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的那個中國

隔天一早，太陽才剛攀上地平線，我們就在迷糊之中被路程的顛簸搖醒。

拿出手機打開地圖，發現巴士居然才剛剛進入巴拉圭沒多久。柏油路面上的窪洞太多，巴士只能以低於三十公里的時速前進。路旁散落著零星的矮灌木叢，乾癟癟的青綠色，一點生機也沒有，真的是綠色地獄啊。幾個小時後，車廂裡愈來愈悶熱，就算打開窗戶，灌進來的也只有炙燒的熱風。陽光透射下，只剩下如山嵐雲霧般噴進車廂的沙塵能在視覺上帶來些許涼意。就在我們擠在狹窄的座位上被熱到幾近彌留之際，巴士終於抵達了巴拉圭的邊檢站。

過海關檢查行李時，穿著汗衫的軍人瞥了一眼我泛著慘綠的護照，挑眉問說：「China de Taiwan?（臺灣的那個中國？）」我一邊連忙把隨身的細軟家當翻出來給他看，一邊覺得好像有哪裡怪怪。等等，臺灣的那個中國？

「我知道你們不是「紅色的中國」（China Roja），他們不是巴拉圭的好朋友。」說完，他彎腰下去翻攪我的背包，虛應故事。

和臺灣人經常抗拒的「中國的臺灣」這個稱呼相比，「臺灣的那個中國」恰好顛倒了過來。在巴拉圭，「中華民國」才是真正被承認的中國，也就是說，臺灣人所代表的「中國」，才是合法的中國政權。但就算如此，一般人日常言談中如果講到沒有前綴詞的「中國」，指的依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有「臺灣的那個中國」才是臺灣。所謂「一中各表」的政治話術，竟然是在承認中華民國的巴拉圭，反而更顯得自欺欺人。

不過這大概也可以歸為某種對蹠點式的魔力吧。對蹠點的英文是「Antipodes」，由兩個希臘字組成：倒反（Anti）以及雙腳（Pous），既具象又可愛.分別站在地球兩端的兩個人，在地球上的確是相互顛倒，以腳掌對著彼此呀。於是在巴拉圭我們顛倒著看這個世界，甚至連「中國的臺灣」，都變成了「臺灣的中國」。

不耐煩的軍人其實並不在意我們的國籍。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巴拉圭的無人之境磕磕巴巴了五個小時之後，我們終於成功入境巴拉圭了。

費拉德費亞的門諾派教徒

巴士轉進筆直的九號公路後總算迎來坦途。我們在通往費拉德費亞（Filadelfia）的岔路口下車，踏上堅實的柏油路面，簡直宛如重獲新生。特地半途下車、沒有跟著巴士直接坐到終點，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實在再也受不了沒空調的車廂，一方面也是聽說費拉德費亞所在的費恩海姆（Fernheim）拓墾區，居住著南美最大的門諾教德語社群。在這個綠色地獄裡，住著一群講德語的移民後代？光想像就覺得有趣。

門諾教派一般被視為「再浸派」（Anabaptism），他們相信只有在信徒有意識、自願的情況下受洗，洗禮才有效力，所以剛出生就受洗的嬰兒，必須在長大之後再次受洗，才能成為真正的基督徒。受到天主教和其他新教教派的打壓，這些門諾教徒從十六世紀開始，便從今日的荷蘭一路向東遷徙，又在十八世紀末移居到當時的俄羅斯帝國境內。一九二.年代蘇聯成立之後，手上握有大片土地的門諾教徒成為階級敵人，只好再次踏上流離之路；其中一些人，最後就在巴拉圭的綠色地獄落腳。

和我們一起下車的，還有一位綁著辮子的金髮女孩，不論面孔和髮色，都不像我們一路上看見的巴拉圭人或玻利維亞人。我們在路口一邊查看地圖，一邊偷聽金髮女孩和來接她的家人說話，他們的對話果然夾雜德語。我鼓起勇氣和他們攀談，委婉表明想搭他們的便車前往費拉德費亞，好在他們的熱情完全是南美洲式的，沒有繼承刻板印象中德語區的淡薄人情。

上了車後，女孩和我們自我介紹，她的名字是萊歐妮，和她父親一起去接她的，還有她的未婚夫馬央。馬央的皮膚黝黑、眼神深邃，是巴拉圭瓜拉尼人和西班牙人的混血後裔，笑起來帶點東方人的靦腆。我們擠在貨卡的後座，不消十分鐘，就直直闖入費拉德費亞這個日耳曼式的南美核心腹地。

真的是核心腹地。谷歌地圖裡，GPS把我們的行蹤投射成一個藍色的點；滑動指尖、縮小比例尺，我們的藍點在地圖裡，看上去就像整個南美大陸的肚臍眼。

進入小鎮的中心後，車子行駛在方方正正的街廓裡，馬路平坦得簡直不像是在巴拉圭。我們最後在「佛羅里達大飯店」的中庭裡停車。萊歐妮一家人堅決要陪我們一起進旅館，確定我們有地方過夜了，才能放心和我們道別。

嚴格說來，費拉德費亞沒有什麼觀光景點，只有個小巧可愛的拓墾博物館，是由開墾初期遺留至今的木造房屋改裝而成的。也許拓荒開墾的人總是質樸的莊稼人，又或者忙著生存的人本就無暇顧及門面，博物館的木屋樓高兩層，沒有多餘裝飾，而連通兩層樓之間的木梯，就大方地掛在木屋的正立面上，是完全功能導向的設計。

拓墾博物館裡也沒有多媒體互動展示裝置，只有牆上掛著的黑白照片、文件，和玻璃櫃裡的各種日常物件。總之，就是用很平實的語氣、一五一十娓娓道來的方式說故事。

我們後來一致認為，其中最讓我們動容的一件展品，是一件毫不起眼的呢毛大衣。隔著玻璃，我們想像那件大衣毛茸茸的質地，也想像它的主人當年從寒凍的俄羅斯啟程時，甚至不知道自己將要前去的地方是一個熱帶原野，於是仍把大衣塞進了行李，來了之後才發現完全派不上用場。流離總難免是荒謬的，而這件呢毛大衣，則讓流離的荒謬一覽無遺。

我一直都喜歡博物館，甚至曾幻想要將自己的房間布置成一個微型博物館，這樣就能成天都住在博物館裡。把同一主題的收藏品，累積到那樣的數量，然後精心擺放、每天龜毛地微調展品位置，那種近乎癡迷而強烈的偏執令我著迷。我們曾在阿根廷南部一個荒涼的石油小鎮上遇過另一個可愛的小博物館，裡頭的展覽論述與布展裝修，全都由一個身兼藝術家和研究員的策展人包辦。她在歐洲工作大半輩子之後，回到故鄉操持這個博物館，並且天天在現場為來客導覽。當時我們覺得，與其說我們去的是博物館，不如說是走進策展人的小房間一般，在接受主人悉心招待。那個博物館，像是她親手製作、細心包裝的禮物一樣，要送給自己深切愛著的家鄉。而在費拉德費亞，四處離散的門諾教徒，同樣也有一群認真操持博物館的後代，在綠色地獄貧瘠的土壤上，持續灌澆集體記憶。

離開二樓的展間時，我們在博物館辦公室門外遇上館員阿加莎。她就是在這個博物館裡維繫記憶的澆水工。

阿加莎的曾祖父母是克里米亞的門諾教徒，一九.八年被送往西伯利亞，又在一九二零年代途經中國的哈爾濱，最後才在一九三二年來到巴拉圭。出於低地日耳曼的血統淵源，今日德國政府會固定派人前來巴拉圭支教，偶爾也遴選學生過去德國受訓。他的丈夫曾是獲選培訓的其中一人，所以阿加莎也跟著在德國住過兩年。我們問她在德國時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感受，她想了一下笑說，剛到德國的時候覺得很驚奇，因為「那裡街上的所有人，居然都說我們在家裡才會說的語言」。

在由移民組成的巴拉圭社會，成功的拓墾故事，並不是門諾教徒的專利。阿加莎指著地圖和我們說，如果我們往東部走，也會看到許多日本人的移墾社區，他們來得甚至比門諾教徒早，而且同樣善於以合作社方式經營農場。據說，巴拉圭以前少有蔬菜供應，一直要到日本人來以後，市場上才開始出現生鮮蔬菜。直到今日，門諾教徒供應酪農品，日本人供應蔬菜，分工界線依舊分明。

下午，我們傳訊息告訴萊歐妮我們要離開了，沒想到她聞訊之後，馬上帶著未婚夫前來旅館，鄭重地和我們道別。後來我們在臉書上看到他們結婚的照片；又隔沒多久，他們頭髮鬈鬈的孩子也在我們的臉書上出世。很多時候，我們在旅途上認識的許多人真的都只是萍水相逢，道別後可能永遠不會再見，但臉書卻延展了這些萍水相逢，讓他們在貼文留言和藍色拇指之間，偶爾闖進我們回歸日常後的生活，而不再只能被回望遙念。

巴拉圭的蔣介石

相較於不用一個下午就能走透透的費拉德費亞，巴拉圭的首都亞松森（Asuncion）簡直大得無邊無際，像一顆活著的腫瘤一樣，還在不斷吞噬周遭的森林。這是個和臺北有點神似的城市。巷弄間，有用擴音喇叭招攬生意的摩托拼裝車，叫賣的腔調和我們熟悉的「修理紗窗、紗門、換玻璃」非常類似；馬路旁，則有許多年久失修的殖民建築，低矮的違章建築也和國家的權力中樞與政府機關比鄰而立。一九七.年代，許多來自臺日韓的移民又為這個南美魔幻大陸上的城市增添了些許亞洲風味。

剛到亞松森，我們就注意到地圖上有條路的名字是「Chiang Kai Shek」（蔣介石），若要親切一點，大概可以翻為「中正路」。作為「自由中國」在南美洲唯一的堅定盟友，巴拉圭有條紀念盟友領袖的馬路似乎再自然不過，但對我而言，去看一個在臺灣已被重新定位的名字落在異國的街道上仍然非常吸引人。

我從鬧區出發，頂著盛夏烈日走了兩公里半、穿過幾個蕭條的街區，才終於抵達那裡。蔣介石大道筆直寬敞，路中央還有帶狀的小公園，整條道路以四十五度角格格不入地斜穿過工整的道路網，因此每個街口總是複雜多向的交叉。這裡不是引人注目的街區，大門緊閉的住宅全都無關緊要地堆在路邊，好像隨時可以被午後的熱浪融化掉，也不會有人注意到似的。

出乎我意料的是，蔣介石大道的起點居然真的有一個所有臺灣人都再熟悉不過的挺拔身影。站在蔣公腳下，我看著碩大的銅像被烈日投影在巴拉圭塵土飛揚的街道上，幾乎要以為這裡其實是臺灣的某個校園，或是哪個小鎮裡道路交匯處的圓環。

這條大道和銅像，是在一九八六年落戶亞松森的。為了紀念蔣介石一百年冥誕，當年同樣堅定反共的巴拉圭總統阿爾弗雷多.史托斯納爾（Alfredo Stroessner）下令將這條街用蔣介石的名字命名，而臺灣這邊則負責出資在路中央設立中式的帶狀公園。傳聞史托斯納爾和蔣介石私下的交情也很不錯，蔣介石去世後沒多久，史托斯納爾甚至還親抵臺灣謁陵。

和世界上大多數紀念物的下場一樣，蔣公銅像在這裡似乎早已無意識地融進街景之中。除了銅像，帶狀公園裡還有中式的涼亭、座椅、街燈，上頭標注著「由中華民國政府捐贈」的字樣，用中華風支撐著以蔣公為首的紀念功能。

蔣公銅像在這裡的格格不入，馬上讓我想起我們才剛剛離開的費拉德費亞。但在費拉德費亞，維繫記憶、並持續繁榮的是一群活生生的人，他們榮辱與共，透過生活將文化的根扎在異地的土壤裡。然而在蔣介石大道上營造飛地的，卻是一個不太有人認識的外國人。安置那尊銅像，甚至不用地基。

公園裡，有個坐著乘涼的中年男人，饒富興味地看我拍照，並且問我從哪裡來？

「臺灣。」

他搔了搔頭，大概是有點苦惱，不太確定這個地名可以怎麼繼續話題，「那個銅像呢？你來看他？他是哪裡人？韓國人？中國人？」

我頓了一下，想想這問題牽涉的複雜性，以當時的氣溫來看可能足以導致我們兩人一起在路邊中暑。所以我決定簡單地說：「不，他也來自臺灣。」無論如何，銅像來自臺灣，這個大概錯不了。

一如費拉德費亞的門諾教派移民飛地，蔣介石大道的超現實也是鑲嵌在日常的對比與錯置之中.再普通不過的中式建築，對比再普通不過的巴拉圭民居地景。由此，如果想體驗這裡的荒誕，最好的方法（也是最尋常的方法）便是從一片巴拉圭式的都市紋理中，就這樣一頭撞進「臺灣的那個中國」。

最後我帶著微微興奮，在蔣介石大道上來回走了兩遍，不只驚異於臺灣的中正路和蔣公銅像竟繞了半個地球橫空而至，也驚異於這個再尋常不過的巴拉圭街道，僅僅因為命名、銅像以及平行輸入的集體記憶就能成為某種奇觀，並且只有臺灣人（或中國人）可以意會。

※本文擷取自《搭便車不是一件隨機的事：公路上3萬5千6百公里的追尋，在國與界之間探索世界》，聯經出版。

作者簡介

李易安

　　端傳媒記者，用移動做田野，以田野為生活，為田野而移動。怕鬼，但喜歡逛墓園；喜歡旅行，也喜歡紀錄，文章散見《端傳媒》、轉角國際、Matters；第13屆雲門舞集流浪者計畫獲選者，曾入圍亞洲出版協會（SOPA）卓越新聞獎。兼職翻譯，譯有《歐亞帝國的邊境：衝突、融合與崩潰，16-20世紀大國興亡的關鍵》、《啟蒙運動》等書。

　　《搭便車不是一件隨機的事》，是他出版的第一本個人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