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紀念堂蔣介石銅像移除問題，在各方討論之下，主張移除者逐漸壟斷「反蔣派」；反對移除者則被歸類為「崇蔣派」或「畏蔣派」，在簡化思考下，引發的對立恐怕壓縮了其他可能，多一點說明也許有助溝通。

值得進一步討論的觀點很多，重點之一，應與符號的社會功能有關。中正紀念堂銅像與堂體、軸線，共同構成一組有別於其他單獨銅像的符號，其規模、建築與園區配置，很容易引發特別的感受，但這種感受的社會作用，應該有其社會和歷史脈絡。如何理解這點，對這一組佔據城市中心的符號進行轉型正義？也許可以從思考下列幾個問題開始。

威權符號如何發揮作用？符號是一種象徵，以造像（image）取得和代表物之間的關係，中正紀念堂銅像代表蔣介石，在偌大園區裡，以配合的空間尺度和視覺共構了崇高感，表現了權力的絕對性。這種崇高感主要是參觀者能夠感受到威權者巨大力量，以及個人的渺小。物質性空間生產的這種感受，在戒嚴時代，配合著教育體系、政治制度、監控系統與文化意識形態等，進一步轉化成對蔣的崇拜與信仰，支持了蔣氏政權為中心的威權體制。因此，符號產生的崇高感是一種原始材料（raw material），必須在特定社會脈絡與土壤中，才能進行馴服工作，發揮支持威權的作用。

符號的作用不會改變嗎？中正紀念堂歷經戒嚴到解嚴後超過30年，期間民主化浪潮一波波衝擊廣場、軸線以及銅像。蔣氏政權下台、各地銅像撤除、政黨多次輪替、各種大小型政治運動、社運與環運，還有數次潑漆運動等，在此脈絡下，物質性空間雖然沒有改變，軸線、堂體、銅像依舊，登高後依然可以感受到這組符號帶來的崇高感與巨大力量，但這種感受，是否仍如舊時，還能馴服參觀民眾服膺於威權體制？大概不需觀眾問卷，就可以發現，當所處社會已經不同，符號的土壤已經更換，當代觀眾感受到的崇高感，已經很難兌換為對蔣氏政權的信仰與支持，換來的可能大部分是異於日常生活的觀光愉悅與驚異（wonder），成為一種啟發好奇的文化性材料。

所以，拆除銅像是執行轉型正義唯一選項嗎？如果這組符號已經沒有支持威權的作用，那麼將其移除目的何在？我們可不可以仍保有符號的崇高感，讓民眾感受到曾經的威權者擁有的巨大力量，啟發其好奇心，然後利用展示和空間布局，讓觀看者對台灣民主進程的艱辛有更深刻體會，並能對當代政治進行省思？若能透過銅像與堂體樓下展示空間的聯繫，提供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過程的展示資訊，讓民眾看到巨大銅像符號的驚異之餘，能進一步省思民主與威權的對照。亦即透過展示方法，重新脈絡化崇高感這一種原始材料，引發民眾理解台灣民主的動機與促進彼此理解，這不是追求民主者該有的共識嗎？

人類過去看到山崩地裂和打雷等自然力量感到畏懼，因此會崇拜自然、產生信仰；但在科學時代，我們逐漸能夠認識並防範自然災難，所以雖然我們依然感受到巨大力量，但已逐漸克服了恐懼，很少因此產生崇拜與信仰。同樣的，中正紀念堂所在土壤已經不同，歷經四十年民主化努力後的台灣，這些符號應該很難繼續產生崇拜與信仰，除非我們執意回到過去戒嚴時期來看符號，但這不僅忽視現狀，也可能缺乏對台灣人民主成果的信心。

※作者為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展示研究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