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重精神疾病對於人的最大傷害，或許就是造成罹患疾病之人，無法認識到自己的疾病，不惟造成自身痛苦，家人受難，甚至於傷害無辜他人。也正由於缺乏病識感無法自願就醫，常不得已須以國家強制手段介入，使其接受醫療；但是，強制力之外，更需要全社會各種體系的介入。

所謂社會安全網，除了控制、監督之外，更不可或缺的是支持和照顧。所以精神醫療的社區照顧，只是其中一環；長效針劑，也只是針對部分特定藥物有效，並且可以施打針劑的社區病人；司法精神醫院或病房，更只是針對犯罪審判定讞後（通常必須歷經多年），裁定監護處分或其他治療處分的少數精神疾病犯罪者。更多資源應該投入在病人與家屬的早期協助，衛政、警政、社政與勞政的協力，甚至對於已經被龐大公共衛生、酒藥癮醫療及自殺防治業務，壓制地難以喘息的精神醫療與心理衛生體系，要思索更多的資源投入與人力結構改造。社會安全網，既然稱為網絡，就應該是所有相關者積極合作的協力大網，如果僅剩下精神醫療單打獨鬥，可以保證這樣的社會安全網，只是個虛耗之網、無用之網。

另一方面，犯罪行為，也是多重成因之下，眾人不樂見的結果。我們不會責難某犯罪者的特殊職業或特殊身分，但卻淪落美國前總統川普的思考模式，屢次把短期內無法理解的犯罪行為，歸因於精神疾病。宛如只要有精神疾病，其他已有充足科學證據廣為人知的犯罪成因，都可以拋諸腦後、不加審視，鐵口直斷是精神疾病所造成。遺憾地是，權責有司單位，衛生福利部、法務部及司法院，也是如此的思考模式，不思呼籲大眾與媒體，應該靜待更詳細的調查，更平衡的觀點，而急忙地端出一道道速食解方。請問，這與獵巫式的民粹疫調，急著找出戰犯，又何不同？不假思索歸咎於精神疾病，不正是汙名化精神疾病，讓精神疾病病人及家屬抗拒治療、抗拒協助的最主要原因？

於是充當萬靈丹或免洗筷的司法精神醫院或病房，又再度出現，似乎一切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都在於此。殊不知，所有疾病都在於早期診斷與早期治療，慢性疾病更需要持續治療。如同防疫，如果一切努力都在建立專責負壓病房、治療重症，對於Covid-19的防治怎可能有任何成效？精神疾病犯罪者確實是少數，但是在犯罪發現階段，例如偵查與審判過程，就應該積極投入治療人力，強化看守所等矯治單位之精神醫療，讓精神疾病犯罪者盡早獲得治療，並且銜接社會安全網絡。絕不是等待審判定讞，已成痼疾沉苛，才用緩不濟急的監護處分，轉送到司法精神醫院，這時已經失去疾病治療的黃金期，回歸社會更為遙遙無期。

精神科醫師固然有其社會安全之責任，但是，身為醫師之一員，倫理誡命即是，病人的利益是我輩的首要顧念。作為精神醫療社群的一分子，更應該竭力排除精神疾病病人就醫的任何障礙。固然逆耳，但是筆者不得不大聲吶喊：當社會無法接納精神疾病病人及其家屬，政府亦把精神疾病病人犯罪問題，全數歸究於精神疾病本身，而無視犯罪的其他可能性，更對於可以協力介入和支持病人穩定就醫融入社會的各種可能，缺乏整合性規劃與努力。那麼，司法精神醫院，將著實成為精神疾病犯罪者以及其他不被社會接納者的最後歸途，成為21世紀公設龍發堂，更讓戰後發展70年的台灣精神醫療蕩然無存。如此一來，我們與二戰時期，將精神疾病病人集中收容，安樂死後焚化的納粹政權，所差為何？進步又在哪裡？

※作者為精神科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