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不能強迫電影製片人去喜歡國家製作的電影，更不用說要他們去學習這些影片蘊含的教訓，就如同不能夠說服他們去欣賞蘇聯電影。為了力挽狂瀾，贏得這些觀眾並吸引新觀眾，國內電影直接或間接地借用一些早先在外國電影中被他們指控是資產階級的策略。因此，即使他們還是嘴硬的批評，中國電影仍然為觀眾提供了他們期望在電影裡看到的事物──資產階級的時髦服裝、髮型、住家和辦公室陳設，以及其他城市消費主義的場景。另外諸如鋼筆、手錶、家居擺設和其他奢侈產品，在電影裡扮演著至為關鍵的角色，例如《千萬不要忘記》的皮夾克，以及第三章提到的《護士日記》的多變服裝。還有，被電影消費影響到的不只觀眾，廣告和民眾的廣泛討論讓電影將這股力量傳播得更遠、更廣。

黨想讓觀眾看到犧牲奉獻，觀眾卻看到了時尚消費

儘管做出了努力，但觀眾從這些電影中獲得的訊息往往與國家想要的不同。就像評論家看到了《護士日記》講述自我犧牲和奉獻精神的故事，但也注意到電影的時尚敏銳度，城市觀眾也從中研究電影所提供的時尚和消費技巧，而不是黨認可的訊息（下圖）。

至於鄉下觀眾，他們總是接收到意料之外的訊息，不然就是毫無反應。孟犁野與其他兩名幹部一起去汾陽縣調查新中國電影接受度時發現，以笨拙方式宣傳社會消費價值的中國電影，在農村並不太成功。在那兒，幹部為八百名小學教師和地方幹部播放了四部電影《豐收》、《一場風波》、《夏天的故事》和《水鄉的春天》，並舉辦了兩次「農村電影」座談會，討論以農業生產為主題的電影。得到的回饋絕大部分是負面的：觀眾把這些影片當作「宣傳片」，充斥著「狹隘的主題，無聊的故事和無趣的角色」。在下一個村莊，孟犁野本來打算播放兩部農村電影，但電影放映小隊告訴他，觀眾討厭這種類型的電影，他放了沒人會去看。後來幹部只好放映一部農村電影，另外加映一部戰爭片。到了晚上，一半的觀眾在農村電影放到一半時就離開了，只有一半不到的觀眾留下來觀看戰爭電影。這反映出想要在「社會主義」訊息和大眾喜愛之間找到平衡是很困難的，國家很難在「建設社會主義」論述和獲得多餘勞動力的政策之間找到平衡。

香港電影熱

觀眾對香港電影的反應，也突顯出國家在限制消費主義方面是失敗的。在中國電影院停止放映好萊塢電影後，直到六○年代初期，香港電影一直是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替代選擇，即使在「大躍進」強調生產和反消費主義宣傳的高峰期也是如此。例如一九五九至六二年，上海一共放映了二十九部香港電影，幾乎所有電影票都被搶購一空。相反地，在「大躍進」期間放映的中國電影，像《常青樹》和《鋼城虎將》兩部關於工人克服障礙以增加鋼鐵產量的電影，觀眾人數就少得多；據報導，一家有著一千二百三十個座位的戲院，只賣出了五分之一的票。

香港電影的流行，給國家帶來了幾個問題。香港電影賣出的票，是對硬通貨（強勢貨幣）的浪費，而民眾想要觀看這些電影的欲望顛覆了國家企圖掌控經濟、推動國家資本積累的能力。六○年代初，有傳言說香港新片《美人計》（1961）將很快在上海放映，導致了長達六天的排隊購票人潮，並引發數起鬥毆事件。很快就出現了黑市交易，進一步將消費者的可支配資本都給了非國營企業。更令人震驚的是，這些電影的資產階級內容，反而造成吸引大批觀眾購票的大量需求。根據上海宣傳部和青年團的研究，觀眾發現香港電影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為它們展現了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包括化裝舞會和舞蹈。甚至那些專注於描述窮人生活、更具說教意味的香港電影，也影響了消費者的髮型和服裝品味，導致「香港風格」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直接的攻擊（參閱第六章）。在整個毛時代，城市裡的年輕人都在模仿這些資產階級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只要香港電影中出現新的服裝、髮型或鞋子樣式，很快就可以在上海街頭找到仿冒品。其他人則試著學習英語，期盼有一天能夠前往香港一遊。一位女學徒承認，她從工作場所偷錢，買了十分賣座的香港電影《垃圾千金》（1958）中出現的衣服。在觀眾眼裡，香港和上海電影處於相同地位，這明顯打擊了中國建立社會主義進程的信心，因為這顯示替代方案顯然表現得更好。

香港華人過著更好的生活

的確，黨的內部調查發現，年輕的電影觀眾將他們自己的物質環境與香港電影中描繪的環境進行比較並得出結論，在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下，香港華人過著更好的生活。看過《美人計》之後，一位年輕工人如此總結：「在香港，生活是自由的，有你需要的一切，與這裡不同。我們光是要吃口飯，就必須先拿到糧票。」

最後，香港電影突顯了一點：在消費主義的三個定義面向，國家消費主義政策全部失敗。首先，精明的城市人買票看香港電影（這是一種量產商品）。第二，觀看香港電影意味著看過的觀眾會談論該商品。最後，能夠聽到這些電影的談論內容，成為地位的象徵；通過消費來傳達身分認同，是消費主義的基礎。儘管國家試圖生產國內電影做為替代品，並限制進口影片的風靡程度和影響力，或至少將市場資本主義國家的電影宣傳成是資產階級放縱行為的警世故事，但香港電影的影響力仍不斷傳播。工會、共產主義青年團和工作單位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個人觀眾，成為這些電影票的主要購買者。儘管被警告這類電影在意識形態上是不正確的，宣傳了「小資產階級」價值觀，但這些團體仍持續找機會公開前往觀看。

黨的論述哪有香港電影吸引人！

有時候，當局也會試圖利用香港電影的流行來達到國家資本主義的目的。例如一九五九年，上海市電影局決定發放更多的許可證給香港電影，以增加市政收入，但這種作法引發了人們的狂熱甚至暴力。在大名電影院，人們砸碎了出入口和座位，至少有十個人從屋頂爬進去買票。在淮海電影院，一些人排了六天六夜的隊購買團體票。在文化廣場的售票處，多達三到四千人擠成一團搶票，警察和共青團成員得到廣場維護秩序。面對這些現象，國家一如既往地試圖實施更社會主義式的分配規定。舉例來說，一九六○年上海市電影局就頒布了更大的管制措施。在供給方面，針對內容突出資本主義弊端的香港電影，該局只進行了輕描淡寫的監督，但對於美化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香港電影，則限制它們的發行和票房。在需求方面，該局透過官方媒體（包括在城市公告欄張貼報紙）的文章大肆批評香港電影，這些文章分析並解釋了應如何理解和批評這類電影。

然而在大躍進之後，一九六二年資本主義的制度安排從國家資本主義轉為增加利用市場和私人財富積累，過程中又出現了另一次「香港電影風潮」，不只排隊等候時間更長，還有更糟糕、更為猖狂的黃牛票亂象。警方採取更多鎮壓措施，上海市電影局更實施新規定，禁止人們買票後又在黑市以高價出售電影票的行為。儘管這些行動確實減少了很多消費主義的公共脫序行為，例如排隊和騷亂，但從未完全抑止，因為國家無法減少人民的物質欲望，更不用說將其轉變為某種社會主義的形態了。黨承認政策失敗，並於一九六三年禁止引進香港的劇情片。國家消費主義只是試圖重新定位物質欲望，而不是去消除自我擴張的工業資本主義中造成這些欲望的源頭。對於能夠看到新上映的香港電影，以及接觸其他新商品和服務的城市居民來說，黨的社會主義論述的吸引力，似乎遠遠比不上想去看最新海外影片、獲得最新時尚資訊的強制性衝動。

作者簡介

葛凱（Karl Gerth）

　　在哈佛大學專研中國消費歷史，師承著名漢學大師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一脈，受孔復禮（Philip Kuhn）與柯偉林（William Kirby）指導，於2000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於南卡羅來納大學與牛津大學，現為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歷史學系教授、Hwei-Chih and Julia Hsiu中國研究基金會首席講座教授。

　　1986年時大學三年級的葛凱首次訪問中國，從此他也踏上了日後三十餘年中國研究的漫漫長路。探討中國消費及資本主義問題的他，致力於建立近代中國消費主義的歷史演進脈絡，亦即「中國消費主義三部曲」。本書為三部曲的最後一部，補足了消費脈絡最後、最不為人知但最為重要的一塊，亦即毛澤東時期的消費文化概念。另外兩部分別為：

　　《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探討二十世紀前半的中國。

　　《中國好，世界就好？一個牛津大學教授對中國消費的25年深度觀察》（As China Goes, So Goes the World: How Chinese Consumers Are Transforming Everything）（高寶出版，2011），探討改革開放後的中國。

譯者簡介

陳雅馨（引言至第三章）

　　臺大社會所畢，清大社會所博士班修業，自由譯者，專譯有《REPLAY重播》、《聖經的教養智慧》、《意識究竟從何而來》、《液態現代性》、《正義與差異政治》、《認識至聖者》等書。

莊勝雄（第四至七章）

　　臺灣屏東縣人，中國文化大學英文系畢業。資深編譯，曾在《台灣時報》、《美國遠東時報》、《聯合報》和《聯合晚報》從事國際新聞與編譯工作，也是資深文字工作者。

　　著有：《突擊摩加迪休》，《我愛鳥．零距離》（太雅出版社）。

　　主要譯作有：《時間萬歲》（天下文化）、《2052：下一個40年的全球生態、經濟與人類生活總預測》（商周）、《裝甲騎兵團之旅》（星光）、合譯《特戰綠扁帽》1、2、3（商周）、《西貢淪陷：美國在越南的最後時刻》（八旗）。

※本文擷取自《消費中國：資本主義的敵人如何成為消費主義的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