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可以輕易產生共鳴的生命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八個月大的潔西卡．麥克盧爾（Jessica McClure）掉進德州姑媽家後院的一口井裡。救援任務吸引了全國媒體的關注，捐款如潮水般湧來，以幫忙拯救潔西卡及支付她歷經苦難後的醫療費。這些錢大多沒派上用場，後來存入一個信託基金，據信價值近一百萬美元。「嬰兒」潔西卡在二十五歲生日時獲得了那筆錢，如今她三十幾歲，已婚，有兩個孩子。同樣在一九八七年，據估計有一千三百萬名未滿五歲的孩童死亡，其中有多起死亡原本是可以避免的。與潔西卡不同的是，這些孩子幾乎都沒有受到媒體關注，也幾乎沒有人捐錢拯救他們。

潔西卡是一條明確的生命，她正面臨迫在眉睫的死亡。她陷入悲慘的情境，是一個明確的人，有名字與家庭。她面臨的危險以及她的照片，透過電視螢幕傳給了大眾。觀眾可以輕易想像潔西卡獲救後的生活，以及萬一她不幸死亡，家人可能產生的嚴重失落感。觀眾捐錢以拯救小潔西卡，是因為他們有一個崇高的目標，想幫忙拯救這個大家關注的生命，一個他們可以輕易產生共鳴的生命。

引起大眾反應的「確定效應」

相較之下，很少人知道全球數百萬名不幸喪生的兒童的個人細節。媒體不會鋪天蓋地地報導每個孩子的簡短人生、家庭、夢想與痛苦。而且，我們也不知道，如果我們出錢幫助那些身陷危險的孩子，哪個孩子會獲救。那數百萬條人命合起來變成一個統計數據，我們只能討論死亡率及預期的死亡總數。這些數字發表在科學期刊上，由學者及發展組織進行分析，並在國際會議上討論。我們可以用另一種假設情況的結果來進行計算比較，例如，假設那些救援小潔西卡的捐款和信託基金，改為用來幫開發中國家的兒童接種疫苗或改善水供給。潔西卡是一個明確的孩子，不救她的話，她肯定會死。那些救援捐款若是拿去接種疫苗或改善供水的話，可以拯救許多孩子，但大眾不會知道每個孩子的身分。

媒體的關注及隨後湧入的救援捐款，都是為了小潔西卡當下面臨的死亡威脅，而不是為了一群身陷險境、無人知曉的孩子。潔西卡迫在眉睫的死亡威脅是明確的，那也是引起大眾反應的原因，因為人類往往比較重視確定的結果，這個現象稱為「確定效應」（certainty effect）。

大眾對小潔西卡的反應，以及對同年數百萬名喪生孩童的反應，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那對比是一種確認受害者效應，這裡稱為「確認偏誤」（identification bias）。大家通常比較關心集中在某人或某組人身上的風險，而不是分散在一大群人身上的風險。或者，就像德蕾莎修女（Mother Theresa）所說的：「面對大眾，我不會行動；但看到一個人，我就會行動」。

一旦涉及特定個人，就無法討論生命價值

討論統計生命價值的估計值時，經濟學家會強調這些估計值不是指某些特定、明確的生命。當你想從你認識的某人的角度—同事、朋友、父母—重新評估生命價值時，這些經濟估計值就沒有意義了。同樣地，討論我們如何評價健康時，問題一涉及到個人，就無法繼續討論下去。雖然健康經濟學家可以計算一種新抗癌藥的必要治癒率需要達到多少，從成本效益的角度才值得採用，但這種分析與你會花多少錢來維護自己或親人的健康毫無關聯。

確認偏誤是影響我們評價生命的最強大偏誤之一。有無數的例子可以證明，從統計資料轉變成特定個人的生命時，我們看待生命的價值會大幅增加，而且往往會使人採取原本可能不會做的行動。二○一○年，全世界目睹三十三位智利礦工在一次塌方事故中，受困在地下七百米的地方。一場耗資約兩千萬美元的救援行動，成功地把受困在地底兩個多月的所有礦工都救了出來。電視與網路報導使全球數百萬人可以立即得知這次成功救援。救援任務的費用是由採礦公司、智利政府、個人捐助者一起承擔。在受困的六十九天期間，世界各地即使沒有數千名礦工在工作中喪生，至少也有數百名。美國人對其他礦工罹難的事件大多一無所知，其他的罹難礦工幾乎都沒有得到新聞報導，他們的個人故事也沒有人分享。用來拯救他們生命的金錢，可能遠比用來拯救那三十三位智利人的金錢還少。

個人化的悲劇

截至二○一九年十月，敘利亞的內戰已經導致該國一半以上的人口死亡或流離失所。目前有超過五百萬名敘利亞的難民住在鄰國，包括土耳其、黎巴嫩、伊拉克、埃及、約旦。儘管敘利亞難民眾多，而且這場人道危機的範圍很廣，但「敘利亞難民」一詞在許多美國人的腦海中只會浮現一個畫面：三歲的艾蘭．庫迪（Aylan Kurdi）臉朝下趴在土耳其海灘上溺水身亡的照片。8那張照片使美國人對敘利亞內戰及敘利亞難民危機的興趣激增，因為它把那場悲劇個人化了，在統計資料上附加了一個具體的個體人性故事。

募款組織都很了解這種「確認偏誤」。引用捐款能拯救多少人命的統計數據，效果有限。顯示一幅饑餓或哭泣孩子的照片，提供資助那個孩子的機會，甚至讓捐款者有機會直接與他們拯救的孩子交流，往往比只是列出事實與資料更有效果。

同理心

確認偏誤是影響生命評價的一個因素。確認偏誤會影響同理心，亦即我們了解及關切他人感受的能力。同理心可以影響先入之見，影響我們如何看待生命。保羅．布倫（Paul Bloom）在《失控的同理心》（Against Empathy）一書中提到，同理心有時會讓我們更公平地評價生命，但有時也會導致我們不公平地評價生命。

同理心不是靜態值，它會隨著我們的身體、心理、財務、情緒、最近的經驗、關係的變化而改變。同理心是正常人類行為的基礎，也是凝聚社會結構的力量，使社會得以運轉，物種得以生存。在一個家庭中，同理心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由於嬰兒無法照顧自己，對新生兒的同理心是生理上必要的。如果我們沒有興趣或意願去照顧後代，人類這個物種很快就會滅絕。演化取決於基因的傳承，這個牽涉範圍不僅限於直系家屬，而是延及整個大家庭，還會傳播到更大的群體（例如部落），以及那些沒有直接關係，但有相似的文化、種族、宗教、民族、特殊利益、其他特徵的人。同理心可能也視年齡而異，我們可能比較關心年幼者、老邁者或同齡者的感受。

同理心越強，對生命的評價越高

我們對別人的同理心越強，對其生命的評價越高。這種價值可以用我們為了改善他的生活所付出的時間，或我們對他展現的關心來表達；或者，在涉及金錢的情況下，也可以用我們為他的生命賦予的價碼來表達。同理心的相反是冷漠，亦即漠不關心。冷漠的一個後果是，我們覺得沒什麼共鳴的人，生命價值也比較低。這可能包括那些與我們沒有共同的基因、熟悉的連結、文化、種族、宗教、國籍、特殊興趣或其他特徵的人。

公民身分是一種強大的自我認同形式，可大幅影響我們評價人命的方式。在和平時期，同一國的公民身分可能使人關注同胞的生命，也使人低估他國人民的生命，有時導致他國生命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回想一下ACME（第四章那個靠近加拿大邊境的燃煤發電廠），成本效益分析中忽略加拿大人的生命時，將使人面臨更多的風險。

在戰爭期間，大家對生命價值的考量會發生根本的轉變。戰時，士兵殺害敵國的人不再是犯罪。從士兵的國家來看，那是正當殺人，是道德的，而且常被美化。國家、州或團體之間的武裝衝突，會導致一方大幅調降敵方生命的價值。戰爭的目的就是為了打敗敵人，殺死敵人的士兵不僅道德上與社會上是可接受的，還常獲頒獎章且獲得公開讚揚。他們不再把敵人當人看，還會誇大敵人構成的威脅，甚至捏造威脅，以證明戰爭及對應的殺戮是正當的。這種「非人化」的作法，是為了減少對敵人的同理心—越不把對方當人看，我方士兵殺死他們時，我們的罪惡感越少。我方喪失的人命理當哀悼，敵方喪生的公民、更遑論敵方喪生的士兵，大多遭到我方媒體與大眾的忽視。

正當殺人

很少人質疑，那些出於自衛的殺人，在道德上是否站得住腳。正當殺人是指，你的生命面臨迫在眉睫的威脅，促使你殺了人。正當殺人除了自衛以外，也包括殺人可以防止無辜者受到更大傷害的情況。自古以來，政治人物就常拿「自衛」這個論點為戰爭辯護，因為這種論點把戰爭視為在道德上、社會上、法律上可以奪走他人性命的情況。美國歷史就是如此，美國把自己比喻成一個勉為其難上場的戰士，把幾乎所有的國際衝突都描繪成是為了自衛或保護人權而不得不出征。

透過有效的宣傳，把敵人「非人化」，並經常灌輸國家需要自衛的資訊，民族主義的熱情可能迅速變成嗜血的狂熱。美國人團結起來支持美墨戰爭（一八四六至四八年），高呼戰鬥口號「記住阿拉莫」（Remember the Alamo），對喪生的墨西哥人漠不關心。

美國提出的理由是，美墨兩國的士兵橫跨格蘭河（Rio Grande）發生小規模的衝突後，有必要為了自衛而出戰。墨西哥人對這些事件則是抱持非常不同的看法，他們比較關注格蘭河以北那片土地的歷史，以及美國不斷擴大領土的作法。

把敵人「非人化」

半個世紀後，在媒體不斷散播戰鬥口號「記住緬因號」（Remember the Maine）的鼓動下，美國人支持美西戰爭（一八九八年）。緬因號是在哈瓦那港爆炸後沉沒的美國軍艦。雖然爆炸的原因從來沒有定論，但在報紙與大眾的眼中，數百名美國海軍的喪生需要報復。約兩個月後，美國與西班牙就開戰了。

二次大戰期間，美國散布了大量的文宣，把日本人描繪成充滿獸性的野蠻人，加以「非人化」。與此同時，這種宣傳的目的也是為了對美國人灌輸恐懼，向國人傳達敵人很強大，需要打敗。這種把日本人描繪成「對美國構成死亡威脅的次等人」的形象，不僅為殲滅日本士兵提供了道德掩護，也為美國轟炸東京期間以及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時所造成的平民傷亡提供了道德掩護。

※本文擷取自《人命如何定價：從法律、商業、保險、醫療、政策、生育等切面，探究社會為人命貼上價格標籤的迷思、缺陷與不正義》，臉譜出版。

作者簡介

霍華德．史蒂文．弗里德曼Howard Steven Friedman
霍華德．史蒂文．弗里德曼是頂尖的統計學家與衛生經濟學家，是資料科學及成本效益分析應用的專家，目前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弗里德曼因在聯合國許多重要項目中擔任首席統計模型專家以及在統計、數據科學和衛生經濟學領域的廣泛出版物而廣為人知，前一本著作《國家的測量》（The Measure of a Nation）探討美國與世界各國的競爭力比較，也被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譽為是二〇一二年年度最佳作品。

譯者簡介

洪慧芳
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畢業，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管理碩士，曾任職於西門子電訊及花旗銀行，現為專職譯者，從事書籍、雜誌、電腦與遊戲軟體的翻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