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犯罪故事從哪裡開始講，可能決定故事的善惡判斷。就像老師看到小明打小華，但究竟誰先動手，小明是打人的惡霸，還是受到霸凌所以不得不還手的硬氣好孩子？那就要看打人之前發生了什麼事。在林于如與王麗芳兩案裡，法院對於「家暴作為殺夫動機」這件事情，一個顯得漠不關心、另一個顯得吹毛求疵。結果林于如的犯罪故事起點是：「她嗜賭又需要錢，所以殺了先生好領保險理賠。」王麗芳的犯罪故事起點是：「她嫁來台灣，然後得了精神疾病，很多爭吵，於是殺人。」

「家暴」是權力關係失衡的病徵

「家暴」是權力關係失衡的一個病徵，但不是唯一的；在女性殺人犯的判決裡，經常可以看到行兇者在家庭關係裡居於低下的地位，並且好像稍一不慎就會被踢出家門。

王麗芳的草屯療養院鑑定已經提到先生會趕她出門。王麗芳殺人那天，法院認定的情狀是：王麗芳的公公看見兒子衝進房間求救，全身是血，「追躡而來之王麗芳手上仍持有水果刀」。在這緊急狀態，王麗芳的公公的反應是「隨即喝令王麗芳跪下，命王麗芳交出水果刀」，而王麗芳的反應是立刻順服，結束了這一起兇殺事件。一葉知秋，他們平日的互動關係裡，公公應該是有絕對的威嚴，而王麗芳或許也不是第一次跪下。

王麗芳的地位低下可能不只一個原因，但種族歧視是一個明顯可見的原因。草屯療養院的鑑定書這樣說她：「綜觀被告的生長歷程可以發現，被告的思考表淺、在進行複雜的思考或推論因果關係上有困難、道德標準偏低、容易受到物質的誘惑並以此作為行為的依據，這些性格特質可能與其過去的文化背景、社會風氣有關，並對本案的犯案動機產生一定程度之影響」；意思是說王麗芳的問題是印尼種下的因。

純粹就是台灣人歧視印尼人

其實許多針對犯罪者的心理衡鑑都會用到類似的形容，例如謝依涵的鑑定也說她的行為易受情緒影響、不易理性思考，而她的犯罪情狀也可以說是「容易受到物質誘惑」，但沒有人會將謝依涵的犯罪歸因於（台灣的）「文化背景、社會風氣」。王麗芳的鑑定這樣說，並不是因為有什麼實證資料顯示印尼文化「思考表淺」，或印尼社會就比較「容易受到物質誘惑」；純粹就是台灣人歧視印尼人而已。

王麗芳的判決裡引用了被害人家屬的陳述：「被害人吳○峰為被告之前夫，關心照顧被告生活、工作，被害人之家人亦對被告多所照料，被告不知感激，把小事、摩擦無限放大，甚而戕害前夫、女兒兩人生命，簡直人神共憤。」王麗芳的夫家認為她應當「感激」，可見王麗芳在那裡確實是被當作一個低下的人。這個台灣印尼聯姻似乎不是一個平等的婚姻，因為台灣這一邊自認是施恩者。

張芳馨也是一個家庭位置不穩的兇殺案。她結婚後住進夫家，與先生、婆婆、小姑同住一間公寓。張芳馨生了兩個小孩，但房子並沒有變大，張芳馨夫妻與小孩四人合住一間房間。婆婆過世以後，那間房子由小姑繼承，所以張芳馨變成住在小姑家了。張芳馨希望空出來的大房間可以由他們使用，但是小姑不同意，於是那裡變成儲藏間，張芳馨一家四人還是擠在一個小房間裡。

如果只看張芳馨的判決，應該無法理解那些生活上的小摩擦（開冰箱太大聲？），為什麼會弄到姑嫂關係惡劣。判決沒有把「小姑是屋主」這件事情寫出來，表示法院沒有把張芳馨「寄人籬下」的現實考慮進去，所以不能理解張芳馨在每一件「小事」底下，都有巨大的怨懟在悶燒。然後小姑開始打電話到張芳馨的娘家，叫她的家人來把她帶回去；這不只是羞辱她、讓她在娘家人面前丟臉，也是下逐客令。張芳馨的娘家應該聽得出來，這電話的意思是張芳馨要被休掉了。被逐出家門的危機感，成為張芳馨殺人的導火線。

這幾位女性殺人犯都因為家庭關係的糾結而犯下重罪，林于如、王麗芳、張芳馨都在結婚後與夫家親戚同住，也都在「從夫居」的框架裡居於邊緣劣勢。她們被家庭所定義，但是她們在家裡的位置卻似乎很不穩定，很容易失去。她們三人都生了孩子，但還是有棄婦的擔憂。

※作者為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理事長