中國消費主義的歷史演進脈絡，亦即「中國消費主義三部曲」。本書為三部曲的最後一部，補足了消費脈絡最後、最不為人知但最為重要的一塊，亦即毛澤東時期的消費文化概念。另外兩部分別為：

　　《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探討二十世紀前半的中國。

　　《中國好，世界就好？一個牛津大學教授對中國消費的25年深度觀察》（As China Goes, So Goes the World: How Chinese Consumers Are Transforming Everything）（高寶出版，2011），探討改革開放後的中國。

譯者簡介

陳雅馨（引言至第三章）

　　臺大社會所畢，清大社會所博士班修業，自由譯者，專譯有《REPLAY重播》、《聖經的教養智慧》、《意識究竟從何而來》、《液態現代性》、《正義與差異政治》、《認識至聖者》等書。

莊勝雄（第四至七章）

　　臺灣屏東縣人，中國文化大學英文系畢業。資深編譯，曾在《台灣時報》、《美國遠東時報》、《聯合報》和《聯合晚報》從事國際新聞與編譯工作，也是資深文字工作者。

　　著有：《突擊摩加迪休》，《我愛鳥．零距離》（太雅出版社）。

　　主要譯作有：《時間萬歲》（天下文化）、《2052：下一個40年的全球生態、經濟與人類生活總預測》（商周）、《裝甲騎兵團之旅》（星光）、合譯《特戰綠扁帽》1、2、3（商周）、《西貢淪陷：美國在越南的最後時刻》（八旗）。

※本文擷取自《消費中國：資本主義的敵人如何成為消費主義的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