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首爾｜和平少女像──「她帶著控訴坐在這裡，靜靜凝望。」

乍看之下，我們很難看出這座和平雕像有什麼地方冒犯到日本人。這座青銅雕塑描繪出一名年輕婦女──事實上，只是個年齡稍長的小女孩，雙手緊握並坐在椅子上。她穿著韓國傳統服裝，肩上停著一隻小鳥，象徵著和平與自由。她直視前方，臉上神情冷漠而堅定。在她身旁空出了一個位子：或許是邀請別人坐在旁邊，抑或象徵還有另一個人，一個失蹤的人。

只有當我們知道這名女孩代表何許人時，才會開始了解她為什麼足以激起這般熾烈的情緒。這座雕像描繪的其實是一名「慰安婦」──這是日本對戰爭期間提供日本士兵性服務的妓女的委婉稱呼。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間，數萬名韓國婦女被拐騙成為慰安婦。那時，她們往往被許諾能在遠離家鄉的工廠找份好工作，到頭來卻被綁架並關進妓院，成了性奴隸。日本當局不但沒有處置這種人蛇販賣活動，反倒視若無睹。事實上，根據一些消息來源，日本軍方不僅共謀策劃了此一龐大的性奴役體系，它甚至很可能就是日軍一手包辦建成的。

這座雕像之所以備受爭議，是因為它坐落在位於首爾的日本大使館正對面的人行道上。女孩的臉上或許沒有任何憤怒或受傷的表情，但她的雙眼直直盯著對面的日本外交使團。她緊握的拳頭足以說明一切。韓國人稱它為「和平雕像」，但它的弦外之意顯然非同小可。

韓國的悲慘命運

日本對韓國的剝削在二戰期間達到頂峰，當時的日本政權逐漸深入管控韓國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事物。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間，約有二十萬朝鮮人被征召加入日本皇軍，還有至少一百五十萬人被徵募到日本工廠工作。韓國婦女也被迫替日本人從事各種工作；根據一九四一年的一份公告，所有十四至二十五歲的韓國女性，每年必須犧牲三十天替政府效勞──這個制度看來只會助長統治者對年輕女性恣意妄為。到了戰爭末期，韓國婦女不論年齡長幼全部都被日本人強行徵用，而且時間更長。這些婦女中有部分人根本沒去過工廠，而是被綁架並囚禁在日軍妓院。

不幸地，韓國的困境並未隨著二戰終結而劃下句點。

在那之後的幾年裡，兩個相互對抗的政權被強行運行於韓國，而且兩個政權同樣暴虐，分別由不同的超級強權撐腰。北方是蘇聯扶上台掌權的共黨獨裁者金日成，自此開始了他的金氏王朝。南方則不斷更替著一個個殘酷的軍事獨裁者，統統是美國人拉上台的魁儡，這情況一直持續到一九八○年代。一九五○年，南北韓發生激烈衝突，韓戰隨即爆發，這場戰爭至少讓一百二十萬人送命。儘管戰爭血流成河，但什麼事也沒解決，韓國直到今天仍然是分裂的兩個國家。

後來發生的這些悲劇不能歸咎日本。但就像人們經常說的，如果不是日本一開始征服朝鮮半島，然後又把這個地方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些悲劇根本就不會發生。

沒多久，韓國人就有了其他理由怨恨日本。在一九五○年代、一九六○年代、一九七○年代，當韓國還在新近動盪中掙扎，它的鄰國卻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經濟成長。很快地，日本再次成為該地區無可爭議的強國，這不僅引起極大的嫉妒，也勾起了過去不愉快的記憶。

被外來者控制、強姦和奴役的女性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我們大概可以明白為什麼今天慰安婦的形象注定成為南韓的國家象徵之一。這個被外來者控制、強姦和奴役的女性形象（但她仍然設法維護了自己的尊嚴），完美隱喻著二十世紀韓國人的苦難。這一切都體現在首爾的和平少女像之上。

不過，我思前想後了一會兒。我想，在一九八○年代初，這些事情並未如此顯而易見；事實上，直到一九八○年代末，南韓民眾聽說過「慰安婦」的人都還不多。婦女中很少有人敢說出她們自身的遭遇，因為她們害怕事情曝光後會讓家族蒙羞。同時，南韓官方也不鼓勵她們挺身而出。整件罪行就好像被隱蔽在羞恥的煙霧中。

直到一九八八年，南韓開始走上民主改革的道路之後，這種沉默才被打破。那一年，一個教會團體組織了一場關於性旅遊的學術會議，會上一位名叫尹貞玉的學者發表了她對朝鮮婦女在二戰期間如何遭受凌虐的研究。她的論文大為轟動。在隨後的媒體風暴中，各方要求提供更多資訊的聲浪突然間淹沒了韓國與日本政府。

很遺憾的是，日本一開始的反應是對此事全盤否認。一九九○年，日本政府宣稱慰安婦體系在戰時絕對不是政府或軍方推動，而是私人企業主導。

韓國民族苦難的活見證

隨即，有一位名叫金學順的前慰安婦站出來講述自己的親身經歷，讓日本犯下的罪行一下子變得再真實不過。金學順在一九四一年被一名日本士兵擄走後遭到強姦，當時她十七歲，與父親一同遠赴北平試著找工作。日軍把父女二人逮捕後，分開來關押。接下來的四個月，她被囚禁在一所軍方妓院，後來她和一名韓國客商、也就是後來的丈夫，一起逃了出來。

在接下來一段年月中，亞洲各地有數百名婦女紛紛站出來控訴相似遭遇。她們當中有的像菲律賓的羅莎阿嬤（Filipina Lola Rosa）一樣，因為參與反抗運動而被日軍關進妓院作為懲罰；也有如同珍．奧赫恩（Jan Ruf O’Herne）這樣的荷蘭籍移民後裔，她簡直就像戰利品一般，專供一群日本軍官享用。不過，她們絕大多數都是普通農婦、工廠女工或女學生，她們要不是被士兵綁架，就是被無恥掮客拐騙才離家出走。她們陳述的故事，無一不令人驚駭。設立在首爾的非政府組織「韓國慰安婦問題對策協會」（Korean Council for Women Draftd for Military Sexual Slavery）已蒐集了數十份證詞，裡面的控訴除了多次遭受強姦，更涉及其他極端的人身暴力。中國、印尼和菲律賓的類似組織也蒐集了這類控訴，後來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提出，交由日內瓦國際法學家委員會（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進行調查。

沒過多久，這些示威抗議變成了每星期都舉行的常態活動，群眾們固定在每星期三中午到日本大使館外集結。這些每週一次的示威活動一直持續了超過二十五年──事實上，在我撰寫本文時，這些活動仍在進行中。只要有機會，一群身為「前慰安婦」的老太太就會現身，他們會坐在示威人群的最前面。這些婦女被群眾高喊為韓國民族受難者的活見證，被稱為人民的「祖母」。

他們蓋了一座雕像

和平少女像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被豎起。二○一一年，星期三示威運動的組織者希望紀念即將到來的抗議週年──該年十二月十四日將是他們在日本大使館前舉行的第一千次示威。他們把這項工作託付給一對藝術家夫妻──金曙炅和金運成，請兩人在示威群眾集結現場建造一座紀念碑。起先，大家以為這對夫妻可能會簡單設計一塊石碑，並在上面刻一些文字。當日本政府開始抗議在他們大使館外擺放的不當物品，人們才發現這對藝術家夫妻做出的回應甚至更加尖銳：他們蓋了一座雕像。

這座雕像若是立在別的地點，比方說教堂外、政府大樓或某處軍人妓院舊址，也許它的立意會較為溫和。它可以成為受難者的表徵，或許給予韓國人民一處哀悼場所，追憶困苦的歲月，為過往的不幸遭遇療傷止痛。它原本可能如其雕塑者所說的那樣，有助於推動和平進程。然而，打從一開始，這座雕像就是專為此地（日本大使館前）而建。這麼一來，它就絕不可能簡簡單單被視為受難者的表徵或和平象徵。它更是體現了對日本高度情緒化的抗議。

讓日本永遠不得安寧

日本人認為這不公平。他們說，日方已經多次做出經濟賠償，並一再為二戰前和戰爭期間在韓國犯下的錯誤道歉。這項說詞倒也不可否認。一九九○年代中期，在日本政府協助下，「亞洲婦女基金會」（Asian Women’s Fund）成立，該組織的宗旨在於宣導慰安婦問題，同時以贖罪金補償受害者。大約在同一時間，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多次表達了他的歉意，不僅是在韓國進行國事訪問期間，他也在寫給個別受害者的親筆信中道歉。後續幾任日本首相也採取了同樣作法；就連以右翼民族主義觀點著稱的安倍晉三，也在二○一五年十二月「向所有在成為慰安婦期間，經歷過無法估量的痛苦，遭受無法治癒的身心創傷的女性，表達他最誠摯的歉意與悔恨」。

然而，就像韓國抗議者指出的，這項爭議不能用以偏概全的方式處理。他們表示，日本的道歉再怎麼動聽也都是言不由衷，更何況還經常被日本民族主義分子在媒體上大放厥詞與攻擊性的否認言論所掩蓋。沒錯，慰安婦制度的受害者是收到了亞洲婦女基金會的補償金，但這筆錢應該由日本政府親自支付才對。藉由間接管道發放補償金，只不過又一次顯示日本政府想逃避其法律責任。於是，他們也拒絕了二○一五年日本政府相對直接投注的一筆新基金。

於是，受難反過來成了武器。南韓受難者心中清楚他們占據了道德高地，而持續的抗議活動、甚至可說是永無休止的抗議，是為了確保世人聽到他們控訴的最佳手段。

那些曾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間多次遭到強姦的婦女，永遠無法從自己的歷史中逃脫。他們最大的心願，就是透過少女和平像這樣的紀念碑，讓日本也永遠不得安寧。

齊斯．洛韋（Keith Lowe）

全職作家和歷史學者，曾於曼徹斯特大學攻讀英國文學，也曾擔任十二年的歷史圖書編輯。他被公認為二戰及其後續影響相關歷史的權威，曾任美國公共電視頻道紀錄片《德國大轟炸》（The Bombing of Germany）的主講人及歷史顧問。

洛韋經常在英美的電視廣播上發表洞見，並為《每日電訊報》、《泰唔士報》、《華爾街日報》、西班牙《國家報》與《新蘇黎世報》撰稿。此外，他也曾受邀於歐洲與北美等地以戰後歷史為題講學。著有《火焰地獄》、《二次大戰後的野蠻歐陸》、《恐懼與自由》，皆已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出版。

譯者簡介

丁超

美國麻州大學碩士。美、加地區求學、工作、定居多年。曾任職企管顧問公司，現為自由譯者。譯有《愛的帝國》、《旅館》（以上為八旗文化出版）、《酒的科學》、《辣椒獵人的辛香探險》、《簡明大歷史》、《第二種不可能》等書，著有網路小說《民國童話》。

※本文擷取自《25座二戰紀念碑教我們的事：我們是定義歷史的人，還是歷史的囚徒？》，八旗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