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九〇年代時，耶魯大學（Yale）教授史考特（James Scott)曾提筆將一個難題寫成書：為什麼國家總厭惡人民四處移動？遊牧民族、吉普賽人（gypsie）、愛爾蘭遊人（Irish Traveller）、貝都因人（Bedouin）、遊民、無家可歸者、逃亡奴隸等等，總是被「國家視為一根心頭刺」，國家企圖釘住這根刺但未必成功。隨著史考特的書寫進行，他意識到自己應該還要寫另一段故事，關於國家一開始是怎樣把人民釘住的。

國家必須創造有身份的公民

史考特發現：「現代之前的國家在很多重要層面上，可以說是半瞎的。國家對於自己的子民以及人民的財富、地產、產量、所在地、身份等所知甚少。」用史考特的話來說，在瑪麗亞．特蕾莎的時代，十八世紀的歐洲國家「主要是部抽取的機械」。君主對於要如何從王國內榨取更多稅收與貿易，愈來愈駕輕就熟，但是，史考特寫道，「當王侯宣稱專制統治時，有些事卻頗為諷刺」，因為他們幾乎無法控制地方層級，或如史考特的說法，君主「在社會工程尚難以推動更加有利的實驗措施。若要讓君主日漸壯壯的野心能徹底落實，他們需要非常強大的自負、一部可執行所需任務的國家機器、以及一個可以駕馭的社會」。

若要駕馭一個社會，他們首先必須知道社會裡有哪些人。史考特表示：「國家必須創造有身份的公民，它必須創造有名字的公民資訊以及相符的地址，並登記在地籍資料上。」在早期現代的歐洲，「國家塑造」一事需要「易於了解」的社會，國家要做任何事情之前，它必須先了解自己。史考特說：「而在這個讓社會易於了解的過程中，國家徹底改變了自身。」

姓氏是國家力量的延伸

舉例而論，在十四世紀之前多數歐洲人並沒有永久的姓氏（而中國秦朝竟然在西元前四世紀時就已為了「收稅、勞役、徵兵」而要求人民有姓氏）。根據史考特的敘述，歐洲人只有名字，若還需要額外的補充，他們就會加上自己的職業，例如磨坊人米勒（Miller）、麵包師貝克（Baker）、打鐵匠史密斯（Smith）；或者加上自己居住的地方，例如住山丘的希爾（Hill）、住溪邊的布魯克（Brook）；又或者加上父親的名字或氏族的名稱（例如Johnson、Richardson）。

然而，這些姓名並非有系統地往下流傳。你只靠名字是找不到人的，例如在一七〇〇年代的英格蘭，百分之九十的男性都使用以下這八個名字：約翰（John）、愛德華（Edward）、威廉（William）、亨利（Henry）、查理（Charles）、詹姆斯（James）、理查（Richard）、羅伯特（Robert）。對於外來的警察或收稅官而言，這種名字哪有什麼意義？當地人或許知道要怎麼找到「威廉之子亨利」，但他們也可能不跟你說，由此統治者要求人們必須永久採用姓氏，這是國家力量進一步延伸的徵兆。

追蹤子民的方法

房舍編號乃是這個龐大現代計畫中的一部份。我們現在已知古羅馬人沒有街道名稱或門牌號碼，但他們還是多少可以找到路；或許，羅馬當局並不亟需地址系統，因為他們並不亟需找到某個特定公民。首先，羅馬政府不是中央集權的，這表示地方官員或許知道所有他們應該知道的人；更根本的是，羅馬的國家體制並不牽涉現代政府所從事的那些公民生活建設，例如羅馬人沒有公立學校。

中世紀的歐洲國家也沒有追蹤子民的確切方法。歷史學家斯梅爾（Daniel Lord Smail）研究馬賽（Marseilles）的公證文獻多年，他從一四〇七年的犯罪受罰者檔案中找出一些例子：

伊沙貝拉，一個墮落的女人

希莫內（製衣匠）

阿根廷娜，希莫內的妻子

皮卡德羅

約翰．勒．布斯，馬賽的麵包師

然而，經歷五百年之後，一九〇七年的紀錄看起來則像是這樣：

姓塞尼，名亞涅．賽列因．約瑟芬，三十二歲，教師，出生於奧德省的侯克福，居住在馬賽的聖吉勒街十號

姓卡斯特洛提，名約瑟．路易 十八歲，海員，出生於科西嘉島的巴斯提亞，居住於馬賽的費吉埃．德．卡西斯街八號

姓培宏，名貝特．珍娜．亞賓．約瑟芬 二十八歲，出生於隆河口省的馬賽，住在馬賽的博哈多大道六十八號

身份與居住地相連

斯梅爾在其精妙的著作《想像的地圖學》（Imaginary Cartographies）當中寫道：「一四〇七年時並無固定格式範本，若我們得知約翰．勒．布斯是個麵包師，肯定是因為他如此告知負責記錄的官員。相反地，一九〇七年時已有預先印好的表格：姓名、職業、出生地，以及——本書最關心的——地址或居住地。」十五世紀馬賽的公證檔案，不過是在想辦法描述人們的身份，斯梅爾的結論是：「地址之利用、身份與居住地相連的做法，乃是現代的情況。」

國家在自我塑造之前，必須了解自身的社會、辨認其人民。在房屋編號推行之前，昏暗閉密的房舍、沒有繪製地圖的街道使人口得以隱匿。若要看書，我們要讀的是字；若要看城市，我們要讀的是街道名稱與門牌號碼。在政府還沒確定房舍地址前，他們它對人民的身份是盲目無知的，是房舍編號幫政府開了眼。

但當國家終於睜開雙眼，那時會發生什麼事呢？

警察烏托邦

十八世紀的巴黎，一位法國警官紀堯特（Jacques François Guillauté）著手記述他理想中的警察烏托邦。紀堯特在那本內容豐富、插圖豪華的《法國警務改革簡論》（Mémoire sur la réformation de la police de France）當中，提出一個激進的計畫，也就是如何密切追蹤每位巴黎市民，其內容包括對城中所有男人、女人、小孩進行詳細資料登錄。卷宗將存放在一種可以旋轉的機械式檔案櫃中，櫃子周長三十六英尺，底下裝有巨大的輪子，其不只能儲藏檔案，還能讓職員快速取得資訊；哲學家薩瑪友（Grégoire Chamayou）表示，你可以想像一架巨大的「羅樂德斯」（Rolodex） 註更多羅德樂斯一詞混合了rolling（旋轉）和index（卡片索引），是1950年代發明的一種旋轉名片、文件架。 。這個薩瑪友稱為「資料櫃」（Paperholder）的設備，得靠腳踏板來操作，當整座城市的人口資料要儲存在一間禮堂大的房間裡，它可以讓作業變得比較容易。這真的可以說是所謂的「大數據」。

但是該計畫的實踐，需要對巴黎進行徹底的重新思考，當時的巴黎可是人口旺盛，尤其擠在巷弄蜿蜒的貧民區。所以，羅樂德斯若要發揮效用，每張卡片上怎麼可能沒有編號？於是，紀堯特計畫將巴黎分成幾個編號的「區」（quartier），移除重複的路名，要求街道名稱必須刻在石匾上並安置在顯眼的位置。每條街道、每間房屋、每座樓梯井、每層樓、每間公寓，甚至每匹馬，都必須加以編號。

※本文擷取自《門牌下的真相：地址，能告訴你什麼？一場橫跨身分、種族、貧富和權力的反思》，臺灣商務出版。

作者簡介

迪兒德芮．麥斯葛（Deirdre Mask）

來自北卡羅萊納州，以最優等的成績畢業於哈佛學院，後來回到哈佛大學法學院擔任《哈佛法律評論》（Harvard Law Review）的編輯，並在國立愛爾蘭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完成寫作的碩士課程。她曾先後任教於哈佛大學和倫敦政經學院，並於《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衛報》（The Guradian）發表文章。現在與丈夫和女兒們一起住在倫敦。

譯者簡介

韓翔中

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歷史所碩士；臺灣大學哲學所博士生。譯作有《英倫視野下的歐洲史》、《榮格論心理學與宗教》、《數位時代的人權思辨》、《知識大百科》、《城牆》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